宋靄齡在香港斂財萬貫,與弟鬥爭手不軟,終因教子無方葬送港業


「這個世界上令人感興趣的、掠奪成性的居民,昨天在一片緘默的氣氛中辭世了。這是一位在金融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婦女,是世界上少有的靠自己的精明手段斂財的最有錢的婦女,是介紹宋美齡和蔣介石結婚的媒人,是宋家神話的創造者,是使宋家王朝掌權的設計者。」

這句話是1973年10月《紐約時報》對剛辭世的宋靄齡的一句評語。熟悉那段歷史的人都知道,這句評語聽上去誇張,但卻都是事實。

宋靄齡

作為財政部長的夫人,宋藹齡已經習慣了一種追求財富的人生

在香港臨近海灣的沙遜路上,有一座半山公館。這裡氣候宜人,環境幽靜。海風常常從此吹過。公館內的陳設豪華講究,顯示出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和地位。

這裡就是抗戰爆發後,有「中國第一家族掌門人」之稱的宋藹齡在香港的寓居地。

「八一三」淞滬戰事不久,上海淪陷。宋藹齡不得不離開她一直賴以生存的發祥地——中國的財政金融中心——上海,而退居香港。

香港不同於上海灘,在宋藹齡眼裡,香港不僅在歷史背景和地域環境上與大陸不同,更主要的是香港不是她所能控制的勢力範圍。在這個島嶼上,她的號召力與能量遠不能與在上海灘時相提並論。因此,宋藹齡抵香港,既遠離了那震耳欲聾的槍炮聲,同時也遠離了她的權力中心。

香港一方「靜土」,猶如世外桃源,悠閒自在。在此靜心頤養,倒也不失為一種全新的生活。然而以「長袖善舞」而著稱的宋藹齡畢竟是個耐不住寂寞的人。

作為財政部長的夫人,她已習慣於一種追求財富的人生。因此她並不安心於半山公館裡的幽靜生活,而是把目光緊緊盯住了中央信託局,並使這個機構成為她在香港的「宋氏母子店」。

國民政府中央信託局

中央信託局成立於1935年,是孔祥熙任財政部長時的下屬機構。開辦之初,宋藹齡就想染指。孔祥熙心領神會,在人事安排上煞費苦心。他親自兼任理事長,並調中央銀行副總裁張嘉兼任局長。兩名副局長分別為孔、張親信,而部門經理多是孔係人馬。這樣「釜底抽薪」的做法,使中信局的大小事務深受宋藹齡的幕後指揮。

此後,張嘉與宋藹齡多有衝撞。張惹不起,躲得起,飄然卸任離職。這時,久經江湖磨礪,對人情世故看得很透的葉琢堂取而代之。

葉到任後奉行的方針是掛名不視事,到職不掌印,一切任憑宋藹齡幕後操縱,而他高掛「免戰牌」。

上海淪陷後,中央信託局一部分人員撤往漢口、重慶,而總局卻隨宋藹齡遷往香港。在位於黃金地段的香港滙豐銀行一一二號,中信局租了二十間辦公室。

無論是葉琢堂還是俞鴻鈞,在中信局均屬傀儡,在幕後垂簾的宋藹齡根本不把他們放在眼裡。

面對宋藹齡的頤指氣使,他們二人卻也識趣,不與宋靄齡相爭。但葉、俞畢竟是有身份的人,雖然對宋藹齡恭敬,卻也不會點頭哈腰。

宋藹齡也意識到對他倆不應隨心所欲地吆來喝去。為了更加自如地駕馭中信局,宋藹齡煞費苦心,最後索性讓孔祥熙以中信局理事長的身份,手令其大少爺孔令侃為中信局常務理事,直接掌握業務及用人大權。

孔祥熙

當時,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淪陷後,香港既是許多達官貴人避難的海外孤島,又是重慶國民政府聯繫歐美各國的重要樞紐。特別是國民黨的金融機構紛紛撤往香港,而只在重慶設立分機構。

一時間,香港幾乎成了國民黨經濟、金融、商業和文化中心。正是出於對香港所處位置重要性的考慮,宋藹齡決定將孔令侃從重慶調來香港,以便讓他在遠離重慶的情況下,利用國民黨駐港機構群龍無首的局面獨立工作,藉此製造影響,擴大聲譽。為日後能在政治上進一步躥升積累政治資本。

孔令侃少年得志,自恃是中國第一豪門的闊少爺,走馬上任後便大權獨攬,獨斷專行。

不但中央信託局的大小事務全憑孔令侃圈點裁決,就是中央銀行、交通銀行的駐港業務他也要插手過問。

孔令侃到任後,葉琢堂、俞鴻鈞等均顯得謹小慎微。葉琢堂的中信局長已經名不副實,他幾乎對中信局的諸事不聞不問,只是機械地蓋蓋圖章而已。

對中信局負實際責任的俞鴻鈞也決不自作主張。中信局地地道道成了宋藹齡與孔令侃經營的「母子店」。自然,店主仍然是宋藹齡。

孔令侃

中信局從局長以下幾乎沒有人不知道這個事實。但凡大事、要事,諸如人事安排、經營活動、重大投資等,都必須由宋靄齡在半山公館發號施令,就是孔令侃也不敢自作主張。

1940年,中信局長葉琢堂病逝於美國紐約。雖然多少人對空缺的局長職位垂涎欲滴,私下角逐,但宋藹齡一「婦」當關,局長始終空缺。這樣,宋藹齡便完全控制了中信局。

中信局在宋藹齡的控制下,醜聞接連不斷。特別是1942年發生的中信局運輸處經理林世良的重大走私案,令朝野震動,各派係以此作為攻擊孔氏家族的口實,宋藹齡非常被動。

無奈,孔祥熙只得任命時任財政部政務次長的俞鴻鈞兼中信局局長,才平息眾口微詞。

當時中信局的主要業務是辦理保險、有獎儲蓄、信託、購料、運輸等,這些都是抗戰時期黑幕重重的領域,最終都成了孔家侵吞掠奪國家資財的主要渠道。

中信局還有一項特殊業務,也是它最忙的業務,即為宋藹齡炒匯、炒股。當時美國股票外匯經紀人新豐洋行辦公室就設在中信局所在的滙豐銀行東二樓。宋藹齡利用中信局操縱證券市場,呼風喚,由此給自己帶來了滾滾財源。

宋靄齡掌控著「母子店」,越開越紅火

宋藹齡是個絕對的務實主義者,她認為只有金錢及利益關係才是驅動這個世界旋轉的動力。她的思維方式很簡單,也很直率,即依靠權力去解決一切、攫取一切。

在培養孔令侃從政的計劃中,她同樣依靠這個極簡單又極有效的辦事原則。不斷用權力為孔令侃鋪平通向政壇的道路。而孔令侃朝權在手,部下官員不論資歷多老,見到他這個乳臭未乾的小子都得點頭哈腰。

孔令侃在香港的手越伸越長。他利用當時國內急需補充軍火的機會,通過孔祥熙、宋藹齡向蔣介石申請辦理購買軍火的業務。

戰前,德國是中國主要的軍火供應國。抗戰爆發後,蔣介石受到英美方面的壓力,中德軍火貿易不便公開進行,但常在暗中交易。當時,軍政部兵工署自署長俞大維以下都是留德學生,全部的武器裝備都使用「德國造」。

為了補充德國武器和彈藥配件,兵工署以大陸華行的名義作掩護,在香港設立辦事處。通過中國駐德大使館商務參贊譚伯羽在柏林進行接洽,商定由德國繼續供給中國軍火。中國用土特產出口,償還貸款。但是這項活動,與當時宋子文掌握的通過英美借款購進軍火的中美英三國協議相牴觸,所以蔣介石便將這件事瞞住了宋子文。

在孔祥熙、宋藹齡的疏通下,蔣介石最終直接下手令交給孔令侃辦理。

宋氏全家福,前排右起:宋慶齡、宋子安、宋子文、宋靄齡;後排右起:宋美齡、倪桂珍、宋嘉樹、宋子良

這樣,孔令侃便打著「奉蔣委員長手令辦理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度兵工儲料」事宜的幌子,在中央信託局內成立了一個兵工儲料處,直接辦理土產出口與軍火進口事宜。

因為是宋藹齡在幕後策劃,孔令侃在前台主持,財政部規定要辦的各項公文手續都一概免除,一路綠燈,暢通無阻。

孔令侃在與德國做軍火生意的過程中,攫取了大量橫財。這筆錢財成了宋藹齡、孔令侃「母子店」在香港的重要財源。

嘗到了甜頭的宋藹齡、孔令侃母子倆越發貪得無厭,在彈丸之地的香港,她們貪婪地註視著每一個可能發財的機會。

一旦發現有利可圖的生意,他們便會毫不猶豫地滲透、壟斷。當時德國幾家大商行,急欲在中國的日軍佔領地收購土產和其他物資運往德國,以抵充貸款。

於是,宋藹齡專門設立機構,在內地代德國洋行收購桐油、豬鬃、礦砂、藥材等物資,從中牟利。

因為這些事要避諱英美和日本,所以搞得鬼鬼祟祟,神秘莫測。

1939年9月,在德國對波蘭發動「閃擊戰」的前幾天,駐香港的德國洋行突然撤離香港。

當時歐洲戰事已處於一觸即發之勢。德國洋行的緊急撤離,極有可能是大戰的前兆。

為此,宋藹齡立即指示帳房趙季言等人傾巢出動,挪用國家外匯資金,大肆收購美國軍火廠商的股票。

果然,數日之後,德軍入侵波蘭,世界大戰由此引發。美國軍火商的股票隨之狂漲。宋藹齡很愜意地賺了一筆。

宋子文

在孔、宋利益發生矛盾時,宋靄齡面臨兩難選擇,但最終倒向了孔營

正當宋藹齡、孔令侃在香港不遺餘力聚財斂富時,宋家另一位重要人物——長子宋子文亦抵達香港。

宋子文與孔祥熙為爭奪國民政府財政金融大權的矛盾由來已久,而且非常尖銳。

隨著宋子文來到香港,孔、宋之爭的戰場也就一併延伸到了香港。香港隨即燃起了分別以宋子文和宋藹齡為代表的在金融、財政領域爭權奪利的戰火。

宋藹齡與宋子文有手足之情,本不應該自相爭鬥。況且,宋藹齡長期以來以宋氏家族掌門人自尊,在孔、宋之間身兼兩邊,左右逢源,起緩衝作用。

但到了30年代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一方面,宋子文作為宋家長子,又是南京政府重臣,早已頭角崢嶸,野心勃勃,不再甘受宋藹齡節制;另一方面,孔祥熙已取代宋子文登上財政總管高位。

孔令侃長大成人後,也想在金融領域佔一席之地,由此侵占了被宋子文視為自己開拓的「自留地」,摩擦自然不可避免。

在孔宋利益發生矛盾的時候,宋藹齡面臨兩難選擇。但她最終還是站到了孔家陣營。於是,在宋氏姐弟之間先是發生齟齬,進而勢同水火。

蔣、宋、孔三家族合影,後排左起:宋子文、蔣介石、孔祥熙;前排左起:宋美齡、宋母、宋靄齡

然而,為了顧全宋氏家族的聲望,宋藹齡從不在任何場合與宋子文公開較量,她始終是在幕後策劃,孔家公開出陣者為孔令侃。

在收購豬鬃出口問題上的「雙包案」,則成為孔、宋兩家之爭的典型。

當時,由宋子文經手向美國借款五千萬美元用於政府支出。之後,宋子文即通過貿易調整委員會所屬有關公司,以及設在紐約的世界貿易公司,低價收購絲、茶、桐油、豬鬃、鎢砂等物資出口到美國,以作抵押。為了保證其間不出意外及防止這些物資的流失,由南京政府命令公佈為統購統銷的出口物資。

即使是財政部直屬的海關與鹽務總局的收入,也被宋子文以維持債務信譽的名義一手壟斷,從中漁利。

如此情況下,宋藹齡與孔令侃幾乎無法插足,不僅撈不到好處,而且外匯渠道也被掐斷。當時外匯收入的主要渠道大多控制在宋子文掌控的中國銀行手中,形成了壟斷。

連孔祥熙控制的中央銀行外匯都十分緊缺,遷至香港的中央信託局就更不用說了。

而沒有外匯,對身處世界金融中心——香港的中央信託局來說則處處受制,無法施展。

面對出口油水源源流入宋子文的腰包,宋藹齡決不甘心。在她的授意下,孔令侃出面打出蔣介石交辦的「二十八年度兵工儲料專案」,把豬鬃出口業務大權擅自劃歸中央信託局統一辦理。

孔令侃當即發電報到重慶,叫財政部明令公佈所有全國範圍內有關各色豬鬃之收購、運銷事宜,由中央信託局派人辦理。

財政部經辦人員明知這事有些蹊蹺,但因涉及孔、宋之隙,誰也不願多惹事,只有照辦。於是糊裡糊塗地搞出了一個豬鬃出口「雙包案」。

孔令侃得到財政部通知後,馬上命令中信局易貨處在桂林、衡陽、柳州、常德、西安、蘭州等地成立易貨處,派出人員,貼出告示,就地掛牌收購豬鬃。

而這些地方原本就有宋子文的復興公司收貨處,雙方均有後台,均有官方背景,你爭我鬥,抬價搶收。

之後,雙方都認為吃虧,必欲擠走對方而後快。這樣便形成孔、宋之間一場不可避免的官司,並且由香港一直鬧到重慶。

豬鬃

孔家打出的王牌仍然是辦理「二十八年度兵工儲料專案」;宋家打出的王牌則是必須確保美國的棉麥借款債信。

這樣的官司,仲裁人自然只有蔣介石。

雖然孔、宋兩家對維護蔣介石的統治,均處於舉足輕重的位置,蔣不好輕易犧牲一方的利益。但雙方的王牌卻分別涉及德國和美國的利益,而在德、美之間權衡利益得失,無疑美國在蔣介石心目中的分量更重,一旦失去了美元支持,對內外交困的蔣介石無疑如斷了命脈。

於是,蔣介石裁定仍以確保美國借款信譽為首要,並當即追問財政部何以會弄出個「雙包案」。

事已如此,孔祥熙只好承擔責任,推說部下辦事馬虎而造成。至於宋藹齡的幕後策劃,孔令侃的蠻幹,他都省略不講了。

中央信託局全面撤軍,豬鬃收購出口仍由復興公司獨家經營。宋子文贏得了這一回合的勝利。然而雙方並未偃旗息鼓,爭鬥硝煙仍在瀰漫……

宋靄齡與孔祥熙

宋靄齡在香港設秘密電台,為她不失時機地賺取錢財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1939年夏,美國政府為了限制中國國外資金轉移,決定凍結中國私人帳戶在美國的存款。當時這一決定由美國駐重慶代表福克斯向孔祥熙秘密傳達。

孔祥熙聞知後,不動聲色,藉口要向蔣介石請示。他隨即利用時間差,啟動私人電台與在香港的宋藹齡聯繫,通告了這一秘密情況。隨後雙方電台為採取對策而頻繁聯繫。

當日下午,宋藹齡在香港半山公館召見親信趙季言,指令他第二天即飛往美國,把孔家在美國的存款全部化名轉移。

趙季言不辱使命,赴美將事情全部辦妥,當然是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

第二天,重慶正式公佈中國私人帳戶在美國被凍結的情況,外匯市場大為波動。有些銀行措手不及,嚴重影響資金周轉。就連上海商業銀行總經理陳光甫也因未及所聞,致其在美存款四百萬美金被凍結。

而孔家則由此全面掌握了中國外匯管理的大權,一些有外匯存款的商業銀行,不得不俯首聽命於他。

當時,孔令侃在香港的秘密電台設在九龍彌敦道財政評論社樓上。這部電台,每天與重慶孔院長官邸秘書處直接聯絡,除了隨時報告香港及國外外匯、金銀、公債證券、美國股票行情以外,也蒐集香港重要人物的生活言行、大小中外報紙消息和黃色新聞。

當時,由數名報務人員譯成專用密碼晝夜拍發這部電台。隨著電波劃破長空,香港宋藹齡的「母子店」與重慶孔院長官邸被連接在一起。

抗日戰爭時期的老式電台

然而,好景不長,正是這部電台給孔令侃帶來天降之禍。

當時國內機構被允許在港設立電台的僅有三家,即:代表國民黨財政當局的中央銀行,其電台設在羅湖深圳邊界;軍統所轄西南運輸處,因其與英國情報機關有直接聯繫,故其電台被允許設在香港西環海島上;其他一些機關、銀行與國內電報聯繫,則通過交通銀行在香港公開設立對外營業的中國電報局拍發,自然其保密性能就談不上了。

孔令侃這部秘密電台屬於私自設立,並未得到港英當局的許可。雖是「黑戶口」,但它卻依仗其特殊背景,有恃無恐,竟明目張膽地日夜發報,成了香港與重慶的熱線。

這部秘密電台頻繁的活動規律隨即被日本人所掌握。日本人很吃驚在重慶與香港之間竟然有如此頻繁的電台活動,並判斷這一定是從事情報工作的間諜電台。

由於電台位置在香港,日本人不便直接干涉,故向標榜「中立」的港英當局施壓。

這天,港英當局突然出動大批警探,如臨大敵,將九龍彌敦道財政評論社所處大樓層層包圍,水洩不通。

在財政評論社工作的孔家門徒面面相覷,不知所措。大批警探衝進室內,很快就查抄到文件、密碼本、電文底稿和電台。

孔令侃的心腹親信錢起鳳、申劍秋等數人被帶走。次日,香港報紙以醒目的標題稱在島內破獲一個所謂間諜情報電台,並已獲得全部案卷、證詞、證物等。

港督對此案極為重視,除沒收電台外,還準備將孔令侃以下數十人驅逐出境。

港英當局這一著,大出宋藹齡、孔令侃母子的意料。如果實行,中央信託局將徹底垮台。

母子倆連夜商量對策,一方面,委託律師辦理罰款與交保手續,先把幾位親信保釋出來;另一方面,托軍統特務陳質平出面向英國情報機關疏通,再向港警頭目大量行賄,以求大事化小。

因為此案涉及孔、宋家族和中國政府機構,港英當局不便把文章做得太大,於是將全部案卷送交中國政府駐港代表俞鴻鈞,並明確表示孔令侃是港英當局不歡迎的人,不希望他繼續留在香港。

考慮到孔令侃的特殊背景,故不予驅逐,讓他自由離境。

俞鴻鈞這時正在極力巴結宋藹齡和孔祥熙。接到港英當局的通知後,他不是立即向中國政府報告,而是先到半山公館向宋藹齡請求機宜。

在與宋藹齡斟詞酌句地商量好瞭如何向重慶方面報告的措辭後,才正式向蔣介石和重慶政府外交部作了匯報。

蔣介石知道,以孔令侃的地位和出身背景,一般問題絕不會弄到英國人大動干戈,而不能容他的地步,此事絕非如俞鴻鈞在報告中講的那樣簡單。

於是,蔣介石在俞鴻鈞報告上批示,要孔令侃回重慶向有關方面報告一切。

宋藹齡得訊後,知道蔣介石對此事的態度很認真,恐怕不能善後。因孔令侃私設電台,蒐集和掌握重慶政府與國外的各種機密情報,涉及政治上最敏感的問題,如果孔令侃就此回國,極易被政敵抓住把柄,藉此進行反孔。

不得已,宋藹齡只好決定三十六計走為上,將孔令侃送到美國哈佛大學讀書。

至於重慶方面,只有靠孔祥熙和俞鴻鈞妥為應付了。

重慶國民政府大樓

苦心經營的「母子店」垮塌,宋靄齡黯然離港

這年秋天,孔令侃悄然離開香港赴美國暫避風頭,宋藹齡十分傷心。幾年來,她為他精心設計和籌劃,在各方面疏通關係,掃清障礙,製造聲勢,希冀他能涉獵政壇而有所作為。卻不料,瞬息之間的劇變使她全部的心血付諸東流。

孔令侃這一走,使宋藹齡在香港苦心經營的「母子店」垮塌了。對權勢顯赫的宋藹齡來說,這樣的打擊簡直不堪承受。然而令她難堪和惱怒的事接踵而來。

作為花花公子的孔令侃在赴美途中,竟荒唐地攜帶中央信託局常務理事盛升頤的妻子白蘭花一同前往,並在盛妻的攛掇下,出人預料地在船上舉行了畸形的婚禮。

原來,當孔令侃到香港主持中信局工作後,盛升頤等一班宋藹齡的心腹親信,受宋藹齡的暗示轉舵為「少主」服務,聽候孔令侃調遣。

盛氏夫婦原本就是交際場上的「人精」,深諳豪門中的人情世故,於是對孔令侃巴結逢迎,曲意承歡,無所不用其極,最後竟運用「美人計」。

1987年,宋靄齡與孔令侃(右)、孔令偉

花花公子孔令侃終不自持,引發醜事

宋藹齡之前對此醜事略有所聞,但未深究。她以為充其量不過是小孔玩玩而已。然而當她在香港接到孔令侃在海船上拍發的電報時,差點氣昏過去。

宋靄齡認為白蘭花不僅是有夫之婦,而且出身卑微,操守不潔。豪門大戶往往視這種人為「污穢」之物,與其想像中的名門閨秀相去何止千萬。

暴怒之餘,宋藹齡立即復電孔令侃,令其取消婚約,好自為之。

豈知孔令侃採取「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態度,依然我行我素,攜「少奶奶」到美國度蜜月和上學去了。

在半山公館,宋藹齡雖然氣得終日大發脾氣,但因鞭長莫及,亦無可奈何。孔令侃的這門婚事使宋藹齡如骨鯁在喉,咽不進,,又吐不出,有一種說不出的難受和難堪,她常常為之暗自飲泣和嘆息。

受此折磨,宋藹齡此時的心情已與初來港時的躊躇滿志形成強烈對比。她心灰意冷,形影相弔。

「母子店」已分崩離析,隻手苦撐的她常有心力交瘁的感嘆。

前排:孔祥熙(左一)、宋靄齡(右一);後排:蔣介石(左二)

1941 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危在旦夕,宋藹齡匆匆登上飛機。她帶著十分複雜的心情,離開香港,飛抵重慶,結束了她在香港的這段難言的歲月。

左起:孔令侃、宋美齡、蔣介石

1947年,宋靄齡移居美國。 1973年10月19日,在紐約長老會醫院因癌症病故,享年84歲,逝後安葬於紐約郊外風可立夫高級室內墓園。

因為大肆斂財,世人在評價三姐妹時常說:「宋美齡愛權,宋慶齡愛國,宋靄齡愛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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