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犀利女主持,從來不是易立競


1995年,30歲的張越進入中央電視台,成為《半邊天》的節目主持人。

那時候的她留著短髮,身型圓潤,總是喜歡穿著寬鬆隨意的衣服。

她很特別。

端莊、溫柔、知性,台裡的女主播換了一批又一批,而她的形像一直是犀利、直接,甚至還有些尖銳的。

張越的主持生涯裡有許多高光時刻。

一個反復被提起的例子是,在韓紅因外形遭受諸多非議和惡評時,是她主動邀請韓紅到央視做客,給予了韓紅走入主流媒體的機會。

可張越本人對這些所謂的“名人效應”並不在意,相反的,她更想訴說的,其實是平凡日子裡的平凡人生。

張越的主持生涯也有很多灰暗故事。

比如在她剛剛主持《半邊天》時,就曾因外貌與身材遭到攻擊,有觀眾寫信給央視質問台長:“張越是不是你家親戚?為什麼找她當主持人?其他人都死光了嗎?”

多年來,張越探討著偏見與女性的關係,也一度活在“偏見”裡。

她從不為此擔憂,她足夠個性和強大,這是她與《半邊天》與生俱來的緣分。

將時間撥回到張越入職央視的前一年。

1994年,聯合國決定於次年在北京舉辦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

即將退休的中央電視台高級編輯壽沅君,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一決定背後的東西,一個“史無前例”的想法開始在其腦海中構思。

在過去近40年的時間裡,央視為許多人群創辦過專門節目,唯獨忽視了女性群體,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

意識到這一問題後,壽沅君聯合其他兩位編導一同起草了一份女性節目策劃書,並將其遞交到台裡,審核很快通過了,《半邊天》誕生了。

央視《半邊天》節目片頭

《半邊天》初現雛形的這一年,張越29歲。

1988年從首都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她一直在某中專院校當語文老師。學校主攻金融類學科,語文成了課表裡最不重要的存在,生活很清閒,課餘時間也可以發展一些副業。

大學畢業後,張越的許多同學都進了電視台,某天一位在央視實習的同學找到她,說台裡現在急需兩個小品劇本,想請她幫忙寫一下,閒著也是閒著,她就這樣開始了自己的編劇生涯。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英達留學歸來,正式將“情景喜劇”的理念引入國內電視行業。

1993年前後,英達執導的《我愛我家》開播,廣受好評。觀眾的呼聲不斷,製作方也欣喜萬分,於是馬上通知劇組,要在原有的劇本基礎上再加80集的篇幅。

情景喜劇《我愛我家》海報

當時《我愛我家》的總編劇是梁左,得知這一消息後哭笑不得。情景喜劇邊寫邊拍的高壓模式本來就讓他崩潰,如今要再加80集,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為了幫梁左分擔壓力,英達找到了張越,彼時他聽說,這位女編劇寫劇本的速度奇快,而且筆下的段子和包袱總能讓人眼前一亮。

在認識英達之前,張越根本不懂什麼是情景喜劇,這個東西她沒寫過,也不會寫。英達倒不在乎,哈哈一笑,告訴她:“反正誰都不會寫,全中國也沒編劇寫過,試試唄。”

英達說得坦誠,張越也不好拒絕。她問導演要了幾期已完稿的劇本,回家看了看,樂得“笑出了豬聲”。

興致來了,她當晚就寫出了2集,其中有一集便叫《真真假假》,講的是傅明老爺子(文興宇飾)假裝生病為引起全家注意,結果反被誤診為癌症的故事。

《我愛我家》片頭截圖編劇:張越、梁左

在《我愛我家》的後80集中,張越參與編寫了近20集內容,王志文和江珊也曾客串演出過她編劇的章節。

江珊、王志文客串演出《我愛我家》(1993)

《半邊天》正式播出後,央視推出了一系列以女性群體為主視角的欄目,這當中有一檔節目名為《好夢成真》,節目內容就是用24小時的時間,幫一位女性完成心中的夢想。

那個時候張越是這檔節目的策劃之一,過程中她發現,節目組拍過的女孩夢想大致可以總結為三種:歌星、模特和空姐。

閒聊時她跟編導說:“這有什麼意思?如果是我,我就夢想當個廚子。”

一句無心之言,又把張越從幕後送到了台前,她沒想到,過了幾天節目組竟真的把她送到了蘇州松鶴樓,體驗了一把當廚子的感覺。

在蘇州體驗廚師生活的張越和大廚師父

這期節目播出後,意外收穫了不錯的收視率,而張越面對鏡頭絲毫不膽怯、能說會道的表現也引起了《半邊天》製片人的注意。

此後,《半邊天》接連三次邀請張越做對談嘉賓,直到第四次見面,製片人才告訴她,其實節目組一直想找一位可以主持脫口秀欄目的人,但台裡的女主播更習慣傳統主持模式。節目組想讓張越試試,又擔心觀眾無法適應,畢竟在此之前,央視舞台上的女主持大多為倪萍、楊瀾這樣的知性形象。

所幸,觀眾的反響還不錯,張越入職央視也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

這是1995年,30歲的張越坐進了《半邊天》的演播廳,彼時的她只覺得“這事挺好玩”,全然不知道命運的轉折也就此開始了。

張越早期入職央視的樣子

作為親身參與者,張越是最早發現《半邊天》與其他節目有本質不同的人。

這種差異不僅體現在它是當時央視唯一一個以性別定位的節目,還展現在許多細節上。

在《半邊天》工作的每一位成員,在正式上崗前都要進行性別培訓課,許多編導就是在這個過程中才了解到,原來性別也分為“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

簡單講來,生理性別是二元的,只有男、女之分;可社會性別是多元的,指作為一個男性或女性的社會含義,泛指社會對男女兩性及兩性關係的期待、要求和評價。

在《半邊天》剛剛開播的那幾年,許多話題都是圍繞“社會性別”展開的,例如“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構成是否合理?如何消除“男強女弱”的刻板印象? “養兒防老”背後的性別歧視……

這些話題時至今日仍在被討論著,而這也是張越心中《半邊天》的成功之處:

節目探討的不僅僅是時下熱點的話題,更是一代人的思考與困頓。

《半邊天》節目截圖

對於女性相關的話題,張越和《半邊天》都是敏銳的。那時候有一則女士內衣的廣告上寫著“挺起胸才能抬起頭”,言外之意,大胸值得驕傲,胸小很不體面。

張越和編導看到後火冒三丈,立刻就製作了一期節目,主題便是探討社會對於女性的某些期待是非常冒犯且帶有歧視的。

最初進入《半邊天》的日子,張越對這份工作帶有無限的熱情。

節目在深夜播出,而她的工作內容,便是坐在演播廳裡與多位社會學家、心理學家探討一些時下敏感的話題。

上到女性在歷史中的角色扮演,下到女性在日常生活裡的衣食住行,張越每一次都奔著“幹倒男嘉賓”的目標使勁兒,一度以為在辯論中取得勝利,便是女性的勝利。

可漸漸地,張越感到了疲憊與無奈。

每天坐在演播室里高談闊論有用嗎?在節目中,她可以以一個女主持人的身份用嘴“打敗”在場的男嘉賓,可節目結束後呢?那些實實在在生活在普通日子裡的女性,是否會因為自己的一次談話,而獲得尊重和理解呢?

內心的疑問和糾結越多,張越對於《半邊天》的歸屬感就越來越少。節目的宗旨是“傾聽女性表達”,可坐在密不透風的演播室裡,她已經很久沒有聽到外面的聲音了。

1997年,張越決定從央視辭職。她找到了領導,說出了內心的顧慮。領導反問:你覺得的“女性聲音”應該如何表現?

張越默不作聲,因為她也不知道答案。僵持中,領導拒絕了她的辭職申請,讓她回去再想想,而張越這一想,就是整整兩年。

不需要主持的日子,張越再次回到幕後做起了策劃,時常會跟著節目組出差采風。

一次,她與同事一同到深圳羅湖火車站錄節目。在火車站的女廁所裡,她發現蹲坑的木門上寫著許多字。她本以為會是一些有關住宿、租房,或者色情服務的信息,但走近一看,大吃一驚。

“深圳我愛你,你給了我夢想;深圳我恨你,你奪去了我的靈魂。”

在那些骯髒破舊的木門上,張越看到了無數“深漂”女性內心的掙扎和無奈,那些都是她們平常無法訴說,卻又渴望被聽見的心情。

“這就是我想要的東西。”張越斬釘截鐵。

從深圳回到北京後,張越再次回到了《半邊天》,並提出了走出演播廳,與女性面對面交流的節目改版要求。

對此,領導提出了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在深圳火車站女廁裡寫字的可以是任何一位女性,那後續節目的具體選題該如何確定?

張越回答:有故事、有經歷,通過她能夠清晰看見時代和群體的人。

帶著一個並不具體的形象,張越和節目組開始了“尋人”之旅。

她曾採訪過一位姓楊的女性。結婚前,小楊是一位叛逆少女。初中畢業後,她自願放棄了重點高中的錄取名額,跑到社會上打零工,幾年後,通過自學她又考上了北京工藝美術學院服裝設計系。

24歲那年,在父母的催促下,她與一個男孩閃婚,不久之後,二人又有了一個可愛的女兒。此後,她聽從婆婆的意見,辭去了原本高薪的設計師工作,在家做起了全職媽媽。

女兒上小學後,她有了回歸職場的想法,可在婆婆眼裡,這是小楊有“外心”的表現,說什麼也不同意兒媳外出工作。幾番爭執無果,小楊選擇了離婚,除了女兒的撫養權,她什麼都沒要:

“因為我覺得我可以,我不需要。我可以再掙,我不在乎。”

《半邊天》節目截圖

與小楊形成對比的,是一位來自貴陽的大姐,名叫麗麗。在40歲之前,她近乎完全喪失了人生的掌控權。

出生於60年代的偏僻農村,麗麗在成長過程中經歷最多的事,就是忍受飢餓和貧窮。小的時候,一家五口擠在月租5元的草房裡,16歲之前麗麗甚至不知道睡在床上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

成年後,麗麗到貴陽打工,因為沒有錢租房,她在老鄉家裡的豬圈中睡了一年。經工友介紹,她認識了後來的老公,對方是一名刑滿釋放人員,曾因詐騙被勞教處罰。男人告訴麗麗,結婚之後便可以讓她吃飽飯、穿好衣、住樓房,於是為了生存,她結婚了。

婚後,男人嗜賭成性,每次輸錢都會對麗麗拳打腳踢。恐懼和傷痛成了婚姻裡的噩夢,將近10年,麗麗只能依靠安眠藥入睡。

改革開放之後,麗麗經營起一間飯館,生意越來越好,小飯店變成大酒樓,麗麗逃離了貧窮,卻沒能離開暴力的丈夫。

根據麗麗回憶,在婚姻存續期間,丈夫曾向自己提出過上百次離婚,每一次都是要一筆“賠償金”,拿到錢就反悔。終於有一天,男人又一次開出條件:一次性拿出35萬,二人從此分道揚鑣。

麗麗有些意外,問這次是真的嗎?對方給出了無比肯定的回答,理由是:一位算命的說麗麗“八字太硬”,二人如果繼續在一起,男人一輩子都別想發財。

這樣的理由讓張越哭笑不得,她問麗麗,為什麼明明那麼痛苦,卻還只是被動地等待丈夫離婚,而不是主動主張權利?

麗麗回答:“我怕他會殺了我。”想了想,她又說:“所以說女人可憐啊。”

《半邊天》節目截圖

一個人出生、成長的環境決定了其眼界與三觀,於是圈子形成了,差異也隨之產生。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在張越採訪的女性中,提到“愛情”,從小生活在城市的女人會聊到瓊瑤電視劇、亦舒小說對自己的影響;可農村女性更多看重的是“找個人過日子”。

在都市女性的眼中,新時代的兩性關係更注重自由與個性的表達;可對遠在農村的婦女來講,“愛情”也許只是生活中可有可無的東西,因為生存遠比浪漫重要。

為什麼會產生這種差異?不同條件下的婚姻是什麼樣子的?問題產生後又如何解決?

張越知道,如果不是因為要做《半邊天》,這些故事她可能一輩子都不會聽到,這些問題可能永遠沒有答案。

張越主持《半邊天》節目截圖

每一個人的內心都波瀾壯闊。

張越說,主持《半邊天》以來,這是她最真實的感受。

早些年想要找到一些願意表達自己的女性,是一件很艱難的事情。為了傾聽她們,張越和節目組時常需要扛著攝像機全國各地跑。

見到的人越多,張越便更能清楚地感覺到,外界給予一個人的所謂期待與標準,往往與其內心真實的想法和現實人生大相徑庭。

張越採訪現場

張越曾採訪過一位姓胡的女士,在外人看來,她的人生近乎“無可挑剔”。胡女士在供電局工作,丈夫是她的同事,二人都是那個年代少有的大學生,收入可觀。結婚後不久,他們成功分到了房子,不久之後又生下了兒子。

在外人看來,胡女士事業有成、家庭幸福,可見面後張越才知道,原來胡女士的丈夫沉迷炒股許久,近乎賠掉了家中所有積蓄,日常工作或者股市不順,他便會對胡女士拳腳相加。

過去幾年,胡女士幾次想過離開,但每次見到丈夫誠懇地道歉,她都會心軟、選擇忍耐。直到有一次,她親眼目睹了丈夫將年幼的兒子打得渾身是傷,而理由僅僅是寫錯了兩個英語單詞,她終於忍無可忍,提出了離婚。

“過去以為每個家庭都一樣,有了問題就想著’生個孩子就好了’,可現實並不是這樣的。”胡女士告訴張越。

《半邊天》節目截圖

“婚姻就是’真心話’與’大冒險’的結合體。”張越說,過去講起女性與婚姻的關係,大家都習慣用“幸福”和“不幸福”去衡量和定義,但走近了才發現,一切遠比想像的複雜。

《半邊天》還有一期節目叫“花甲新娘”,講的是一對“老少戀”,女方比男方大32歲。

節目組扛著設備找到二人居住的村子裡,問當地村民如何看待這對夫妻,不出意外的,大多數人的評價都繞不開“不正經”。

在後續的採訪中,節目組得知,因為這段“忘年戀”,夫妻二人已與全家人斷絕關係,為了能夠和26歲丈夫“在外貌上匹配”,已經58歲的妻子還去整形醫院做了全臉除皺手術。

《半邊天:花甲新娘》主人公(2009)

由於一直遭受排擠和非議,他們搬到了遠離村莊的地方,常年住在自建的窩棚裡。幾乎所有人都默認他們的愛情“不會有好結果”,唯獨他們堅信“只要倆人在一起,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標,生活就能幸福。”

如今十幾年過去了,這對相差32歲的愛人仍然相守。短視頻時代來臨後,二人開始嘗試在網上發布一些日常視頻,憑此還成為了當地小有名氣的網絡紅人,查看評論,議論仍在繼續。

十幾年過去了,人們還在為此爭論,他們真的幸福嗎?答案可能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半邊天:花甲新娘》主人公(2022)

剛開始做節目時,張越很喜歡爭論,對與錯,是與非,大家擺在明面上說得清清楚楚。

可當她真的走進故事,走近那些主人公,她漸漸發現,相比“說”更重要的是“聽”。

《半邊天》中出現的每一位女性,都不應該被看做是節目輸出觀點的工具,而應該是被看見和了解的,有血有肉的個體。

《半邊天》節目截圖

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後,各行各業都迎來了巨大的轉折,同時邁上新台階的還有《半邊天》。互聯網飛速發展,人們接收到的信息快速增多,表達欲也愈發旺盛。

在那幾年間,張越的電子郵箱每天都會塞滿全國各地觀眾的來信:

改革開放後第一批進入工廠的女工、在婚禮上突然逃跑的新娘、將“擁有500萬資產,性能力正常”作為條件在網上徵婚的中年女人、東北偏遠山村里唯一的女教師、沉迷“哈韓”追星的女大學生、將高薪工作辭掉跑去國外學習西點的公司高管、中國首批開始學習測謊儀知識的女警官……

通過那些來信,張越看見了一個又一個平凡人的故事。透過她們,又感知了歷史的進程、歲月的變遷,以及隱匿在時代車轍中的矛盾與糾結。

張越曾參訪過一個在縣城糧食局上班的女孩,二十幾歲,每天唯一的工作內容,就是獨自守著一間昏暗的倉庫。

在WiFi和智能手機還未出現的日子裡,女孩沒有任何可以用來打發時間的東西,她很壓抑,很想逃,但看倉庫在當地是一份“鐵飯碗”,她也擔心外面的世界會讓人傷心。

“她每天就一個人坐在那裡。”張越清楚記得,那間倉庫沒有窗戶,非常安靜,只有鐘錶秒針滴答滴答走動的聲音,一股擔心忽然湧上心頭:“這姑娘的一輩子會不會就這麼過去了?”

還有一個在報亭工作的女孩,她告訴張越,自己每天守在不足5平米的報攤上,如果沒有人幫忙看店,她連廁所都不敢上。報紙和雜誌本是幫助人們開闊眼界的東西,可為什麼偏偏束縛了她?

張越到外地採訪(圖中黃色衣服)

在老一輩人眼中,1980年代及以後出生的人都趕上了“好時候”。時代在進步,科技在發展,物質的不斷豐盈會讓人滿足,同時也容易迷失。

一個女人擁有一份穩定到有些無聊,而且收入並不算高的工作,這在很多人眼中就是“及格的人生”,可她們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麼?

真心話總是很難被耐心傾聽。

《半邊天》節目截圖

有一次,張越到山東採訪一位愛好打扮,穿著時髦的農村婦女。

白天在地里幹完農活,她習慣回家換上旗袍“美一下”,到了晚上再換一身寬鬆的衣服洗衣、做飯,為此她被村里人喚為“楊三換”。

農婦只有初中文憑,卻酷愛寫詩,村里人笑話她,家里人也埋怨她瞎折騰。漸漸地,她便不再寫了。採訪時張越問她,上一次寫詩是什麼時候?

農婦回答:“在夢裡,但是沒有爬起來記下,詩就被壓死在夢裡了。”

《半邊天》節目截圖

在主持《半邊天》的十幾年中,許多人給張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這其中便有劉小樣。

2001年,張越第一次在觀眾來信中見到“劉小樣”。在那封信中,劉小樣寫,自己現在正住在一個距離北京1100的北方平原深處,這裡的一切都是平的,就連生活也是“平”的。

她說自己很喜歡讀書,但是因為種種原因,她總是讀不到書,所以內心非常苦悶。

最初張越並不覺得劉小樣特別,畢竟農村婦女想要學習文化知識也不是什麼稀奇事,可《半邊天》的節目策劃察覺到這也許是一個值得深挖的選題。

劉小樣

這一年冬天,張越與節目組來到了陝西關中平原,見到了“八百里秦川”,也見到了劉小樣。

第一次錄製並不順利,面對鏡頭劉小樣竟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張越知道這是對方緊張,於是在接下來的三天,她暫停了錄製,與劉小樣一家人同吃同住,大家的關係變得異常親密,錄製便又一次開始了。

攝像機擺好,張越就位,一切準備就緒,開機,不想劉小樣再次失語了。

在那個下著小雪的下午,張越和劉小樣在田邊坐了幾個小時,可無論她如何引導,對方始終說不出一個完整的長句。

張越採訪劉小樣

眼見著聊不出什麼了,張越想放棄了。她對攝像老師說,去周圍拍些空鏡備用吧,“太絕望了,覺得這期節目只能這麼將就了”。

攝像師離開後,只剩張越與劉小樣面面相覷,為了緩解尷尬,張越問:“你總說自己不開心,那怎麼才能讓你開心呢?打個比方吧,此時此刻你最想變成誰?你就能滿足了。”

誰知劉小樣想都沒想,脫口而出一個字:“你。”

張越很驚訝,問她為什麼?劉小樣回答:“因為你上過學,你有工作,你有同事,你有朋友,你出過門,你哪兒都去過,外面的事情你都知道。”

可是劉小樣哪裡都沒去過。

在已經過去的三十年人生里,她的大部分時間都奉獻給了田地與灶台,在年幼的女兒眼裡,母親就是“一個會做飯的人”。

劉小樣的家距離西安城區不過幾十分鐘車程,往返車票只需要9元,可在結婚前她竟一次也沒有到過西安。

在農村,有錢可以置地蓋房,但是不能買書;可以買衣吃飯,但是不能外出旅遊。因為只要一個農村女孩流露出想要了解外面的世界的想法,就會被扣上“不安分”的帽子——非議是可以“殺死”一個人的。

劉小樣告訴張越,結婚之後,丈夫也帶她去過一次西安城裡,站在繁華的街道上,她的眼淚噴湧而出。 “城裡的女孩敢穿黑衣服,而且穿得那麼好看,那麼自信”。

“那你為什麼喜歡穿紅衣服呢?”張越問。

“可能是想在衣服上寄託些什麼吧。”劉小樣答:“這裡的一切都是土的,如果再穿的和土一樣,那就更土了。”

溝通從此順暢起來,張越明顯感覺到,劉小樣內心裡的一塊地方被打開了。在後續的對話中,她感受到了劉小樣心中對於大山大海的渴望,也知曉了她不甘只是做一個好媳婦的無奈,她只是不想被溶解在平靜且一成不變的歲月裡。

“時代都走到哪裡了?還要女人總是這樣。”這像是在反問張越,又像是一種極為篤定的告誡,人總要嚮往點什麼,劉小樣說:

“我寧願痛苦,也不要麻木。”

與劉小樣的對話結束了,張越急得渾身是汗。攝像不在,機器沒開,如此完美的採訪,全都錯過了。可就是在此時,她忽然發現攝像師竟躲在一個特別不起眼的地方,悄悄拍完了全程,“這期節目其實攝像救下來的”。

採訪結束後,張越回到了縣城賓館,準備第二天啟程回北京。當天夜裡,劉小樣再次找到了她,哽咽地說:“你忽然地來了,又忽然地走了,就像一場夢,你走了,又剩下我一個人了。”

2001年的冬天,張越與劉小樣完成了一場極為震撼的對談,同時也幫助張越捧回了中國播音主持“金話筒獎”。

然而獎杯和榮譽之外,張越更看重的其實是這場對話本身的價值。

《我叫劉小樣》播出後,很多觀眾表示,在劉小樣的身上看見了自己、媽媽、姥姥、奶奶的影子。她們出生的年代各不相同,可面對感情、生活的困惑卻總有相似。

現實不停賦予個體標籤和價值,職場女性、全職媽媽、成功女人、農村媳婦……她們不停地被定義、被解構、被描述,可拿掉這些標籤之後呢,她們是誰?

“所以把《半邊天》定義為女權節目是錯誤的。”張越反復強調:“這是一個平權節目。”

它的出現不是為了伸張“你要給我這個權利”,而是要宣揚“我本該擁有這項權利”。

這是一種反省,也是一次自省。

自1994年開播以來,《半邊天》的播出時間大多在凌晨或者早間時分,口碑雖好,收視平平。

2010年7月,《半邊天》幾經改版後,正式宣布停播,這一年,張越45歲。

根據台裡的安排,她開始了新的工作,一直到2022年春天,57歲的張越正式從央視退休。

離開電視台之後,她受邀參與了一部舞台劇的演出,和多年前進入《半邊天》節目組一樣,這次她選擇加入的理由仍是覺得“挺好玩的”。

期間,她也接受了一些媒體的採訪,講起離開《半邊天》的日子,偶爾也會覺得遺憾。

第一次讀到餘秀華的詩時,她的內心就有一股衝動,“如果這是在《半邊天》,我一定現在就衝過去找她”;後來她又知道了宋小女,表示“這樣的故事也是我非常感興趣的事兒”。

前段時間,張越讀完了楊本芬老人的書籍——這位年逾80歲的老人用極為質樸語言,描寫了中國農村100年間家族中四代女人的命運沉浮,她倍感震撼。

她想,自己應該去找她聊聊,但轉念一想,算了吧,有緣總會再見的。

張越近照

幾年前,張越去國外出差時,一位中國留學生忽然撲到她的懷裡,激動地告訴她:

自己出生在河南農村,家中重男輕女,所以她一直不受重視。看過《我叫劉小樣》之後,女孩便決心要好好讀書,就像劉小樣說的那樣,以後出去看看大山大海,如今她終於做到了。

女學生的出現讓張越想起了一個久違的人,那個愛穿紅衣,倔強重複“我不接受這個”的劉小樣。

那次採訪結束後,張越和劉小樣始終保持著聯繫,期間她也曾邀請劉小樣到北京參加節目,但大家也只是短暫重逢,而後又歸回各自的生活。

《半邊天》停播後,張越弄丟了手機,劉小樣也再沒有主動找過她,二人從此斷了聯繫。

張越、劉小樣、白岩松參加活動舊照

2020年,《人物》的記者安小慶再次來到陝西,找到了已經“消失”10年的劉小樣,並看到了《我叫劉小樣》之後的故事:

她的面容沒有太大的變化,她的頭髮仍然黑亮,她的笑依舊燦爛,她的嚮往仍在外面——

她還是沒能走出平原。

好像有點遺憾。

但張越可能不這麼想。

因為有些聲音能被聽見,就很難得。

而有些人,已相忘於滾滾紅塵;有些事,已消失於茫茫人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