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籍演員逐夢中國演藝圈


作者|肉鬆

如果關注過主旋律影視劇會發現,基於特定的時間和故事背景,其中總少不了外國軍官、士兵等角色。儘管戲份有限,但他們背後正是一群常駐中國的外籍演員。

前不久,撤僑題材的《萬里歸途》熱映時,飾演反叛軍的埃及演員埃米爾在片場痛哭的短視頻廣為流傳;《狙擊手》裡飾演美軍狙擊手的曹操、柯國慶都是領銜主演,外籍演出的名單在《長津湖》的片尾字幕滾了好幾屏。

跳出主旋律範疇,有《唐朝詭事錄》《長安十二時辰》,把時間線拉得更長,還有《蝸居》《杜拉拉升職記》……

由此讓人好奇的是,外籍演員在中國是市場剛需嗎?他們是如何在這裡逐夢演藝圈的?又面臨著哪些機會和挑戰?

演員楊傢量清楚地記得,為了給過生日的姐姐一個驚喜,自己在2020年1月19號落地家鄉馬來西亞,等他再回中國,已經是今年5月的事了;喜喜樂福影視文化聯合創始人Lisa曾有十餘位簽約演員,但過去三年,其中80%都分散在各自的國家;

幾個月前,選角導演梁子正為還有3天開機的電影頭疼,原定的外籍主演之一沒有取景地甘肅的工作簽證,只能臨時換人,而假設他有一位中國太太,至少還能藉由陪同身份爭取進組……

對話演員、經紀人、選角導演後,娛樂資本論發現,外籍演員有點像國內影視行業裡的一份小眾職業。

一方面,市場上較為活躍的外籍演員在1、200個,因為稀缺而具有一定的競爭力,群演的片酬高出橫店群演五、六倍;另一方面,這份工作也有很強的不穩定性,抗日題材的式微就直接影響了日本演員的發展,外籍身份本身就會帶來諸多限制……

論數量,中國的外籍演員或許是多於觀眾想像的,但站在行業視角上又是稀缺資源。

籌備《長津湖》時,劇組剛開始找了1500名外籍演員。梁子表示,這個數字已是極限,因為需求主要來自於大場面,這裡面有很大一部分都只是在中國生活的外國人,比如留學生,而國內有較多拍攝經驗的外籍演員大概在1、200人。

從業近二十年以來,Lisa曾為《我的娜塔莎》《戰火中的芭蕾》《建軍大業》《建黨偉業》和《流浪地球》等多部影視劇提供、推薦過外籍演員,比較來看,如果說一部戲裡的中國演員可以百里挑一,那飾演同一角色的外籍演員能做到三選一,就算是很幸運的情況。

另一方面,外籍演員的大眾認知度處於模糊地帶,他們既無法像國內的演員那樣被定義成明星,也明顯有別於活躍在海外影視行業的演員。

提到在中國發展的外籍演員,觀眾能直接叫得出名字的並不多,小娛嘗試詢問過身邊的幾位朋友,大家給出的答案相對統一:矢野浩二、曹操。相比之下,更容易被想到的是角色或作品。甚至有時候,要看到幕後資料才能將演員本人與不同角色對上號。

已經在中國生活17年並參與過多部影視劇的美國演員史蒂文· 韋德斯表示,自己出門時經常被認出來,而他觀察到,大家記住的是角色名,80、90後女生一般叫他何好德或者Mark,分別是他在《杜拉拉升職記》和《蝸居》裡的名字,至於上了年紀、更關注主旋律的人,則大多會提到2020年播出的《跨過鴨綠江》。

如此看來,外國人常駐中國做演員有點像從事一門“小眾職業”。

而在這群從業者中,有的是科班出身,比如日本演員大塚匡將、馬來西亞演員楊傢量,都有在中戲表演進修班的學習經歷,對演戲抱有極大的熱情;也不乏在機緣巧合下接觸到廣告和影視的,在演戲之前,史蒂文· 韋德斯最早在上海電視台擔任主持人。

按國別劃分,俄羅斯、烏克蘭人居多,這也和廣告、模特行業的需求有關,也因此,他們大部分生活在上海。其次,來自歐美國家的演員也很常見,而在前不久的《萬里歸途》中,除了一位俄羅斯人,其他幾位主要的外籍演員則分別來自埃及、以色列、土耳其。

也因此,從形像上來看,國內的外籍演員最普遍的是白人,男性多帶有商務範,也有不少擅長跑酷、格鬥的,在演動作戲時更有優勢,女性則有很多金發碧眼的類型。

往前追溯,在這份小眾職業背後,能看到市場逐漸形成的過程。

Lisa最初接觸外籍演員經紀工作是在2005年,她告訴小娛,那時的需求更集中於廣告、宣傳片,直到2008年,在北京奧運會的帶動下,開始出現涉及外國人角色的影視劇,比如體育題材的《一個人的奧林匹克》,如今被概括為主旋律的革命歷史題材也受到更多青睞。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13年、2014年,這一時期,是影視行業對外籍演員有極大需求的高峰期。

同時,國內對外籍演員的市場需求也能體現出行業環境及政策的變化。

大塚匡將曾是Lisa的簽約演員之一,出演過《南京!南京! 》《廚子戲子痞子》和《永不磨滅的番號》等影視劇。但隨著主旋律影視劇的背景從抗日戰爭變為抗美援朝,之前每年要輾轉2、3個劇組的他,戲約也大大減少。

《永不磨滅的番號》

另一個帶來重大影響的因素是老生常談的疫情。

在2020年之前,Lisa的簽約外籍演員共有十餘位,但疫情爆發至今的近三年時間裡,其中的80%都在自己的國家。梁子微信上能直接聯繫到的三、五十位外籍演員中也有一多半處於相同狀態。

他們的被動失業則給留在中國的演員製造了機會,也促使外籍演員在一定程度上進行了“迭代”。用人之際,比較典型的現像是,原先只能演特約的演員可以接到戲份更重的角色,比起原先那批經驗更豐富的演員,其形象和演技等方面可能有所欠缺,在現場拍攝時需要花更多時間去調整。

有意思的是,Lisa和梁子都提到,每次和身處海外的演員溝通時,很多人都表示非常想回中國,會問他們有沒有辦法幫助自己,但要做到這點很難。

今年5月以前,楊傢量也是其中一員,其“返華歷險”持續了兩年多。此前參與網劇《唐人街探案》《八佰》的經歷,為他積累了不少行業資源。所以這段時間裡,他一邊做副業,一邊在線上與中國的經紀公司、選角溝通,希望藉由簽約或其它工作機會回到中國。

《唐人街探案》角色照

最終,他在朋友介紹下簽約了現在的經紀公司邁亞文創文化,後者經過一年多的努力解決了簽證問題,其經紀人夏森美和林瓗表示,整個過程之複雜完全可以拍一部電影。撇開其間種種,楊傢量個人就在機票等各項開銷花費了近10萬。

機票熔斷的情況下,即使訂到了機位,他還是因為一點波折遲到了,因而錯過兩個很重要的機會:一個是出演寧浩導演的《紅毯先生》,一個是面試《一年一度喜劇大賽2》。

不管是仍身處海外的演員,還是已經重返中國的楊傢量,他們的這種意願和決心也引出了另一些讓人好奇的問題:在中國做外籍演員的吸引力在哪裡?這份小眾職業究竟好做嗎?

首先從實際一點的角度來說,即在中國做外籍演員的經濟收益。

小娛了解到,他們的待遇依角色量級而定。類比國內演員,同樣是分梯隊的,但梯隊間的差距不算太誇張。群演的片酬是橫店群演的幾倍,也就是一天800到1000,特約的單日片酬能夠達到幾千、近萬,如果是戲份更重的主要演員,這個數字能達到幾萬。

儘管不能與明星相提並論,但這只是演戲的單方面收入,大家通常不會把精力投入在這一件事上。史蒂文· 韋德斯平時也會做主持、拍廣告、運營自媒體,還在莫干山投資了民宿;回到中國之後,楊傢量也在堅持做國際貿易和線上直播的副業。

梁子和不少外籍演員聊過,能感覺到對方是真心喜歡中國的生活,相對安全穩定的環境、美食等都是讓他們留下來的因素。由於市場需求長期存在,他們面臨的競爭壓力也並不大,也算一種“何樂而不為”。

楊傢量則屬於另一類代表,為了更好地實現做演員的目標,所以想在行業發展程度高於馬來西亞;2019年,在中國演了80多部影視劇、因《紅色》被觀眾熟知的日本演員高島真一選擇回國,他曾表示願意繼續演員,但日本演藝圈競爭激烈,沒有劇組會邀請自己。

娛樂資本論,贊6

回歸演員的本質,國產影視劇留給外籍演員的發揮空間其實相對有限。

儘管選角流程並無區別,但對外籍演員來說,在演技、台詞等各項影響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外形。

一個最能說明問題的細節是,只要外形符合,演員與角色甚至不需要在國別上完全適配。 《萬里歸途》中來自各個國家的外籍演員演的都是阿拉伯人,其中的埃及演員埃米爾在接受采訪時提到,自己在不同影視劇中演過英國人、法國人。 Lisa表示,這種情況很常見,某次尋找印度演員時,有人告訴她找巴基斯坦人也是一樣的。

也因此,相比其他演員,外籍演員也更難去做一些走出舒適區的嘗試,能演什麼角色都是定數。

大家都知道日本演員是反派專業戶,這背後有歷史淵源。而埃米爾曾飾演過多國壞人,更多是因為外形上符合大家對壞人的刻板印象。與之相反,經常被人說長得像兩任“007”結合體的史蒂文· 韋德斯拿到的多是老闆、商人這類精英角色,想演反派也沒有機會。

從人設上講,很多情況下,外籍演員的選擇多是特定題材中偏功能性、標籤化角色,比如軍旅、戰爭題材中的軍官士兵,其中又有相當一部分屬於所謂的反派,埃米爾就曾表達過飾演壞人的困擾。

這在日本演員身上極為常見。在抗戰題材盛行的某個階段,很多作品中的日本軍人都由中國人扮演,也是因為這些角色行為醜陋,讓日本演員難以接受。

至於另一些常規題材影視劇中,只有偶爾才會出現生動、立體的外國人形象。史蒂文· 韋德斯在《蝸居》中的Mark算是一個——作為男主宋思明的朋友,與兩位女主的人物線也有強關聯。但這部劇是2009年的作品。

而對於戲份較重的個性化角色,如果預算足夠,片方有時候會更傾向於找有一定知名度的海外演員,其名氣和演技都能帶來加持。比較近的一個例子是《長安十二時辰》,葛老的飾演者查曼·翰蘇是來自好萊塢的非洲男演員,曾兩度提名奧斯卡最佳男配角。

但如此操作的另一個前提是沒有疫情的阻礙。在看完《長津湖》之後,不少觀眾反饋,影片中幾位美軍將領的氣場、演技有所欠缺。據小娛了解,劇組也曾考慮過啟用好萊塢的明星演員,因為疫情而沒能實現。

所以整體上,在故事背景、個人形象的限制下,常駐中國的外籍演員們很難拿到“新”的劇本。

跳出創作層面,如果不是有明確需求,大部分劇組對外籍演員都是避而遠之的。

國內還有部分在外形上異域感較弱、可以直接飾演中國人的外籍演員,楊傢量及其同公司的加拿大籍演員龐嶼濃都屬於這類。但很多時候,不論他們與角色的適配性如何,直接就因為國籍問題被卡在選角導演那一關,無法進入核心主創的篩選範圍。

梁子坦言,這是因為啟用外籍演員存在不少“麻煩”之處。

比如工作習慣上的差異,最基本的是工作時長。一般來說,國內演員合同中的單日工作時長是10小時,但外籍演員通常堅持8小時工作制,超時是另外的價錢。那劇組就要考慮,是為了控制時長、協調拍攝場次,還是直接支付更多的片酬。

其次是語言問題,除非是硬性需要,比如同期聲、口音上的考量,否則選角往往青睞中文好的演員,以便節省溝通成本,這個成本也指實際成本。據了解,拍攝《長津湖》時,有幾十個不同語種的翻譯全程跟組。

根本問題還是在於外籍身份,舉個簡單的例子,很多普通賓館都是沒有資格接待外賓的,只能單獨給外籍演員安排星級酒店,不便於控製成本和溝通工作。

梁子遇到過這種情況,由他擔任選角導演的電影《培黎之光》取材自真實的歷史事件,講述新西蘭教育家路易·艾黎和英國記者喬治·何克創辦工藝學校的故事。所以兩位主演都是外籍演員,他們住的酒店與劇組大部分人相距較遠,由此多出很多類似送飯這樣的瑣事。

而當時更棘手的是,還有三天開機都沒定下演員,因為一位原定主演的工作簽證不適用於拍攝地甘肅,只能臨時再找。他表示,這種情況其實很常見,但如果演員和中國人結婚了,便可以取巧解決,即以陪同另一半的名義前往處於各地的劇組。

從這個角度來說,與國內演員不同,外籍演員的競爭優勢不在於演戲本身,而是工作中的配合度,具體體現甚至是與中國人結婚、搞定簽證。

最後,隨著近幾年主旋律影視劇的數量增加,外籍演員也屬於剛需。對他們來說,這意味著更多的機會嗎?

其實大塚匡將的經歷已經體現出,外籍演員的職業路徑存在不穩定性。在相關政策和行業環境的變化下,工作機會的多少是分階段的,也可能說沒就沒。

Lisa認為,當下並非對外籍演員市場需求最大的時候,畢竟像《長津湖》《萬里歸途》這樣需要大量外籍演員的電影是少數,這份小眾職業、這一片不大的市場,更受疫情、影視項目銳減的影響。她最明顯的感受是,以往主動找上門的合作佔多數,甚至需要頻繁地協調演員檔期,現在則更多地要查詢組訊、聯繫選角,推薦自己的演員。

這也回答了前面的提問,主旋律影視劇的爆發並沒有為大面積的外籍演員創造更多機會,他們也在面對和大部分影視從業者相同的困境,而對於其中那些抱著演員夢、有更高職業追求的人來說,顯然在走一條更難的路,這份難也會讓他們做出不同的選擇。

高島真一2019年回日本,就是因為難以堅持,如今還是會在微博上和觀眾互動,看起來沒有再做演員;矢野浩二在不久前回中國拍戲了,還取了中文名“浩歌”,在最近的一條微博裡表示,儘管演了40多部作品的反派,只要能演,他就會演下去。

錯過重要機會、沒能無縫進組的楊傢量相當於又要從零開始,但在他看來,怎樣都比留在馬來西亞要好,甚至也好於2020年離開前,起碼有了團隊和夥伴……未來究竟會如何?他們都在為自己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