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的特寫是通過鏡頭的放大與蒙太奇的轉換來完成的，把場景放大，給人以一種自然主義表現細節的感官感受，在細節中見出故事的微妙之處。細節的呈現，不只是滿足我們的眼睛，而且是直擊我們的心靈。
巴拉茲·貝拉說：“特寫揭示出事物的面貌和表情，這些表情的重要意義在於它們反映了我們自己的潛在感情。真正的攝影師的藝術也就表現在這裡。”
卡夫卡作品注重細節刻畫，猶如電影放大鏡一樣，在這些細節中，我們更能體會到內容的豐富性與深刻性。
如在《在流放地》中著重對機器的細緻描寫，因為這部機器是權勢的象徵，是一代代軍官所追求的榮光，但這正是這部機器讓我們見出當時官僚機構的腐敗，人們生活在無形的權威機構下，恐懼上層不可見的權力，整日生活在未知的恐懼當中。
其中對機器的細緻描寫片段就有：“您看見了，它由三個部分組成。年長日久，每個部分都有了通俗的名稱。下面的叫床，上面的叫繪製儀，中間上下移動的部分叫粑。”“床和繪製儀都有電池；床上的電池供自己用，繪製儀上的是供粑用的。人以被捆牢，床就動起來。它上下左右同時顫動，細微而迅速地抽搐著。您在精神病院里大概見過類似的機器；只不過這床的所有移動都是精確計算好的，必須與粑的移動保持一致。粑才是真正的判決執行者。”
軍官對機器的構造及如何運作是一清二楚的，在他的眼裡，他的生活似乎只有機器，他熱衷於機器，效忠於機器，因為這把機器代表著無形但卻無上的權威，但也正是因為如此，最終他的生命也葬送在了他所熱愛的這台機器下，自己造成了自己的悲劇命運，他痴迷於機器，最終也死於機器下。這是非常可悲與可怖的。
“卡夫卡小說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也是純粹荒誕派作品的一個基本區別點，就是整體框架的荒誕與細節的真實。”
閱讀卡夫卡的作品給我們整體的感受是荒誕的、恐怖的，但這些通過鏡頭細節的放大才能直擊我們的心靈，讓我們在荒誕的描寫中又感覺故事的本身似乎是不超越常理的，而是這些荒誕的事件本來就存在於我們的現實生活當中。
電影用特寫的方式刻畫作品中的細節引發人們的想像與思考，偉大的作家能夠從細小的事物中見出大道理，用典型的事物見出時代的特徵，而有意義的電影在於在細微的特寫處見出人物的心理與性格特徵，從而預測出故事的發展狀況與走向。
卡夫卡善於放大事物，讓人見出其真實的可怕，引發人的生存恐懼。
如在《鼠洞》中，作者在文中的描寫對像只有鼠與洞，但卻花大量的筆墨著重寫鼠建洞的精密與心裡的恐慌，這兩者產生巨大的矛盾，既然已經為自己建立了世界上最安全的鼠洞，為何還會引發它更大的不安？
這是值得引人深思的，鼠的不安是由那個荒誕的時代給的，在這個冷淡的社會中生存，帶給它恐懼的不是未來世界的未知，而是由這個社會制度的多變與畸變引發的荒誕感，從而讓人在這個社會中沒有歸屬感。
例如在鼠的心理活動中，我們就可以知道它在這個社會是沒有可以信任的人，它唯一可以相信的只有它自己，所以它不能離開自己的鼠洞太久，這便引發了它無限循環的憂愁與不安。
一般作品是通過複雜的情節與人物關係來呈現出社會歷史中存在的一個問題，但《鼠洞》卻沒有復雜的情節，也沒有與他人發生社會關係，但正是因為沒有與任何人發生社會關係已經能夠引起鼠巨大的恐懼感了，這更能讓人體會到了生存的困境與無奈。
卡夫卡作品的一個獨特之處就在於他不刻意展現複雜的社會面貌，而是通過平凡的小事來揭發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問題，從而引發人的共鳴，通過特寫式的營造更能讓讀者感受其藝術的震撼力，引發讀者的想像與思考。
再如在《審判》中給人呈現的是法律的虛偽，但不是通過直接述說法律機構的腐敗，而是通過一些細微的事物來展現，例如寫法律的荒誕，他把鏡頭移至審判法庭選址周圍的環境與人物，並且將其放大，庭審法院設置地址也更像是人們生活的一個繁雜的小區，這裡生活著各式各類的人物，庭審的法官不關注案件本身，而是把目光更多的轉向這裡的熱鬧事件。
從這種種的細節刻畫中，我們得出法律的虛設與荒誕，暗示著k不會在法律訴訟中解脫自己的罪名，反而在這荒誕的法律系統中，他最後也承認了自己是有罪的，人一生下來便是帶著罪惡來到這個世界的。
“電影表現的力量，就在於它通過攝影機總是在努力盡可能地抓住每一個攝影本質的東西。”利用電影特寫式的描寫方式能夠讓我們更一目了然地看到其事物的真相，更是直接激發觀眾的感情，在特寫中見出作品所帶來的震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