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百年史之——“第五代”導演的輝煌與落幕


2022年的下半場,“第五代”的二代們爭相綻放。

張藝謀的女兒張末,父女聯手,《狙擊手》喜提金雞最佳導演提名。別管是老帶新還是新老交替的信號,總之,有些優秀了。

陳凱歌的兒子陳飛宇,經歷了“阿瑟請坐”,以及《趙氏孤兒》、《妖貓傳》、《將夜》的一次次實踐,終於憑《點燃我溫暖你》燃了一把。

馮小剛也因為陪女兒出國讀書,不得不忙著闢謠和解釋。

“二代”們以不同的方式競相亮相,似乎是欲與父輩試比高。

畢竟可愛的“好大兒”陳飛宇,可是曾經對陳凱歌放話(口誤):“我希望幾年以後,別人能說,我是你爸!”

還見縫插針和老爸比過身高!

只不過真比起來,難度還是挺大的。

因為,他們父輩的戰績,已經行至巔峰,成為中國電影,無法輕易超越的代言與符號。 “第五代”導演,他們各自綻放,又高光匯聚,構成了百年影史中,風格鮮明而獨特的篇章。

今天柴叔就隨大家一起看一看,電影圈在百年曆程中,這些為人熟知的“第五代”他們所書寫的歷史,締造的故事和記憶。

“開山”與挑戰傳統

1977年高考恢復,正在咸陽棉紡八廠當工人的張藝謀得到消息,帶著自己的攝影作品闖北京。

28歲的張藝謀,陝西農村插過隊、當過電工、搬運工,跑過宣傳。省吃儉用買下一台海鷗照相機,搞攝影。

願望是好的,但年齡與規定的“22”相去甚遠。厚厚的作品集,招生老師看了直呼:我很欣賞你,但我不能收你。

張藝謀也不服輸,多次找到有關部門,向負責人寫信反映。

作品和真誠最終打動領導,破格進入北影攝影系學習。雖然一開始只是“旁聽”,但張藝謀憑藉自己的才華和堅持走到了最後。

此時“影二代”陳皚歌早就把名字改成了陳凱歌,北京四中念過書,西雙版納農墾局歷練過,又參軍,轉業後進入北京電影洗印廠。

這一波也抓住時機,想考北大中文系,結果除了文學其他都不合格,遂落榜。

趕上電影學院恢復招生,憑藉自己滿腹才學,成為報考難度極高的北影“78級”導演系中的一員。

這一屆也的確是輝煌。

導演就走出了:張藝謀、陳凱歌、顧長衛、李少紅、吳子牛、田壯壯、霍建起、胡玫。

演員也不乏張豐毅、周里京、沈丹萍、方舒,謝園、張鐵林等,在影視界留下記號的面孔。

雖然來自五湖四海,但精神上卻彷彿有一種天然的一致性,叛逆而生動。

那時候經常有導演到北影,播放作品做“宣發”。但趕上張藝謀、陳凱歌這一波,場面通常很尷尬,他們人是去了,但不是去鼓掌的,而是為了貢獻“噓”聲。

在他們看來這些老套而陳舊的影像如同“裹腳布”,他們渴望新空氣,真正能打動自己的東西。

久而久之導演們都繞開北影,寧可不混臉熟也不找那難堪。

但郭寶昌不一樣,他堅持帶著《神女峰迷霧》勇闖北影,結果看得張、陳這些叛逆青年暗暗拜服,備受啟發。

畢業後,張藝謀直接分到廣西電影製片廠,一落地就趕上好時機,5月份廠裡批准成立全國首個“青年攝製組”,應屆畢業生張軍釗、張藝謀、肖風、何群挑大樑。

隨後就下達生產令,以郭小川的同名詩歌為藍本,拍攝《一個和八個》。

不僅從導演、攝像到美工被廣西廠的“青年組”包攬,郭寶昌擔任了“不掛名”的藝術指導。

主角團陶澤如、陳道明,配角謝園、魏宗萬,就連配音演員都不乏孫彥軍這樣的名字,放到現在仍然影響力十足。

進廠就獨立拍片,在當時的電影界“史無前例”,影片也成為另一份“史無前例”。

一個遭陷害的敵後指導員,被與八名罪犯關在一起。他堅持不懈自證清白,剛毅忠正的人格魅力打動了這些被蓋章認證的“惡人”。即使最終依舊沒能為自己正名,但仍舊義無反顧站上前線。

故事並不復雜,但將關注點放在戰爭背景之下的“冤屈”與“忠誠”,“人”與“人性”的衝突。

對傳統價值觀,“階級精神”、“民族情感”的巨大挑戰與反叛,引起強烈反響。

大膽的靜態不完整構圖,如同黑白板畫般線條分明,對傳統審美的變革實現了中國電影的一次美學巨變。

“人類的悲歡並不相同”,但在那個特定環境中的“一個和八個”,卻達到了共通,或許這就是可以稱之為人類本源與共性的“性本善”。

何為正義、法理,何為善惡、情理,它們並非如同程序裡的“0”和“1”確定而冰冷,而是充滿了複雜性、現實性,有時甚至是抽象的、僅存於意識層面的。

《一個和八個》這部“第五代”的第一次集體作業,也被公認為“第五代”的開山之作。

其中對人性的關注和申訴,也幾乎成為“第五代”黃金時期的集體主旋律。

崛起與“石破天驚”

1984年蛤蟆鏡、喇叭褲、霹靂舞成了“弄潮兒”的標配,春晚已經“連載”到第二期,朱時茂陳佩斯“吃著麵條”將小品“帶貨”到千家萬戶。

第四代導演謝晉一部《高山下的花環》感動全國,至今仍有人視之為“最好的戰爭片”。

“第五代”導演也有大動作。陳凱歌,畢業後就近分配去了北京兒童電影製片廠,但一直沒得到什麼發展。這一年借調到廣西廠和張藝謀匯合,一聚首就搞出了大事情。

作家柯藍在散文《深谷迴聲》中所書寫的“反封建與抗爭”精神,打動了編劇張子良。

於是,《黃土地》應運而生。

本子到了曾一起“起哄”的老同學,陳凱歌和張藝謀手裡,這對“像導”組合,一出手就是“石破天驚”。

初春,深入陝北蒐集民歌的八路軍文藝工作者,與大山深處的貧苦女孩翠巧。延安婦女的婚姻自由,與翠巧所背負的“娃娃親”厄運。

翠巧對新生活的嚮往,與加諸在她身上無法逃離的現實。離去的顧青和他無法帶上翠巧的無可奈何,婚後的翠巧決定掙脫,卻又在奔向新生活的小船上,被翻滾的黃水吞沒。

新舊的對撞,“信天遊”裡的古老與生命力,翠巧對新生活的嚮往與結局的悲愴,有著宿命的無言與深沉。

但宿命並不是陳凱歌要表達的主題,而是想去思考、尋找一個“根源”。

黃土無垠、長空遼闊,黃河水奔騰不息,民俗婚禮、安塞腰鼓與祭祀祈雨,張藝謀與陳凱歌所呈現的“人與自然”,宏大奔放、本能純粹,有壓抑沉悶的困境,更有山崩地裂的激情。

“豪門痞女”洪晃看了直呼:“搞藝術的人太厲害,跟他們一比,金錢是那麼骯髒。”直接迷上陳凱歌。

影片還深深擊中了一個21歲青年的靈魂:“整個過程淚流滿面,看完之後我就想,我要幹這個工作。因為,電影可以改變世界”。

這個青年就是賈樟柯。

巔峰、絕唱與“引子迴旋”

《黃土地》被認為是中國電影史上的一場“雙峰會”,中國“西部片”的“母體”。也拉開中國電影在國際上大放異彩的序幕。

日後張藝謀定格“黃土”、“高粱”、長空與河流,締造出了《大紅燈籠高高掛》、《活著》、《一個都不能少》等極具個人風格和象徵意義的作品。

《紅高粱》自然、血性之“紅”,高粱的繁茂豐盛,強烈的色彩,對原始生命力的崇拜,蘊含著民族生生不息的意識與力量。

在原著所依託的時代,乃至電影上映的年代,其強烈的思想解放意義劃破時空,有人評價:“張藝謀在《紅高粱》裡用一個鏡頭,為國人完成了一場劃時代的啟蒙”。

《紅高粱》的意義不僅是捧回了亞洲第一座金熊獎,更讓世界看到中國的顏色,也成為中國電影當之無愧的一座巔峰。

陳凱歌則延續了“安塞腰鼓”、剪紙、窗花,交出了《孩子王》、《邊走邊唱》、《荊軻刺秦》等一個個主題不同,卻擁有相似精神內核,具備深沉人文關懷的作品。

《霸王別姬》,段小樓與程蝶衣,演生與飾旦,既是好兄弟更是天衣無縫的搭檔。一個深知戲非人生,一個入戲太深,中國傳統戲曲與傳統之下的“小人物”,歷史宏觀與個人微觀,時代風雲與愛恨糾纏。

風華絕代更如一曲絕唱。

1997年陳凱歌仍舊執著自我帶來了《風月》,張國榮、鞏俐演繹民國江南舊家族的愛情悲劇,周迅驚鴻一瞥嶄露頭角。

張藝謀則進行生涯中首次聚焦城市的探索–《有話好好說》。姜文、瞿穎、李保田,外加精彩客串的張藝謀、本山大叔,輕喜劇黑色幽默,留下了“安紅,我想你”的經典喊話。

而其中的男主姜文,則早就鼓搗出了自己的“青春日記”《陽光燦爛的日子》。為寧靜、夏雨、左小青、耿樂等一眾如今的“中生代”留下“青春合影”。還讓初出茅廬的夏雨捧回威尼斯、金馬雙料影帝。

這一年,內地第一家股份制營業公司–北京紫禁城影業正式成立,12月份就整出了大動作《甲方乙方》。

葛優、劉蓓、何冰、英達、徐帆、楊立新、付彪……馮小剛則比《有話好好說》裡“收破爛”的張藝謀還過癮,化身“創業小組”成員之一。

“好夢一日遊”看似不現實的外殼下,卻是將小生活蘊含於大荒誕,在當時創業熱潮以及實用主義風靡的環境下,既是對現實的投射、調侃與反思。

純粹的“甲方乙方”利益關係、“向錢看”,是他們創業的起點。

但過程中與人和社會的交流、互動,這群不切實際“圈錢”的人,卻改換初衷,要把生意做成公益,最終“流產”。

他們從自我現實出發,卻最終達成“幫助別人,陶冶自己”的自我實現。一份“烏托邦”式的浪漫與溫情,隨著笑聲滲透神經。

也實現了影片另外兩個名字:“比火還熱的心”、“你不是一個俗人”,從開篇處的接近反諷,到結局處的完美契合。

看似是幾個“京片子”在線鬥嘴,《甲方乙方》卻更像是《我愛我家》、《編輯部故事》,甚至是《大撒把》這些風格鮮明的“京圈”文化的一次集合和昇華。

“1997過去了,我很懷念它。”

如同總結,更像引子,每每回想感慨良多。

影片投資400萬喜提3600萬票房,開創了特定檔期、導演“風險共擔”兩項“第一”。

39歲的馮小剛登上“內地賀歲片之父”的位置,也成就了他關於《一九四二》、《集結號》的思考與表達。

“第五代”與中國電影

在馮小剛帶來《甲方乙方》、《不見不散》、《沒完沒了》賀歲“三件套”的時候,曾經在別人的作品裡“有話好好說”的薑文,開始說自己的話,讓別人無話可說。

趕在這“二十年”的末尾交出答卷,坐穩“第五代”的交椅。

姜文無疑是大膽的,甚至是無懼審判的。

如果說《一個和八個》是“好人”與“惡人”的“交鋒”,所帶來的人性衝擊。那麼姜文的《鬼子來了》則是在開場處包裹了一個突破正常慣性,甚至是情感的“人際關係”。

但正如它海報上黑白分明的單詞釋意。

兒時的經歷告訴姜文:“一個溫文爾雅的日本人,很容易變成一個我們印像中的日本兵。”

而他想將這些悉數傳遞,去警世,讓那些為了曾經的痛苦而憤怒的人明白,“敵人”二字的真正含義。

真正的銘記歷史,是要站在歷史的榮耀與塵埃之上,守護好我們的現在與將來。

姜文的語言獨特、犀利,帶著強烈的“漢子”氣。台詞與鏡頭語言暗含深意,這使得他的“民國三部曲”在下一個“二十年”,成為“第五代”中最鮮明、記憶最深刻的存在。

這些年,張藝謀奔走於衝獎與“奧運”的全面自我實現。陳凱歌執著於用寓言故事展現自己放不下的悲劇與戲夢人生,馮小剛則忙著在現實與自我間來回切換。

而“站著掙錢”的薑文,則忙著“讓子彈飛一會”。

但有趣的是。

姜文卻向來不認為導演有所謂“斷代史”:“我不知道有沒有第五代這件事。我一直不認為是可以用’代’來衡量創作者的。”

馮小剛自我調侃:“根本劃不上代”。

而張藝謀更像是一個總結者:“我對我們這一代人充滿了自信,因為我們綜合了上下兩代的優秀素質,又與他們不同。”

這也像極了他們各自成長經歷所造就的個性。

陳凱歌的導演父親和高級編劇母親,以及他所浸潤的皇城文化、仕子文化造就了他的文人情懷和才子“範”。

張藝謀祖上從“臨潼大戶”到落魄“軍官後裔”的家境流轉,工人經歷與對人與自然的體悟,則成就了他的西北情節,以及執著於黃土更不安於黃土的深沉力量。

馮小剛和姜文,則分別經歷了各自父母的“離異”,而馮小剛的教師父親,姜文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軍人父親,則為他們各自註入了原始“基因”,也在日後被不斷放大。

“第五代”他們從一出生就獲得了初始“劇本”,在與一個大變革的時代碰撞後,演繹出為人津津樂道不可複制的人生,構成了極具代表意義的精神財富。

而不管對“第五代”這個稱呼是否認同,他們都擁有著高度的自我意識,有著同款激烈反叛的姿態。這份個性中的共性,或許這就是他們被共同用來代表“一代人”的原因。

在他們的身前,是“第四代”,經歷了形式技巧的模仿與變革,紀實美學、現實主義熱潮,渴望深化探索與創新突破做出的啟發與引領。

“第五代”人則從其中獲得變革的靈感與動力,而他們本身所蘊藏的創造活力,與時代的浪潮碰撞,不斷突破形式、固有框架對思想、情感的限制與禁錮,釋放出巨大的能量。

所以也才有了《紅高粱》的紅,《藍風箏》的藍,《霸王別姬》的氣質格局與文化內涵,有了顧長衛、姜文、馮小剛各自的“三部曲”,以及如田壯壯般,平靜之下的力量與自我堅持。

正如張藝謀所說:“我們這一代就是要破,打破舊的傳統、舊的框框,在破中求立。”

即便只是“為了打破而打破”,也已經足夠震撼。而“自我”向來也是雙刃劍,一方面成就著不可替代,一方面也會不自覺地陷入“自我表現”。

但功不掩過,過也不可抵消功。他們成就於時代,也成就了時代。

1961年電影“寓教於樂”口號的提出,1962年首屆百花獎《紅色娘子軍》獲獎。水墨動畫《小蝌蚪找媽媽》、彩色動畫《大鬧天宮》在巴黎掀起“中國熱”。

新中國電影在底蘊理性與豪情中逐漸趨於成熟和完善,不斷抗爭進取、反思,與時代並進,達成了求真務實融合真情實感的美學體驗。

行至“第五代”,隨著《紅高粱》驚艷柏林,《霸王別姬》征服戛納,中國電影展現出無窮的想像力和創造力,進入一個多變、個性具有強大衝擊力的時代。

也達成了繼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之後,中國電影的第二個華點。

這份前所未有的視聽語言,成為時代精神的代言,也深刻影響著時代。在中國電影一百年的歷程中,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北影40週年聚會期間,陳凱歌曾說:“中國電影第五代這棵大樹,也慢慢會枝葉飄零。”

但飄零(落幕)的終極意義不是完結,而是新生。 “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代際”之分,是為了表述、記錄更為了傳承,激勵後來人“上下求索”。

影史百年記錄著中國社會的百年變遷,有淚水、有心酸,有笑容,有自信與輝煌,美的體驗與感動,這是人生,也是電影自誕生之日起,便被賦予的天然屬性和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