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的蔓延讓生態環境岌岌可危，特別是近年來少數民族地區大規模的工業發展破壞了少數民族的生態家園，改變了他們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甚至讓源遠流長的民族文化走向消亡。這提醒我們生態觀的重塑勢在必行，此時，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創作者們成為呼籲生態保護的代言人，是傳統民族信仰的守望者也是少數民族本土文化的承擔者，以獨特的姿態傳遞生態之思。
少數民族題材電影中的生態觀在藝術層面、民族層面和社會層面都具有重要意義與價值，下面筆者將從這三方面對其展開論述。第一節促進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發展中國少數民族題材電影作為中國電影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實現中國各族人民“多元共存，美美與共”的文化繁榮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縱觀中國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發展歷程，經歷了“十七年”時期堪稱經典的繁榮、“文革”時期停滯不前的衰敗、新時期娛樂文化浪潮中的商業嘗試與文化反思、以及新世紀多元發展的探索之路。不可否認，早期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創作表現出“奇觀化”、“模式化”的弊病，忽視了統一多民族國家各具特色，多元一體的良性發展。
導致一提及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往往就會和“異域風情”、“特殊群體”相聯繫。這提示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創作者們需要走出他者視野，深入理解民族國家共同體和民族主體性的關係。全球化多元語境下，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創作者面臨著兩個難題，一個是如何融入全球化話語但不喪失少數民族特色文化，一個是在現代化浪潮中少數民族地區如何保護本土文化。
基於對少數民族文化的憂慮，新世紀以來的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往往選擇堅守民族文化、表達民族情感，因其深刻的思想內涵而走向國際電影舞台。 《綠草地》《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德吉德》《婼瑪的十七歲》等影片體現出社會轉型時期少數民族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困惑與游移，思索現代化進程中少數民族文化的去留。
《長調》《索米婭的抉擇》《雲上太陽》《天上草原》則將矛頭直接對準了現代化進程對人類的異化和精神的摧殘，把少數民族地區塑造為可以療愈身心的生態烏托邦之地。更有《遠去的牧歌》《碧羅雪山》以原生態方式關注少數民族生活狀態的本真呈現，堅守少數民族傳統文化。
這表明，新世紀以來的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在多元文化的表徵中延伸出對生態問題的深度思考，或是創作者深度思考後的刻意之為，亦或是無心插柳的無意之舉，但生態觀的顯現勢必為少數民族題材電影民族性與世界性聯結提供了渠道。
基於全球生態危機現實及生態文明時代到來的雙重語境，少數民族題材電影中獨具特色的生態觀念亟需被探索，使其以獨特的民族文化與全球化語境相結合，實現文化的交融對話。
正因少數民族題材電影中的生態觀具有民族性與世界性相融的特點，讓諸多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在生態意識的傳播上走在了中國生態電影前列，輸出大量優秀的生態電影作品。東南大學的田兆耀先生在《管窺新時期我國生態電影的思想內涵》中提到生態電影的內涵：“主要從生態整體系統的角度出發，主張文化多元性，密切關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關係，反映生態災難、生存危機，探索危機的思想文化根源，表現人類的生態責任、生態理想。”
這意味著少數民族題材電影中的生態觀呈現不僅促進文化的多元，也促進了電影類型的多元化，少數民族題材電影成為生態電影的亞類型。然而，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生態觀的顯露與一般的生態電影在反映生態危機、喚醒觀者生態責任的問題上雖有共性，但在表達方式上獨具特色。
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生態觀的呈現比起一般生態電影來說，有著具化於地域環境的人文關懷、飽含信仰的生命體驗、以及強烈家園之思的民族特色。首先，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生態觀的呈現往往把故事背景放置於具體的地域環境之中，北有遼闊無邊的草原生態、南有靜謐幽深的山林之景、西藏地區又有神秘威武的山地資源，地域環境之別帶來文化之分。這使符合普世價值的生態觀念與中國各具特色的少數民族文化展開溝通和交流，讓觀者獲得豐富的審美體驗。
其次，少數民族長期生存於天地之間，與自然為伴，亙古流傳著與自然水乳交融的生命基因，其中表現的生態觀流傳於少數民族的血液中，讓影片生態觀的呈現達到直通生命的厚度。最後，少數民族群體對生態不僅是淺層次的認識，更是帶有生存之思的生態整體觀念，出色服務於影片對生態觀的重塑及生態審美意識的傳輸。
新世紀以來少數民族題材電影中的生態觀因兼具廣度和深度，使在審美意識表達的表達上獨具優勢，成為中國生態電影中的佼佼者。因而，少數民族的本土生態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這也為少數民族地區在現代化浪潮中保護少數民族文化提供了可能。
少數民族題材電影中的生態觀一方面為少數民族題材電影面向多元、走向世界提供了兼具共性與個性的渠道，另一方面為少數民族題材電影拓展多元的類型電影提供了可能，這無疑是新世紀以來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多元探索的里程碑，對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
第二節動態保存少數民族生態智慧少數民族題材電影中的生態觀常常以原生態電影的拍攝方式展現，熱衷於對少數民族生活狀態的本真呈現，以強烈的真實感表達出少數民族對大自然的深厚情感。從電影對少數民族日常生活的呈現中，可以窺視到電影創作者們對影視人類學和民族志拍攝理念的借鑒。正如民族志電影的第一位實踐者雷諾所說：“電影為我們研宄的需要永遠保存了全人類的行為模式。”
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特殊的拍攝理念，有效保留了少數民族生存的行為過程，蘊藏其中的生態智慧也以動態的方式保存下來。眾所周知，影視人類學強調過程式的記錄和影片資料的保存價值。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拍攝以“發現”為拍攝手段，表現出少數民族“本真狀態”，記錄人與自然、人與生靈間的溫暖與愛，恰合影視人類學準則，因此具有少數民族文化的保存價值。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大量運用長鏡頭展現少數民族獨特的生態智慧，將生態智慧與少數民族群體的行為、語言、儀式緊密相連。
《滾拉拉的槍》中滾拉拉為省時省力用車推柴下山。然而，滾拉拉的這一行為被下山時路遇的大叔及時制止並告誡滾拉拉，“祖先定下的規矩柴不能用車推，必須用肩背，定這個規矩就是為了不讓多砍柴”。世代生活於此的苗族人靠山林給予的自然資源為生，但自古流傳至今的“適度索取”思想才是維繫生態系統長存的重要保證，彰顯著少數民族人民在物用自然時的生態智慧。
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將少數民族生態智慧藏於少數民族行為、語言、儀式中而彰顯銀幕，賦予少數民族傳統生態智慧以新的時代活力。
都為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呈現人與動物在相同生活環境中的相通之處及共生狀態提供了真實體驗。而《岡仁波齊》中全程使用自然音響去除其他音效的渲染，只剩馬蹄聲、砍柴聲、溪流聲，令觀者回歸到純粹的自然體驗中，不受外界干擾追求生命的本真存在，凸顯出少數民族生態智慧中的生命觀。另一方面是光影交織的技術加成，典型代表有改編於同名小說的電影《狼圖騰》，由於電影強大的傳播力，甚至為同名小說帶來更多的關注。
雖然《狼圖騰》的小說和電影在精神內核、敘事背景、故事框架中有著高度相似，但畢竟小說與電影是兩個不同的藝術類型，在藝術表現上有著本質的區別。小說以文字為載體留給讀者豐富的想像空間呈現碎片化的特點，而電影以圖像為載體帶給觀者更確定的視覺景象。
如同樣的軍馬場的事件，電影通過鏡頭在軍馬場和羊圈的切換中傳達狼性智慧，傳達出這次事件是狼群對人類破壞生態行為實施的一次有組織的報復。較之小說碎片化的敘事方式，電影連貫性的視覺衝擊提升了觀者對生態主題的理解，以新的形式動態保存少數民族傳統生態智慧，也更出色的服務於當代生態觀的重塑。
因此，民族志理念的拍攝方式和電影藝術張力的獨特運用，得以讓少數民族群體的生態智慧以更生動有趣的形式呈現，使傳統生態智慧在現代技術的應用中以動態的方式永久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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