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爺”走了,留下了《雙旗鎮刀客》


在電影圈裡,何平被喚作“何爺”。他也樂得這樣自謂,微博、博客都用這個雅號取名。

其實何平的年紀並不算大,他1957年生人,比第五代導演都要小,比第六代裡最年長的路學長也隻大7歲。他成名也不算早,1988年他推出導演處女作《我們是世界》時,田壯壯都拍過四部電影了,以《黃土地》登陸影壇的陳凱歌已經帶著《孩子王》闖蕩過戛納金棕櫚的角逐,張藝謀則憑藉《紅高粱》拿回了中國電影第一座金熊獎杯。他的作品數量更不算豐厚,三十多年時間總共只拍了八部而已。即便如此,之所以仍能被人尊一聲“爺”,還是因為他的性情與為人。

圖/視覺中國

何平善拍俠客,其人也頗具俠氣。少年時代遭逢“文革”的他,因為出身不好,從小便生長出一顆強大的心以支撐自我。他不甘屈服、快意恩仇,有時白天被同齡的孩子欺負和侮辱,礙於身份不能當場反抗,等到天黑卻必會提著磚頭去砸碎對方家的玻璃。從業電影的幾十年裡,他也經常直言他人不敢言之事,從當下作品到創作理念乃至政策與環境,但凡看不慣的就要發聲,哪怕是指名道姓的批評。但仗義直率之人,往往也古道熱腸。對於需要支持的同行及後輩,他又從來不惜傾囊相助,連微博上的最後幾條發布都無一例外的全部是給予年輕導演新片的鼓勵和宣傳。甚至有整整七年時間,他完全放下了自己的創作,以策劃、監製等身份成就著別人的作品,竭力推動著中國電影產業的更新與升級。

他曾經說過一句話:“我的時代不會過去,除非我死了。”如今,他真的離開了。他的時代也就此猝然地畫上了句號,但中國電影的記憶與史冊中將永遠有一個位置是留給他的。

“我不進電影學院,但我要成為一個電影導演!”

因為父親何文今是北影厂的副廠長、母親袁月華是北影厂的導演,何平的童年是在職工大院度過的。少不更事的他就經常跟著母親去攝影棚,玩耍過程中也不經意地就目睹了一部部電影是如何誕生的。

然而電影並未由此成為他的志向和夢想,在他的印象裡那更像是一個遊戲而已。 18歲那年,高中畢業的何平到京郊延慶插隊成為一名知青,一呆就是五年多,每天干活掙工分,攢到年底換算成450斤左右的口糧。這樣的生活沒有令他陷入無聊和絕望,反倒覺得挺自在,無拘無束。沒事幹的時候,他要么背背《英語900句》,要么躺在炕上看些經濟學的書,想著如果以後有機會,學一學經濟或者別的什麼社會科學應該還不錯。

1978年,北京電影學院重建並恢復了本科招生。何平考慮了一下,在僅有的認知裡,搞電影好像是唯一可以不用上班的職業,自己又學過畫畫,有點基礎,於是決定報考導演系。複習的時候,發小田壯壯和他作伴,後來兩人都收到了錄取通知。就在何平回公社辦理戶口遷移時,第二封通知書寄到了他手裡,信上說第一份通知弄錯了。結果田壯壯一個人去報了到,何平沒能走進校門。

不過,何平心中仍舊沒有泛起太大波瀾,他想著轉年再考一次就是了。誰承想第二年北影沒再繼續招生,而且一停就停了四年。直到這時,何平才第一次賭氣式地暗暗發下一個誓言:“我不進電影學院,但我要成為一個電影導演!”

只是這樣的誓言不免有些無力。彼時的中國電影還處於國營製片廠體制中,幾乎只有科班畢業的人才能進入其中,有機會獨立導演的更是少之又少。直到1980年,何平考入了北京科學教育電影製片廠,成為一名助理實習生,而後逐漸從場記做到副導演,雖然只能拍些諸如鮑魚產卵之類的內容,但總算摸到了電影的一道門檻。

真正把何平領進門的人,是時任西影厂廠長的第四代導演吳天明。此前,在他的支持下,陳凱歌、張藝謀、田壯壯、黃建新等年輕的創作者紛紛拍出了自己早期的代表作品,驚艷地刷新了中國電影的面貌,也讓西影厂成為一時間全國矚目的電影基地。吳天明將何平也從北京調到了西安,並很快給了他獨立執導的機會。

去西安的時候,何平隨身帶上了自己寫好的一份劇本初稿。那是一個名為《大漠孤煙》的傳奇故事,發生在盛唐時期的邊陲大漠之中。也是這一年,電影理論家鐘惦棐在西影厂年度創作會議上作出了《面向大西北、開拓新型的”西部片”》的發言,倡導和鼓勵創作者“從銀幕上開發大西北人的精神世界”,一波中國西部電影的創作風潮由此拉開序幕。

但乘著這波風潮,何平卻沒有將《大漠孤煙》搬上銀幕。他總覺得劇本還不夠成熟,不想倉促上陣,草草了事。不斷琢磨的過程中,一個想法閃過他的腦海——何不先將其中的一個角色單獨拎出來,先豐富成一個新的故事? 1989年,他找到小說家楊爭光,把自己的構想講述給了對方。

“那個時候大家真是把事情當事情做”

“他原來是想找蘆葦寫,蘆葦沒時間,就問我願意不願意。我覺得(想法)挺好,就說我覺得應該可以。”楊爭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那段時間自己正處在一種低落和郁悶裡,何平伸過來的合作之手其實剛好也給了他一個抽身而出的機會,於是兩人一拍即合,創作迅速開展:“寫得很快,可能就一個禮拜。他拍得也很快,我六七月或者七八月——具體月份忘了——寫成,然後就通過,通過以後劇組就成立,十一月份踩景,春節過後就開拍了。”

“那個時候大家真是把事情當事情做,非常樸素。拍電影過程之中,你看到的是一個電影人。現在你看到的是’電影傳奇’,人就像傳奇一樣,而且是花邊傳奇,不是真正的傳奇。”楊爭光至今仍懷念那段時光:“那時經費也不像後來這麼奢侈,踩景的時候我跟導演住一個房間,從西安跑到蘭州,在蘭州租了兩輛212帆布篷吉普車跑到敦煌,走了一萬多里。”

在楊爭光的記憶裡,一切如同機緣巧合一般進行得無比順利,就像最後電影裡那座小鎮完全是柳暗花明的意外發現:“戈壁灘上太陽落的時候是很快的,(本來)我們都放棄了,前面一輛車開了很遠都走了,結果我們突然間往後一看,方圓幾十里沒有人煙的一個地方,沙丘後面冒出一截城牆的,拐回去一看,馬上就把它作為一個預選。後來繼續往前走一直到敦煌,再也沒有那天發現的合適。”

1991年,製作完成的電影面世。當時國內還沒有票房概念,衡量一部電影的成功與否主要看知識界和評論界的反饋。結果這一次何平一舉成名。他在漫天黃沙的蒼茫中用影像構築的那個交織著愛與恨、善與惡、勇敢與懦弱、純真與虛偽的成長故事,不僅被譽為武俠電影新的發軔,也被視作國產西部片的扛鼎之作——這便是日後屢被提及、無從繞過的經典《雙旗鎮刀客》。

《雙旗鎮刀客》上映的時候,導演陸川還在南京的解放軍國際關係學院讀書。學校每週會組織一次觀影,大多數片子都沒什麼意思,除了一個夏日夜晚,操場的露天幕布上映出雙旗鎮的少年英雄。陸川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我看完之後心潮澎湃,做了一件很傻的事兒——趴在被窩裡打著手電寫了一封很長的信,說這個電影有多打動自己,然後告訴他說自己現在上的是軍校,很不喜歡,希望他能夠指點一下怎樣能去做電影。因為不知道他的地址,就寄到了西影厂。”

這封信何平自然沒有收到,但他卻用持續的創作給電影世界以及像陸川一樣對電影心懷嚮往的年輕人“寄出”了“回信”。 1994年,他推出改編自馮驥才同名小說的《炮打雙燈》,這部被學者戴錦華稱為嵌入中國歷史景觀中的愛情情節劇,先後斬獲聖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評委會特別獎和金雞獎最佳導演獎;1995年,以“尋找”和“復仇”為母題的《日光峽谷》,又入圍了柏林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

然而就在此時,在外界期待他帶來更多驚喜的目光注視中,何平卻放下了手中的導筒。

“等到認識何爺之後,好像又進入一個集體中間”

《日光峽谷》之後,何平出了趟國。一年多以後回來,發現中國電影在改革的進程中已經走到了一個瀕臨破產的境地。許多同行也在此時開始思考和尋覓出路,韓三平組織起一個“救市”計劃,聯合十幾位一線電影人一起,希望通過策劃、監製的方式推出一批面向市場的優質影片。何平也加入了這個計劃。隨後,哥倫比亞電影公司在北京成立了一個辦公室,他們也找到了何平,邀請他負責中國大區的華語電影製作和發展業務。何平想了一個晚上,決定應下這份差事,他計劃用三年左右時間以幕後方式為中國電影貢獻力量,卻沒想到真的做起來,難度遠遠超過了自己的預想。

但他並不後悔,他曾說過他愛電影,因此誰當導演他都高興。那幾年裡,他努力地從外部引入資源、學習經驗,將中國電影工業體系裡缺失的部分逐個補上,並像當年吳天明支持自己一樣,扶助了一批新生力量站到影壇的聚光燈下。

這其中就包括那個給他寫過一封長信的陸川。 “電影學院畢業兩三年沒什麼事幹,就一直寫劇本,也給其他導演寫些電視劇,挺煎熬的一段時間。非常偶然的一個機會,華誼兄弟拿到了《尋槍》的劇本,然後找到了我。後來在他們的引薦之下,我認識了何平導演。”陸川說,正是何平帶著哥倫比亞電影製作(亞洲)公司的投資,為他的這部處女作注入了重要的啟動動力。

《尋槍》的出世,為陸川真正打開了一條電影之路。他隨即便投入了《可可西里》的創作中,這一次還是何平站在了他的身後。當時國內的製片方在演員陣容上,推薦了包括張學友在內的三位香港明星,但陸川不想用,他想通過非職業演員為電影營造出原生態的質感。 “這個時候,何爺說’川有自己強烈的想法,讓他自己去做,別管他了’。這事就這麼弄成了,如果不是何爺的話,我大概率也扛不住,最後可能還是得用製片人選擇的演員。”

陸川說:“我以前會覺得導演是挺獨的一個工作,(而且)出了學校其實很長時間我就是一個人。等到認識何爺之後,好像又進入一個集體中間。他一直在把大家抱在一起、攏在一起。”的確,這一時期的何平就像電影圈的一個領袖,他要耕耘和經營的不再是一個人的田園,而是整個江湖。

只是藝術殿堂總還為他保留著一份期盼,至少二十年前那份《大漠孤煙》的初稿還在等待著他。其實在他心裡,這個故事也未曾放下過,始終揮之不去。終於在2003年,何平歸來了,他將這個纏繞已久的心結,落實成了一部《天地英雄》,念念不忘終得迴響。

又過了七年,他推出了電影《麥田》。此時的他,似乎已進入了一個新的藝術階段,在這部油畫般的寫意之作中,他開始嘗試一種反類型的敘事,甚至不再在意作品中的思想含量,而是希望這樣的成分越來越少,“因為可以歸納的東西,在藝術面前都不是高級的”。

作家麥家覺得《麥田》似乎有一種“唱對台戲”的感覺。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個片子和整個時代的趣味,有點’背道而馳’。當大家都把故事越講越簡單,娛樂越來越喧鬧,他講了一個反遊戲反娛樂的故事。一定意義上來說,最後確實也是被冷落了,我覺得對他來說是一種打擊,尤其越是天才就越脆弱,打擊一次兩次以後,他身上的創造力就會被封鎖起來。”

事實似乎顯露著這種可能。 2015年,何平自編自導了愛情電影《回到被愛的每一天》。這是最不像他的電影的一部作品,更是從《雙旗鎮刀客》之後聲量最小的一部作品。而此後,他也再未拿出新作。

原本,何平還想要改編麥家的《解密》。麥家在改編授權的合同中,還懷著尊敬之意特別備註一條“如果該片的導演不是何平,合同立即作廢”。然而後來曲曲折折,這部電影終究沒能迎來開機的一天。

從前的一次採訪中,何平說過:“我拍的戲永遠在我自己的王國里。”現在,他去了另一個王國,也許在那裡,他會繼續搭建自己的王國,只是觀眾再也看不到了。

記者:徐鵬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