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的後代，基本都潤出去了，成了富商、巨賈。左宗棠的後代，一個沒走，全在國內，成了醫生、學者、技術員。這事兒琢磨起來，真帶勁。
李家的後人，開著豪車在加州山景城打高爾夫；左家的後人，在清華實驗室裡敲AI代碼，一個家族走向了全球財富鏈頂端，一個家族紮根在本土科研第一線。
李鴻章和左宗棠，一個是晚清的“外交大臣”，一個是“西北硬漢”，前者擅長談判，後者主打硬剛。
他們的子孫，一個個走出了截然不同的路子，李家的後人，富得流油卻離家千里；左家的後人，名不見經傳卻紮根黃土地。
這事兒放在今天，不就是“潤與不潤”的終極樣本？
李鴻章的後代，早早就開始了“走出去”的實踐，不是為了逃避，而是為了佈局。
民國初年，李家子弟憑著祖上留下的銀票和人脈，先是去了香港，再是馬來西亞、新加坡，最後乾脆定居歐美。
一邊做鋼鐵大王，一邊投矽谷科技股，財富雪球越滾越大。
比如李家景，曾在香港創立鋼鐵公司，後來又轉戰印尼礦業，身價過億；李家昶更是早年看準矽谷科技浪潮，投了不止一家科技獨角獸公司。
他們的財富增長速度年均15%的增長，比美國納指都猛。
可問題來了：富是富了，但根呢？
李鴻章的曾外孫女張愛玲，晚年孤身在紐約離世，身邊連個親人都沒有。
她的小說裡，寫盡了“疏離感”，其實就是家族漂泊的縮影。
富貴背後，是文化的斷裂，是身份的模糊。
李家後人中，已經很少有人會講流利中文，更別提拜祖掃墓了，合肥李鴻章故居，如今修繕都靠政府撥款，李家後人基本不參與。
從實用主義角度看，李鴻章的選擇是對的，他知道那個時代不穩定，於是給子孫留下了“退路”，但這條退路，越走越遠，走著走著，連“回頭路”都沒了。
相比之下，左宗棠的後代，可以說是“死守本土”的硬核代表，不是他們沒有機會走，而是他們不願意走。
左宗棠留下的家訓中有一句話：“讀書明理，報效國家。”
他的後代代代都在踐行。
左景鑑，是中國肛腸外科的奠基人，抗美援朝時期，在戰場上籌建血庫；左景伊，是腐蝕科學權威，提出過“左氏定律”；
再往下，左煥琛曾任上海副市長，同時是醫學教授；到了第八代，左浩然清華攻讀AI，左晨曦回湖南當起了左宗棠紀念館的講解員。
這些人不是沒本事，也不是沒機會出國，而是主動選擇“留下來”，不僅留下來，而且還乾得不錯。
左家後代中，80%以上從事教育、科研、醫療等行業，貢獻了大量專利和科研成果。
與之對比，中國本土精英家族的職業穩定率平均不到70%，左家硬是高出一截。
他們沒賺大錢，但賺到了另一種東西——社會價值和文化根基。
要說哪條路更好？真不好說。
李家走的是“財富傳承路線”，他們通過全球化，把祖上的資源變成商業帝國，但問題是，財富傳不過三代，這不是空話。
全球70%的家族企業在第三代就散了，尤其是像李家這樣“外向型”的路徑，身份迷失和文化斷裂是常見難題。
左家走的是“精神傳承路線”，他們沒有大筆財富，卻留下了價值觀、專業精神和文化認同，這種“內向型”路徑，或許慢，但穩。
本土精英家族中，類似“耕讀傳家”的模式，後代職業穩定率、社會貢獻度都遠高於平均水平。
這兩種路徑，其實也是現代中國人普遍面臨的選擇：是去歐美追求自由和金錢，還是在國內深耕事業、建設家園？
在疫情之後，據社科院報告，越來越多的中產家庭開始重新思考“潤”與“留”的平衡點。
不少人發現，國外的自由不一定等於幸福，本土的堅守，也不一定等於壓抑。
李鴻章和左宗棠，其實代表了兩種性格。
李講究務實、講和、留退路；左講究氣節、剛硬、不服輸。
他們的後代，沒跑偏，反而把祖上性格延續到了極致。
這種傳承，不只是血脈，更是文化性格的延續。
李家選擇了“走出去”，在全球開疆拓土；左家選擇了“留下來”，在本土深挖根基。
從國際視角看，歐美也有類似案例：
羅斯柴爾德家族，通過跨國佈局保全財富，但始終把文化基地放在歐洲；日本的武士道家族，至今還在傳承責任與家族榮譽。
只是中國的這兩個案例，歷史背景更厚重，選擇更極端。
現在再看，李家在海外賺得盆滿缽滿，但在精神層面少了點歸屬感；左家默默耕耘，沒進福布斯，卻活得踏實有尊嚴。
也許，這兩種選擇沒有對錯，而是適合不同的人，但對這個國家來說，留下來的人，終究才是建房子的人。
李鴻章後人潤得遠，左宗棠後人扎得深，聽起來像是兩種人生劇本，其實折射的是兩種社會價值觀：一個偏功利，一個偏理想；一個求穩，一個求根。
但最妙的是，今天的新一代，可能開始融合這兩種“基因”。
左浩然在清華研究AI，有國際視野也有本土責任，越來越多的“李家後人”，也在尋找回家的路。
潤也好，留也罷，終歸要問一句：你想留下什麼？
信源：《晚清名臣左宗棠曾孫、外科專家左景鑑的一生》·《世紀》雜誌·2022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