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冬，北京的風格外硬，紫禁城檐角的風鈴半夜還在輕響。周恩來剛剛結束同基辛格的又一輪秘密談判，回到中南海時順手把最新的國際消息送到游泳池邊的小屋。那天距林彪“九一三”事件只過去三個多月，高層氣氛依舊緊繃，可毛主席已在盤算另一件事——等身體稍有起色，要把孩子們都叫回來吃頓團圓飯。
到了1972年3月初，主席的咳嗽減輕，醫生允許他短時間會客。許多決策仍壓在案頭，但“請孩子們回家”成了最先敲定的日程。秘書田家英記錄時，有意寫下“純屬家庭性質”，一句話隔開了政務與親情，這在那個年代並不多見。
通知很快發出。毛岸青當時在總政文化部忙於整理抗美援朝題材的照片；李敏則帶着兩個女兒住在東交民巷。接到電話，兩家都推開公務，先去西單百貨買了點椰子粉和罐頭——七十年代初能帶去中南海的禮物不多，他們知道父親喜歡吃甜。
聚會定在3月16日晚。主席身披深色披風，從卧室移到永福堂客廳，身邊跟着醫務人員。見到岸青夫妻，他先問起邵華最近寫的文章；輪到李敏，他又想起外孫女的近視度數。話題很碎，卻把氣氛烘得柔軟。
短暫熱鬧後出現一個空位，正是“訥娃”應該坐的地方。主席停下茶杯，眉心輕皺。李訥此刻遠在江西九江五七幹校，帶着才兩歲的兒子徐小寶過着典型的“勞動——託兒所——夜讀”三點一線生活。婚姻已散，情緒低落，信件也寫得越來越少。毛主席手邊最新一封信還是春節前的，“一切都好”四個字乾巴巴地掛在末尾。
“張耀祠，過來。”主席聲音不高，卻透出急迫。作為衛士長，張耀祠立刻走近。主席只說七個字：“去江西，給她錢。”隨後補充：八千元，拿稿費中扣，不要動公家一分。八千元在1972年是什麼概念？那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只有三百來元，這筆錢足夠一個三口之家過七八年。
張耀祠猶豫片刻，小聲提醒：“主席，岸青和敏……”話音未落，主席擺手：“一碗水端平，再各八千。”沒有更多解釋，公平二字已藏在語氣里。
三天後，張耀祠攜帶三封親筆信動身：一封給李訥，一封給江西省委的老朋友，第三封交予五七幹校負責人。列車從北京西站出發，沿京廣線到武昌，再折向九江。那趟旅程整整花了三十小時，車廂里擁擠嘈雜，他只得把公文包一直夾在腋下。
3月23日上午，李訥剛從菜地回來，看到意外來客愣住了。“這是主席讓我交給你的。”張耀祠遞過信和一個牛皮紙信封。信里沒有訓誡，只有一句：“生活多難，也要讀書，莫墜志。”李訥瞬間淚涌，卻強忍着沒掉下來。她握着那疊嶄新的十元券，指尖微顫：“請轉告爸爸，我會好好乾。”張耀祠點點頭，離開前再補一句：“主席讓你常寫信。”
錢不是全部，更重要的是那份被惦記的感覺。李訥用其中兩千元給幹校添置了兒童秋衣，自己只留足必要開銷，把剩餘交給財務科。幾個月後，她再次坐進解放軍報社的編輯室，重新握起鉛筆，也開始整理長征口述史料，為日後出版《紅軍長征親歷錄》打下初稿。
北京方面，毛岸青和李敏各收到八千元，都想退回。警衛員卻一句帶過：“主席說，拿着安心過日子。”邵華把錢存進工行，幾年後用來印製攝影集；李敏則拿出一半寄往廬山療養院，資助舊部傷病員。
有意思的是，那年年底國家計委討論再度精簡中央機關，主席在批示里順筆寫下：“家務自理，勿累國家。”熟悉底細的人知道，這與那三份八千元有默契的呼應——他不願讓親情沾公家的光，也不允許制度因他的子女而扭曲。
1972年的聚會只有一次，卻在主席生命最後四年里留下深刻印痕。對外，他要處理中美復交、對蘇邊境、恢復聯合國席位等重大事務；對內，他對孩子們的要求始終漢簡般質樸：獨立、自食其力、照顧人民。歲月推移，故事也許會被重新講述，但那一聲輕輕的“去辦一件事”，已經透露了一位父親最本真的溫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