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5年12月10日起，澳大利亞開始實施全球首例大規模國家層面的“未成年人社交媒體禁令”：16歲以下兒童不得在tiktok、instagram、snapchat、youtube、facebook／threads、x（前 twitter）等主流平台註冊或持有賬戶。如果平台未採取“合理措施”阻止未成年用戶註冊，可能被罰數千萬澳元。
過去十多年，圍繞社交媒體對青少年心理和行為影響的爭論幾乎從未停止，但各國政府鮮有直接以立法形式介入。官方將其描述為“世界首創”，並將其定位為減少兒童所受“壓力和風險”的公共健康干預——包括被算法驅動延長使用時間以及接觸可能損害身心健康的內容。
一些學者將過去十年全球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呈上升趨勢，與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的普及深度關聯，並呼籲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視覺中國|圖
澳大利亞的舉措並非孤例。丹麥、馬來西亞已提出類似立法方向，歐洲議會近期也通過非約束性決議建議成員國考慮最低年齡限制。一些評論認為，這或許是未來5-10年全球數字監管的起點，類似煙草广告限制、食品添加劑規範以及酒駕年齡立法——一場圍繞“數字童年”邊界的政策實驗，正在悄然展開。
禁令出台
澳大利亞這項立法的起點頗具戲劇性。2024年初，南澳州州長的妻子讀完美國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 (jonathan haidt)的《焦慮的一代》後，強烈要求丈夫“必須做點什麼”。這本書將過去十年全球青少年焦慮、抑鬱、自殘呈上升趨勢，與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的普及深度關聯，呼籲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
隨後，南澳和新南威爾士州聯合舉辦了青少年與社交媒體峰會，邀請海特和社交媒體吹哨人發言。“haidt模型”迅速進入澳大利亞政治話語。與此同時，澳大利亞的傳媒集團發起“讓孩子做孩子”（let them be kids）運動：多篇社論指責社交媒體“偷走童年”“摧毀孩子”，不斷推動議題升溫。
2024年11月，政府正式提出立法草案。法案迅速送交議會，兩院幾乎以跨黨派多數通過。其間引發最大爭議的細節是：議會委員會只提供了24小時窗口徵集意見，卻收到1.5萬份正式意見書，從跨國平台到心理專家、從父母團體到青少年本人，都急於在窗口關閉前表達立場。
許多批評者指責：如此快速倉促的審查過程不足以嚴肅評估對言論自由、兒童權利、隱私保護和公共健康的長期影響。
儘管如此，法案仍在2024年11月底先後獲得眾議院和參議院通過，並由總督簽署生效，正式成為《2024網絡安全（社交媒體最低年齡）修正案》。該禁令將於2025年12月10日全面實施，禁止16歲以下未成年人在多數社交媒體平台註冊或持有賬戶。
基本理由
儘管這項有頗多爭議的法案已經落地，但澳大利亞將這項立法解釋為一種“兒童健康保護措施”，而非文化管控，並基於以下理由。
首先是暴露的普遍性與風險性。澳大利亞esafety委員會的全國調查顯示96%的10-15歲兒童使用過至少一個社交媒體平台。約70%（約七成）兒童報告曾接觸過“與傷害相關的內容（content associated with harm）” ——包括仇恨／厭女內容、危險網絡挑戰、暴力畫面、不良身體／飲食／自殘內容等。
其次，心理健康危機與社交媒體增長軌跡的疊合。澳大利亞及多國數據均呈現類似趨勢：2010年之後，青少年抑鬱、焦慮、自殘求助與住院明顯上升，尤其在女孩、性少數和社交媒體重度用戶群體中更顯著。部分研究已證實高頻社交媒體使用與社交比較、網絡欺凌、睡眠剝奪及注意力干擾密切相關。
再次，發育科學提供了風險機制解釋。神經科學發現認為，人類大腦前額葉（負責自我控制）的發育在18–25歲才趨於成熟。而社交媒體的算法邏輯——不斷推送高刺激內容、誘導互動與停留時間——與這一階段孩子的自控能力之間構成衝突。這在政策制定者眼中構成結構性衝突：當自控力尚未成熟時引入“即時反饋系統”更可能放大成癮性機制。
最後，政策報告指出，未成年人缺乏風險識別能力，而社交媒體的商業邏輯是最大化停留時長，公共健康目標與商業目標存在根本衝突。
值得注意的是，科學界並非全然支持這一迅速出台的“年齡禁令”。
2024年，美國國家科學院發布的一份重磅報告《社交媒體與青少年健康》揭示，人們常將青少年心理危機與社交媒體的普及畫上等號，但科學證據分析的結果則更為複雜。報告認為，社交媒體對青少年既可能帶來傷害，也可能為社會孤立或少數群體提供重要支持，其影響“高度依賴具體情境、使用方式與個體脆弱性”。報告同時強調，目前多數研究揭示的是相關性而非因果關係，心理健康變遷也受教育壓力、家庭因素、經濟環境等多重變量影響，因此政策應謹慎界定風險來源及其機制。
亦有學者指出，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機與疫情衝擊、家庭變化、睡眠剝奪、教育壓力等變量共同作用，社交媒體“可能是放大器，而非起點”。因此，一些專家將澳大利亞政策稱為“建立在未完成證據之上的大規模社會實驗”。
誰在支持
這項禁令背後最堅定的推動者來自聯邦政府、高級監管機構和部分公共衛生及青少年研究群體。
澳大利亞總理anthony albanese多次公開稱該政策是“為了捍衛年輕人的權利與健康”。通信部長anika wells在國家新聞俱樂部演講中甚至將社交媒體比喻為讓孩子“接上多巴胺點滴”的系統，認為立法是為了阻止科技平台“掠奪童年”。監管方——esafety委員會負責人julie inman grant則指出，科技平台在保護兒童方面“系統性失敗”，因此需要法律強制其承擔責任。
在學界，部分公共衛生學者如新西蘭奧克蘭大學研究者dr samantha marsh公開稱讚這一舉措是“群體層面的減害政策”，類似於煙草與酒精監管——雖然不完美，但對青少年心理和行為風險進行“延遲暴露”是有意義的策略。在他們看來，社交媒體在青少年中的滲透已呈結構性，家長和學校難以單獨應對，制度性介入因此被視為必要。
誰在反對
儘管支持者眾多，但反對者的聲音也始終不絕於耳。
兒童人權機構、心理學與社會學研究者、隱私保護組織、青少年心理服務機構及部分技術政策專家都從不同角度提出了他們的聲音。兩名未成年人——15歲的諾亞·瓊斯（noah jones）和梅西·尼蘭（macy neyland）還向澳洲高等法院提出訴訟。
對此，澳洲通訊部長安妮卡·韋爾斯（anika wells）向議會表示，即便面臨青少年提起的高等法院訴訟，政府實施禁令的決心依然堅定。
澳大利亞人權委員會（austral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公開聲明對禁令“持嚴重保留態度”，理由包括：該政策可能侵犯兒童的表達自由、信息獲取權、文化與參與權、在線求助渠道和隱私權，且不符合《兒童權利公約》要求的“必要性與比例性原則”。
倫敦政經學院教授索尼婭·利文斯通（sonia livingstone）則認為，禁令可能在公眾焦慮與政治壓力下被誤認為是“救贖方案”，但忽略了兒童需要安全、可參與的數字空間，而不是被排除在數字社會之外。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學者費絲·戈登（faith gordon）則指出，一刀切禁令“無法真正保證安全”，尤其弱勢群體（如偏遠地區兒童、移民社群青少年）往往在網絡上比線下更容易尋求支持，如強制斷網可能反而加劇孤立與求助障礙。
此外，青少年服務機構、心理健康組織及青少年熱線機構，則擔心假期斷網可能強化焦慮、減少社交聯繫，導致求助需求上升。部分學者引用國際經驗，例如韓國未成年人遊戲宵禁法最終因規避與副作用而廢除，認為澳洲禁令可能遭遇類似命運。
值得注意的是，澳洲禁令規定，責任完全由平台自身承擔。如果16歲以下用戶在禁令生效日期後仍然擁有賬號，家長或孩子不會受到任何處罰。在法規生效後，理論上未滿16歲用戶將被註銷賬戶並無法使用互動功能，但是否仍能瀏覽公開內容將取決於各平台執行方式與身份驗證技術。
能否落實
雖然禁令要到2025年12月正式實施，但snapchat、meta等平台已提前部署年齡驗證機制以滿足未來法律要求——也因此讓繞行能力、技術缺陷與行為反彈在政策落地前就被提前暴露。
據bbc報道顯示，13歲女孩伊澤貝爾在不到五分鐘內成功繞過snapchat的年齡驗證系統——她用母親的照片對準攝像頭，系統便“感謝她”完成認證。類似技巧迅速在社交媒體間傳播，一些孩子甚至用名人面孔去測試系統。政府試點研究曾聲稱年齡驗證技術“堅固而有效”，但實踐暴露了它們對未成年人繞行能力、vpn使用與深度偽造圖像的脆弱性，墨爾本大學的實驗甚至發現，一副22澳元的萬聖節面具便足以騙過人臉識別。
《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道稱，部分青少年已經整理出規避指南，包括使用vpn、更換註冊地區、用家長郵箱創建賬戶，甚至在遊戲聊天室等更隱蔽空間重新建立社交圈。
另一層隱憂來自家庭端。一項民調顯示，三分之一的家長願意幫助孩子規避禁令，理由包括“學校社交需要”“不想讓孩子成為被排斥者”“自己監督比斷網更安全”。
這使得監管機構與平台之間陷入一場幾乎註定的“打地鼠遊戲”：漏洞剛被填補，用戶行為又產生新出口，平台名單更新後，孩子們立即遷移到新的不在禁令清單上的服務。而在一些隱蔽的網絡空間，長期缺乏審核和監管能力，更容易滋生極端化、性侵風險與內容算法失控。
批評者擔心，這樣下去禁令不僅可能無效，還可能產生反效果：把孩子從相對安全、有家長監督的環境推向暗網式空間。一些科技公司直接警告稱，未登錄瀏覽模式的泛化可能讓未成年人接觸到更未過濾、更廣告化、更不可控的內容，而平台未成年人保護機制（如限制陌生人交流或過濾風險內容）反而失效。
因此，不少人認為，澳大利亞並非只是通過立法規範數字環境，更是把整個國家推入一場前所未有的“數字童年治理實驗”。其成效究竟如何，是保護還是傷害，仍需要時間去觀察與驗證。
南方周末特約撰稿 袁端端
責編 朱力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