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初夏，江西革命歷史博物館即將閉館，一位身材纖細、神情溫和的女觀眾被拒之門外。她沒有表明身份，只是耐心解釋行程耽擱，想看父輩們當年的戰鬥遺物。管理員被打動，破例放行。燈光下，女觀眾望著展櫃裡那張年輕的主席照片，嘴角閃過一絲難以察覺的笑意。她就是李敏。那天離館時，她悄悄嘀咕：“做人得夾著尾巴，這是家訓。”誰也沒想到，八年後，她挺著大肚子單槍匹馬闖進中南海，再一次考驗了這句家訓。
李敏出身紅色，卻從小被父親當普通孩子管教。現代漢語補考，古文背誦，運動會得第一還得自己寫檢討——毛主席對女兒毫不心軟。他常說，槍可以丟，書不能丟。 1959年秋，李敏與孔令華定下婚事，主席正在江西開會，得報喜訊，立即回信：“等我回來再辦，我要主持。”這句“我要主持”，既是疼愛，也是考察。孔令華身為孔從洲將軍之子，八一學校畢業，穩重寡言。婚禮那天，豐澤園並不張揚，客人不過十來位，主席親自舉杯：“兩家孩子，先學會相互尊重。”一句話，把滿堂熱鬧壓成了長輩的囑託。
1960年，長子孔繼寧降生。孩子小名“寧寧”，取“安寧”之意。主席抱著外孫不肯鬆手，樂呵呵說：“我老了，有小娃娃陪，就不算老。”然而幸福是短暫的。三年自然災害剛過，物資仍緊張，年輕的夫妻不願再消耗公家資源，堅持搬離豐澤園。搬家那天，主席站在門口，拐杖敲地，半真半假地抱怨：“手背都是肉，往哪割？”最終還是笑著揮手，讓他們去了西城區一處舊平房。
時間一晃到1972年。年初，李敏在保定探望丈夫後發現自己再度懷孕。日子清苦，單位的補助有限，她猶豫了。那封詢問是否要保胎的信寫得極短：“爸，困難多，猶疑大。”主席收到信，僅回十個字：“嬌嬌，再難也要生，孩子我管。”隨後，他用稿費各寄賀子珍、李敏、李訥八千元。稿費不是國庫，是他一點點積攢的私錢。對七十九歲的老人來說，這已是全部能動用的積蓄。
懷孕七個月的李敏特意挑在一個雨夜返京。枯黃的梧桐葉黏在長椅上，北門的警衛員一抬頭，被她突如其來嚇了一跳：“怎麼只有您？”李敏輕聲說：“爸爸身體不好，我得進去。”推門那刻，她腹中的孩子踢了兩下，像在提醒別忘了來意。
病榻上的主席神情憔悴，與三年前大不相同。陳毅追悼會後，他身體急轉直下，兩次休克，走路都要人扶。見到李敏，他先是心疼，隨即抑制不住怒氣：“孔令華咋沒來？真過分！”聲調陡然拔高，連一旁的護士都嚇了一跳。主席對女婿一向欣賞，為何動怒？幾十年戎馬生涯練出的判斷讓他敏銳察覺，孕婦獨行說明丈夫工作環境不允許請假，這才是問題。李敏急忙解釋：“令華在三十八軍當團副政委，手頭任務重，真走不開。”主席揮手打斷：“工作再忙也有輕重，他當兵不是為了讓家裡吃苦。”一句話，定了調。
次日，中央軍委人事電報飛往河北：孔令華調國防科工委，一周報到。對外只說工作需要，內部都明白是主席開了“綠燈”。孔令華進京時，特意去西城舊居給岳父寫了封信，內頁僅一句：“老首長，慚愧。”厚厚的信紙，只有三個字最重——“慚愧”。
1973年春，女兒孔冬梅出生。名字裡的“東”取自父輩名諱，“梅”為長在寒風裡的花。遺憾的是，主席終因勞疾纏身，再沒見到這個小外孫女。當年冬梅發高燒，李敏急得團團轉，賀子珍從上海趕到北京，抱著孩子整夜不合眼，直說：“孩子的命硬，過了這一關就好了。”果然，幾天后體溫滑落，老人家才長舒一口氣。
1976年8月下旬，中央文件提及主席病重，李敏再度闖進中南海。那是父女最後一次交談。奄奄一息的老人微張雙眸，艱難地在空中比畫了一個圈。李敏當時沒懂，事後琢磨，大概是在問賀子珍的近況。九月九日凌晨，哨兵降下半旗，紫宸殿前的夜風帶著桂香。李敏跪在靈柩旁，泣不成聲，孔令華攙著她，喃喃道：“老人家走了，家風不能丟。”
主席身後事辦妥，李敏回到單位，領取副處級工資。中央後來給了副軍級待遇，她依舊騎那輛老舊自行車上下班。採訪邀約絡繹不絕，她只留下一句：“我很普通。”1999年，孔令華在深圳遭遇車禍去世，同事整理遺物發現，他出差多年一直住最廉價的招待所。行李箱裡有本磨得發白的筆記，上面寫著：“科學強國，不是口號，是一輩子的帳。”
如今，李敏已至耄耋。每到十二月，天安門廣場氣溫驟降，她會和家人排隊進入紀念堂。對著水晶棺，她不開口，只站三十秒，然後轉身離去。有人認出她，小聲議論，她照舊低頭快步走。曾經有朋友好奇：“你真不覺得委屈？明明可以過得更舒服。”她淡淡一句：“家訓擺著呢，夾著尾巴，永遠安全。”
從江西閉館那一幕到中南海怒責女婿，再到晚年默默排隊，人變老，事過去，家教卻絲毫未改。正因如此，1972年那聲“孔令華咋沒來”才格外響亮。它不是簡單的埋怨，而是老人家對責任的最樸素衡量：家，不能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