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來源：《陳泊傳》《中國秘密戰》《延安保衛工作回憶錄》《紅色情報員的故事》、中共黨史研究室相關文獻、百度百科”陳泊”詞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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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6月，延安中央軍委招待所裡住進了一個人。
這人自稱是新四軍第三師八旅旅長田守堯，從華中一路輾轉而來，即將接受偉人的親自接見。招待所的工作人員對這位”田旅長”的到來沒有任何懷疑，一切接待手續都在正常進行。
接見日期已定好——6月22日上午十時。
但就在這之前，一封從晉西北兵站發回的電報，悄無聲息地落到了邊區保全處一個人的桌上。
電報上的內容只有短短幾個字，這個人看完之後，拔腿就往外衝。
一場足以改寫歷史的較量，在延安這座黃土高坡上的小城裡無聲地拉開了大幕…
海南島東部海岸線上，有一個不大的島嶼叫做東嶼島，隸屬瓊海縣博鰲鎮。這個島嶼四面環水，島上的人世世代代靠捕魚維生，日子過得清苦。
1909年，一戶姓盧的漁民家庭添了一個男孩，取名為盧茂煥。
這個名字在當時的海南島上平淡無奇，沒有人會想到，幾十年後，這個漁民的兒子會以另一個名字——陳泊——載入中國革命的史冊。
盧茂煥的童年和島上其他漁家孩子沒什麼兩樣，光著腳丫在沙灘上跑，跟著大人出海拉網，餓了就啃幾口地瓜幹。
家裡窮，供不起他讀太多書，小學畢業後就去了工廠當鉗工。
白天在車間裡叮叮噹噹地敲打鐵器，晚上跑去夜校認字讀書。在那個年代，一個漁民家的孩子能識字斷字，已經算是了不起的事了。
不過盧茂煥跟其他工友不太一樣的是，他有個好老師。在博鰲雙廟鎮小學讀書的時候，校長兼語言教師叫王文明。
這個王文明可不是普通人——他是瓊崖學生運動的傑出領袖，也是瓊崖最早一批黨員、地方黨組織的創始人之一。
在王文明的教育和影響下，年少的盧茂煥很早就接觸到了進步思想，心裡頭慢慢埋下了革命的種子。
1926年初，十七歲的盧茂煥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
同年5月，經王文明親自介紹，他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從一個漁家少年到一名共產黨員，這個轉變來得又快又猛。
當時的瓊崖正處於風雨飄搖之中，革命情勢瞬息萬變，入了黨就意味著腦袋別在腰帶上過日子。
1927年，盧茂煥參加了瓊崖工農紅軍。他從手槍班班長做起，憑著打仗時候的機靈勁兒和不怕死的勇氣，很快就被提拔為排長，再到副連長。
這個鉗工出身的年輕人還有個別人不具備的本事──他懂機械。
在那個缺槍少彈、什麼都要自己造的年代，盧茂煥利用自己的鉗工手藝，在當地創辦了一所小型機械軍工廠，能造簡單的武器零件，給部隊解了不少燃眉之急。
但命運這東西，從來不會讓人一直順風順水。
1928年5月，瓊崖的革命鬥爭遭遇了嚴重挫折。
敵人的圍剿一波接一波，紅軍力量損失慘重，許多同志犧牲或失散。
在這種情況下，盧茂煥不得不做出一個艱難的選擇——離開海南，遠走南洋。
那一年，他剛滿十九歲。
帶著一身傷疤和滿腔不甘，盧茂煥登上了前往印尼的船。
他要去蘇門答臘島投奔自己的三舅。茫茫大海上，這個年輕人回頭看了一眼漸漸遠去的海南島，那是他出生的地方。
他不知道這一走，要多少年才能回來。
到了南洋之後，盧茂煥先在三舅那裡安頓下來，後來又輾轉到了新加坡，進了當地的華僑中學讀書。別看他是去”讀書”的，實際上他一刻也沒有忘記自己的身分和使命。
南洋華僑社會有大量的進步力量，也有各種敵對的勢力。盧茂煥很快就和當地的革命組織接上了頭。
1929年，他前往雅加達，與馬來亞共產黨建立了聯繫。
組織上看來他能力出眾、經驗豐富，讓他擔任了巨港特別支部書記。沒多久，他又被調到馬來亞總工會，擔任糾察總隊隊長，專門負責保衛和除姦工作。
從這個時候起，盧茂煥開始使用一個化名——布魯。
這個名字，將伴隨他走過此後最波瀾壯闊的人生歲月。
1930年，年僅二十一歲的布魯已成為馬來亞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
一個從海南漁村走出來的毛頭小子，在異國他鄉的革命隊伍裡站到了這樣的位置，靠的不是別的，就是一股不要命的勁頭和超乎常人的膽識。
南洋那幾年，是布魯人生中極為重要的一段經歷。
那個地方什麼人都有──英國殖民當局的便衣密探無所不在，日本人的間諜網四通八達，國民黨的特務也沒閒著，各路人馬你來我往，明的暗的攪在一起。
布魯每天打交道的就是這些人。
在這種環境裡，一個人要麼被吞掉，要麼變得比誰都精明。
布魯屬於後者。他學會了怎麼在人群中辨別出”不乾淨”的人，學會了怎麼用最不起眼的方式蒐集情報，也學會了在刀尖上跳舞的本領。
這些東西不是課本上能教的，是拿命換來的經驗和直覺。
誰也不會想到，若干年後，正是這段南洋歲月裡積攢下的功夫，讓他在延安的反特戰場上所向披靡。
1932年秋天，一場意外徹底改變了布魯的命運。
那年他接到了馬共中央的一個指令——參與剷除叛徒、原新加坡區委書記李錦標賽的行動。
在準備過程中，布魯需要製作炸彈。他做試驗的時候，炸彈意外爆炸了。
爆炸的威力把他的整個左手掌炸了個粉碎，臉部和左眼也被彈片嚴重傷害。
血淋淋的布魯被緊急送進醫院，他還沒完全清醒過來，當地警方就已經在病房裡等著了。
審訊從他睜開眼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警方懷疑他是”危險份子”，追問他炸彈的來源和用途。布魯深知當地警方對他的真實身分一無所知，在審訊過程中始終咬死一個說法——炸彈是別人丟進房間的，他自己只是個無辜的住客。
這場審訊拉拉扯扯拖了將近一年。當地警方找不到確切證據給他定罪，又不甘心就這麼放人。
最後沒轍了，只好給他扣了一頂”危險分子”的帽子，把他驅逐出境。
離開南洋的布魯，身上多了兩樣東西：一隻空蕩蕩的左袖管，和一隻幾乎失明的左眼。
在旁人看來，一個殘了手又瞎了眼的人，這輩子大概也就這樣了。可布魯偏不信這邪。
被驅逐出境之後，他輾轉來到廈門，再從廈門轉赴上海。
這一路上有多艱難，後人很難想像——一個身負重傷的獨臂男人，既沒有錢也沒有合法身份，在各種勢力的夾縫中穿行，隨時可能暴露、被捕甚至丟掉性命。
在上海，布魯憑著自己頑強的毅力，終於跟著中共地下黨組織接上了關係。
這是他第四次與黨組織失去聯絡後又重新找回來。四次失散，四次找回──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了布魯這個人骨子裡是什麼樣的人。
1936年秋天，布魯離開上海，踏上了前往延安的路。
到了延安之後，博古聽說布魯能寫會畫，就把他留在了黨領導下的”中國新聞社”工作。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後，局勢驟變。
1937年3月，布魯隨中國新聞社撤回延安，進入紅軍大學──也就是後來的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半年之後，他被分配到了延安保衛處。
從此，這個從海南漁村走出來、在南洋摸爬滾打過、丟了一隻手又差點丟了一隻眼的男人，站到了延安隱蔽戰線的第一線。
先後擔任偵察科長、情報科長等職務，在延安黨的保衛戰線上一干就是九年。
他跟中央社二室治安科科長陳龍、總政鋤姦部偵察科科長錢益民，一起被稱為延安情報界”三大奇才”。
布魯到延安的時候，整個陝甘寧邊區正處於一個極其複雜的局面中。表面上看，國共第二次合作正在進行，國民黨承認了邊區的合法地位。
可暗地裡，國民黨當局不僅在邊區周圍屯了重兵進行封鎖和監視，還不斷透過軍統、中統兩大特務系統向邊區滲透特工人員。
延安，這座黃土高坡上的小城，自然而然地成為了敵我雙方在隱蔽戰線上較量的主戰場。
對布魯來說，他在南洋那些年練就的本事，終於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
到了延安保衛處的布魯，很快就展現了他與眾不同的一面。
別人搞保衛工作，大多是坐等線索上門，按部就班地調查、審問、結案。布魯不是這條路。他搞情報講究一個”主動出擊”。
他的眼睛不只盯著延安城裡，觸角伸得很長，對國統區各方面的動態保持著高度敏感。
在他的推動下，邊區的情報蒐集工作從被動變成了主動，從零散變成了系統。
1938年7月，布魯在延安城南的七里鋪，做了一件影響深遠的事——他創辦了陝甘寧邊區保全處第一期偵察情報幹部特訓班。
這個”七里舖特訓班”的規模不大，一共就三十六個學員，其中還有八名女學員，包括後來成為鄧公夫人的浦瓊英（也就是卓琳），以及日後成為布魯妻子的呂璜。
特訓班從1938年7月一直辦到1939年1月才結束。
別小看這個只有三十六個人的訓練班。這些學員經過布魯的親手調教，學到了一整套偵察、甄別、情報分析的實戰本領。
後來全國解放，這群人中的絕大多數都成了新中國公安戰線上的中堅力量——這大概是布魯自己當初沒有預料到的歷史性貢獻。
有了隊伍之後，布魯的工作做得越來越有章法了。
那段時間，延安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從全國各地湧來——學生、工人、知識分子、文藝青年，什麼樣的人都有。
他們中間絕大多數是真心投奔革命的，可難保不會混進幾顆”釘子”——軍統和中統安插的暗樁。
怎麼從成百上千號人裡把那些”釘子”找出來，這個活兒不是一般人能幹的。布魯有自己的一套辦法，不搞大張旗鼓的運動式審查，不搞人人過關。
他靠的是細緻的情報分析和長年累積的識人經驗。
一份履歷中不經意的破綻、一個說法跟實際情形之間微妙的不對榫、一個口音裡透出來的蛛絲馬跡——這些普通人注意不到的東西，在布魯那雙眼睛裡全都無處遁形。
那些年的延安，敵我雙方在隱蔽戰線上的交鋒，激烈程度遠遠超出外人的想像。國民黨那邊，軍統和中統兩大系統傾盡全力往延安安插人手。
軍統的手段比較直接和粗暴——派經過專門訓練的特務打著”進步青年”的旗號混進來；中統的路子則更陰更細——走的是文化人、知識分子的路線，滲透起來不聲不響。
照常理說，國民黨擁有遠比延安優越的資源、人力和經費，他們的特務受過專業訓練，裝備精良，手段老到。
這麼一股力量對付一座邊陲小城的保衛機關，應該不在話下才對。
可事實卻恰恰相反。
軍統的人派進來一個，折一個；
中統辛苦培養的線人，進了延安就像石沉大海。遠在重慶的戴笠拿著手下交上來的報告，翻來覆去看到的都是同一個結果──失敗。
這裡面固然有延安整體環境的原因—那個年代去延安的人，絕大多數是抱著理想和信仰去的，想靠金錢和利誘去收買一個甘願吃糠咽菜的人，那確實是緣木求魚。
但光有環境還不夠，如果沒有一個精明能幹的人來把這道防線組織起來、運作起來，再好的環境也擋不住專業特務的滲透。
布魯就是那個把整道防線串起來的人。
1938年到1942年之間，布魯在延安做了許多事，有些事直到今天也不方便全部公開。
能夠確認的是，他在這幾年間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情報蒐集和敵特甄別體系，培養了一批得力的幹部，為邊區的反特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底子。
他所做的這些事，在當時看來也許不那麼轟轟烈烈，甚至很多人壓根不知道他的存在。
隱蔽戰線上的人，做的就是不讓人知道的事。但正是這些默默無聞的工作，為後來幾場驚天大案的破獲，鋪好了路。
那些真正讓布魯名震延安、讓戴笠氣急敗壞的大案，接下來就要浮出水面了。
到了1942年初，延安的空氣裡似乎瀰漫著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緊張氣息。布魯憑著多年的敏感直覺，隱約覺察到了什麼。
他在邊區週邊的情報網傳回了一些零碎的消息——軍統方面近來動作頻繁，似乎在醞釀一次大規模的滲透行動。
1942年春節前夕，邊區的一個秘密哨所抓獲了一個來自國統區的男子，行跡詭秘。
這個人在初步審訊中吐出了一句讓所有人都緊張起來的話：他負有軍統交辦的重大使命，願意棄暗投明，但只肯跟保衛部門的最高負責人面談。
消息層層上報，最後傳到了布魯的耳朵裡。
布魯沒有猶豫，當天夜裡就動身趕往了關押這個人的地方。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會是什麼，但他嗅到了一股不尋常的味道——一種跟以往所有案子都不一樣的味道。
那一夜，兩個男人在昏暗的油燈下面對面坐著，談了一整宿。
天亮的時候，布魯的臉色變得異常凝重。
他從這個人的口中聽到的東西，遠遠超出了他的預判——延安地底下，竟然埋著一顆他從未察覺到的巨大炸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