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2月4日凌晨五點，多倫多郊外的免費養老院只剩輕微的取暖聲，一位八十二歲的老人被發現僵臥床頭，薄毯滑落在冰冷的地板。他就是曾在1920年代叱吒風雲、後來又背井離鄉的張國燾。消息傳回國內時，許世友只是沉默片刻，隨後丟下一句話：「除了主席，沒人能壓得住他。」一句評價，道盡舊時代的複雜恩怨。
把時間撥回四十四年前。 1935年6月，川西草地上濕霧瀰漫，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剛會師。毛澤東主張北上，但張國燾卻堅持南下，雙方為此爭吵到深夜。有人聽見他抬高嗓門：「這一路該我來指揮。」毛澤東沒有再辯，只留下一句「誰願跟誰走自己選」。分歧就此埋下日後決裂的種子。張國燾性格強勢，又自恃兵多，在許多年輕指戰員眼裡，他是「另一座大山」。
長徵結束後，他的處境迅速惡化。 1936年被撤職，1938年趁祭黃帝陵的機會離開延安。周恩來趕來西安試圖挽留，飯桌上語氣溫和：「留下，再想想。」張國燾低頭扒飯，沒回答，第二天便去了武漢。隨後電報抵延安，只有寥寥一行：「弟已抵漢，請派工作。」自此與黨組織分道揚鑣。
投入國民黨懷抱並不順遂。蔣介石見他時握手客氣，卻暗示只能「尊而不敬，用而又防」。戴笠曾對手下說：「這人有點料，但要盯緊。」國民黨要的是真情報，而張國燾只想保地位、弄經費。幾次行動無甚成果，他重慶被視為“花架子”，連報銷單都變得困難。
[1945年抗戰勝利，國民政府內鬥加劇，蔣介石更忌憚投誠者。張國燾自請赴台避險，卻被毛人鳳一句「前功未立，何談遷台」堵回。走投無路的他帶著家小轉赴香港，靠著給西方報刊寫文章糊口。罵來罵去，稿費一次幾十英鎊，杯水車薪。他把積蓄換成黃金，不料韓戰爆發，金價暴跌，財產大幅縮水。親友們見他潦倒，紛紛退避三舍。
1953年、1958年，他兩次給北京寫信，言辭懇切卻閃爍其詞，只承認“離開延安倉促”，不肯說“叛變”二字。毛澤東回電：「可回，需寫出全部經過，徹底自我檢討。」對方沉吟再三，終未成行。此時的張國燾已習慣僑居生活帶來的微薄稿費，捨不得脫身，也放不下面子。
1960年代，美國學者邀請他寫回憶錄，每月支付兩千港元。他欣然接受，用四年時間完成《我的回憶》，字裡行間對昔日同志橫加指責，連李大釗的犧牲也被他輕描淡寫地歸咎於「形勢所迫」。更讓外界側目的，是他毫不遮掩地貶損毛澤東，卻對自己的失誤避而不談。當稿件在香港《明報周刊》連載時，讀者罵聲不斷，他卻認為這是「言論自由」的代價。
歲月從不偏愛任何人。進入七十年代，張國燾帕金森氏症加重，手抖得連筷子都握不穩。長子在加拿大教書，無暇兼顧，便將父親安置進政府補助的養老院。剛入住時，他仍想保持昔日的體面，給蔣經國寫信：「當年助你脫險，今我困頓，願借一臂之力。」蔣經國回寄一萬美元，此後再無音訊。
複雜的心境在深夜最易湧現。據當時同室老人回憶，張國燾偶爾自言自語：「如果我當初沒走，結局會怎樣？」沒人能給他答案。 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遠在多倫多的他聽到廣播，良久未語，只輕聲嘆道：「一個時代，翻篇了。」門外的護士並不懂這句話的分量。
零下十幾度的冬夜，他無法彎腰撿起墜地的棉被，寒氣順著單薄睡衣一點點侵入。天亮後，護工推門而入，只見他雙眼半睜，手仍停在被子方向。簡單的紙盒靈柩上，沒有寫他的名字，而是用兒子登記的身份號碼草草了事。火化費用由台灣方面墊付，美金所剩無幾，轉瞬花光。
楊子烈晚到一步，她在溫哥華哭了整整一夜，卻還是決定將骨灰安置在多倫多松山園。墓碑刻著她和三個孩子的姓名，唯獨空缺丈夫一欄。有人好奇，她只說：「生死由他，姓甚名誰已不重要。」十五年後，老太太病逝，墓碑依舊留著那一道空白，彷彿在聲聲提醒世人：背叛的代價，有時不是槍彈，而是漫長而寂寞的黃昏。
許世友的那句評語，從未改變對手在歷史上的分量。張國燾確有過人的組織能力，也有令人咋舌的雄心，只是方向錯了，棋差一著，終至眾叛親離。回望他的一生，跌宕曲折之間，勝負早已寫在選擇裡，冷夜中丟失的那條毯子，無非是命運給出的最後註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