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秋，中央檔案室在清點繳獲文件時，從一隻皮箱裡翻出一封油漬斑駁的信，落款“傅作義”，日期卻是1949年9月19日。信裡寫道：願留在綏遠，修合作農場，把舊部化整為零，待局勢逆轉再行出擊。這句「寓兵於農」立刻引起保管員的好奇，因為半年多前，傅作義在北平城頭才剛剛宣稱「接受改編，服從中央」。
追溯至1949年1月12日，中南嘉仁堂內，傅作義面對北京各界代表宣布：北平將和平解放。外界歡呼，但廳裡親信卻看見他雙手一直藏在背後，指尖不自覺地抖動。同日午後，遠在南京的蔣介石宣布引退，並派國防部長徐永昌緊急北上，試圖把「傅致遠」再度拉回國民黨陣營。
徐永昌是山西原平人，與傅同鄉同伍，有舊情底子。 1月12日下午兩點，他抵達北平東交民巷，直奔中南海。密談三小時，徐帶來三句話：保持一致、南下集中、先撤精銳。傅作義微笑答：「官兵自行選擇去留，機場擴建趕不上。」這番模稜兩可的應答，讓徐永昌無法判斷對方真實意圖。
事實上，傅作義那時已同前委簽好停戰協議，只缺一步公開。之所以不攤牌，是因為他手裡仍握著綏遠二十餘萬兵員。那片從歸綏到包頭的土地，是他起家本錢，也是與任何一方討價還價的最大砝碼。試想一下，在北平這種京畿要地，他肯主動打開城門，卻又不願丟掉西北屏障，心思可見一斑。
1月22日起，傅係部隊陸續出城。天津硝煙未散，軍心浮動，他卻在告示里大談“保全文物”“保全工商業”，塑造“獻城救民”形象。平津前委觀察後致電中央：「此人惟望保存舊部，製造政治資本。」毛澤東隨即撰寫《北平問題和平解決的基本原因》，指出「議和是因為戰敗」。文章見報，傅作義臉色難看，據徐永昌日記，他曾私下抱怨「言詞太過」。
2月下旬，傅作義隨章士鑷等赴西柏坡面見毛澤東。會談氣氛溫和，但回程途中，他向國民黨外交部申請護照，並要求自備飛機，可見仍留後路。 3月26日他原本打算飛離北平，哪知當天毛澤東率中央機關遷京，機場戒備森嚴，國民黨飛機根本降不下，計畫被迫擱淺。
4月初，傅作義提交《綏遠問題協議草案》，嘗試為舊部爭取「半自治」空間。然而南京已南遷廣州，軍費吃緊，對綏遠不給糧餉也不給未來，只剩空頭支票。尷尬的雙重身分讓傅作義騎虎難下，開始頻繁與延安方面接觸，同時暗通電報向南京探聽美援訊息。
7月14日的一封信裡，他斷言蔣、閻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戰無異癡人說夢；可一個月後，當徐永昌再度現身綏遠，他又被描繪出一條「西撤三萬裡，與馬鴻逵會合」的藍圖。徐勸道：「共產黨能走二萬五千里，我們三萬裡怕什麼？」傅作義沒有接茬，只推說待他到綏遠後再議。顯然，他在等待最後一塊砝碼落地。
8月28日，傅作義抵包頭。華北局內部也有人擔心他“藉機外逃”，薄一波淡淡一句：“跑了又如何？”短短半月，比起跟著廣州政府一起漂泊，他更看見“大勢難逆”。 9月18日，綏遠起義通電發出；第二天，他把那封著名密信託徐永昌轉交蔣介石：「蔣先生權當認錯了人，但最後必有大報答。」言罷潸然。
密信提出幾條戰術：破壞解放區電廠、沿海交互登陸、等待春荒引發動盪，似乎周密。然而徐永昌9月20日赴重慶面陳，蔣介石只是搖頭：「畫虎不成。」至此，「寓兵於農」計折戟。
之後的日子，傅作義返回北平，被任命為水利部長。他向薄一波建議開發後套十萬公頃荒地，修渠墾殖，看來真想啟動「合作農場」。但韓戰爆發，情況陡變，他完全看清局面。 1950年11月，他提議將綏遠舊部編入志願軍赴朝，表示「徹底實現改造」。這一舉動，才算真正割斷最後的退路。
師哲後來記載，傅作義曾坦白私藏電台與槍枝。毛澤東只淡淡答：「留著用吧。」語氣平靜，卻讓旁人聽出徹底的信任與底氣。 1974年，傅作義在病榻上回顧此生，對台灣舊友說：「歷史已經證明，那是最正確的選擇。」密信被塵封，成為一段複雜心態的註腳；而北平的城牆、綏遠的曠野，再未為他的伏兵而驚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