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國建設 | 代表委員共話以金融“活水”滋養創新“熱帶雨林”


當四傢具身智能公司的機器人在今年春晚的舞台上旋轉跳躍時,台下關注的不僅有全國觀眾,還有成千上萬的投資人。這場“機器人秀”是中國科技實力的一次集中展示,也讓人不禁思考:這些突然闖入大眾視野的人工智能企業,究竟蟄伏了多久?在漫長的成長周期里,它們是否獲得了足夠的“耐心資本”的陪伴?

“加強科技創新全鏈條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務,對關鍵核心技術領域的科技型企業,常態化實施上市融資、併購重組‘綠色通道’機制,以科技金融支持創新創造。”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的這段表述,傳遞出一個清晰的信號:金融“活水”正加速流向科技創新的最前沿。

科技金融是推動科技與金融雙向促進的重要支撐。在金融“五篇大文章”中,科技金融位居首位。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做好科技金融這篇文章,引導金融資本投早、投小、投長期、投硬科技。”當前,我國經濟正處在高質量發展爬坡過坎的重要關口,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引領發展新質生產力,已成為轉變發展方式、推動產業體系向高階形態躍遷、塑造未來國際競爭優勢的戰略選擇。

今年全國兩會,圍繞科技金融如何更好地支持人工智能產業發展,代表委員們帶來了來自一線的觀察、實踐的探索和系統的建言。

01 從“實驗室”到“市場”需跨越鴻溝

人形機器人技術的快速突破,讓人們對其產業未來充滿期待。《具身智能發展報告(2025年)》顯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國具身智能和機器人領域投資事件數達744起,融資總額735.43億元人民幣。“2026年開年以來,已有數十家產業鏈相關企業宣布融資進展,10億元量級融資事件接踵而至,估值破百億元企業已達7家。”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中央研究室主任王汝芳介紹道。

“登上2026年央視春晚的四家企業機器人都具備了多模態感知、實時決策、動態平衡和靈巧操作等能力,能夠應對非結構化環境並與人進行自然互動。這標誌着行業已從早期的單點技術突破,邁向體系化、規模化的集群發展,實現了從‘機械執行’到‘具身智能’的躍遷,意味着行業已從‘炫技’轉向‘實用’,進入商業化的關鍵窗口期。”王汝芳表示,行業仍面臨機器人大模型技術瓶頸、應用場景突破等諸多挑戰,“真正的爆發仍需以量產能力、成本控制與場景價值驗證為前提”。

這個窗口期既是機遇也是挑戰——頭部企業將加速跑出,而缺乏核心競爭力的企業將面臨淘汰。王汝芳指出,未來1至2年,頭部企業的交付規模與盈利情況,將成為判斷行業是否跨越“死亡之谷”、進入規模化發展的關鍵指標。

全國政協委員、民革廣東省委會副主委唐冬生在長三角和大灣區調研了數十家機器人企業。他同樣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做工業機器人的企業,技術展示很炫,但訂單量卻不盡如人意。“工業產線是標準化的,操作也是標準化的,傳統的編程機器人已經夠用,成本還低,現階段許多工業場景並不需要更貴的智能機器人。”唐冬生分析。

工業場景暫時不需要,特種場景市場太小,真正的突破口在哪裡?唐冬生調研發現,服務業正在成為智能機器人加速落地的領域。有企業做“跟隨式音響”,能根據用戶的情緒播放音樂,產品賣到歐洲市場利潤不菲;有企業做“輪式保健助理機器人”,一家企業一次性給了1萬台訂單。

這些探索揭示了從技術到市場的關鍵路徑,但資金瓶頸依然是繞不開的難題。正如全國政協委員、民建會員、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研究員趙曉光所說,科研成果走出實驗室,需要一個具有強大帶動力的引擎,這個引擎的第一次點火,往往就是資金投入的支持。種子基金、天使基金、創投基金等金融產品的支持,能夠激發科研團隊快速啟動引擎,把技術成果轉化為服務市場的商品。

02 破解金融與科技供需矛盾

智能機器人從“能用”到“好用”需要找准場景,但當企業找准了方向、拿出了產品,另一個問題隨之而來:融資能否及時跟上?

“大部分成功的企業,也都經歷過九死一生,很多都有曾經命懸一線,現金流差點枯竭的經歷。”王汝芳告訴記者,有研究顯示,只有約20%的AI初創公司能成功從種子輪過渡到A輪,這意味着近80%的團隊在看到產品曙光前就已“斷糧”。實驗室里的技術很酷,但離能賣的產品還有距離。這段漫長的“驗證期”需要持續“燒錢”。

從“實驗室”走向“規模化商用”的過程中,這些團隊面臨的最大資金瓶頸,本質上是“硬科技研發的長周期、高投入”與“資本市場追求短平快回報”之間的矛盾。

這恰恰是當前許多科技型中小企業面臨的現實困境。全國人大代表、九三學社浙江杭州市委會主委羅衛紅長期關注這一領域。她指出,科技型中小企業往往“身輕如燕”——輕資產、高風險、長周期,而傳統金融則習慣於“看碟下菜”——重抵押、重短期現金流。“癥結並非簡單的資金短缺,而是金融供給與科創需求之間的結構性錯配。”破解這一矛盾,需要一套能夠識別企業真實價值的“科創語言”。

杭州的“創新積分制”正是這樣一項先行探索。它將企業複雜的創新能力——研發投入、專利質量、人才結構等——轉化為一套標準化、量化的數據指標,用統一的“科創語言”識別企業價值,將“創新含金量”轉化為“信用額度”。

浙江孚臨科技是一個典型案例。據羅衛紅介紹,這家主營數字金融的AI企業,按傳統銀行授信模式,因缺乏抵押物難以獲得貸款。通過創新積分體系,綜合評估其研發投入、發明專利等指標,企業獲得“濱創分”85分,最終匹配1000萬元信貸支持,確保了“靈知雙基座金融大模型”的研發迭代按計劃推進。“如今,孚臨科技已成為金融AI領域的隱形冠軍。”羅衛紅說。

“杭州還在探索AI技術賦能。”羅衛紅介紹,杭州資本推出的“潤苗基金大模型”,瞄準早、小、硬的科技企業,可不再依賴企業“申報”,而是通過算法主動從海量數據中“挖掘”出那些技術壁壘高、創新潛力大但尚未被廣泛關注的“硬科技”種子選手。基金存續期長達20年,成立3個月已投資28個項目,其中50%以上是首輪融資。

從創新積分到潤苗基金,杭州的實踐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邏輯鏈條:先用積分制識別企業價值,再用長周期基金陪伴企業成長。2025年,創新積分制被國務院納入金融支持科技創新政策體系,更多地方正在跟進這一探索。

“那些被大家熟知的企業並不是突然一下就冒出來的,我們常說,要先忍耐十年不鳴的蟄伏,最後才可能會一鳴驚人。”在羅衛紅看來,科技創新的過程充滿了不確定性與挑戰,在那些企業還不曾為人所知的時光里,政府要耐心等待和陪伴。

杭州的探索是從地方層面破解“看不懂”的難題,從國家層面建立一套識別機制同樣重要。全國政協委員、民進天津市委會副主委、南開大學金融學院院長范小雲建議,探索建立重大科技任務的識別甄選機制,結合技術、經濟、安全等綜合指標,遴選出項目“白名單”。同時,針對不同技術成熟度等級建立風險評估標準和指南,並將系統性強的重大任務進行模塊化解構。“這種機制能有效建立起科技界與金融界的溝通、協同與互助橋樑,引導金融更有序、更安全地參與到對國家重大科技任務的支持中。”范小雲說。

03 讓更多“長錢”流入創新賽道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強科技創新全鏈條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務”,如何落地?代表委員們從不同角度帶來具體建議。

全國政協委員、民革廣東省委會副主委何杰關注到銀行資金進入創投市場的通道。國家已經放開銀行AIC(金融資產投資公司)試點擴大到18個省份,可以進行直接投資、投貸聯動。他建議進一步開放中小商業銀行,包括城商行、農商行,“因為科技型企業規模不大,太小的體量讓大行去做不太經濟”。同時,針對目前直接投資風險權重高達400%的問題,他建議適度放寬指標。

更大的挑戰在於銀行文化。何杰指出,銀行傳統上是看過去、錦上添花,創投是看未來、雪中送炭。“要讓銀行養成‘股權文化’,還需要引進人才、付出時間成本。

羅衛紅關注的則是國資考核問題。國有資本是服務國家戰略的重要力量,但長期以來對“保值增值”的剛性考核,與科技創新“高風險、長周期”的特性存在矛盾。她建議在企業國有資產法中為差異化考核預留空間,對投向基礎研究、前沿技術的投資實行跨周期考核,允許5至10年甚至更長周期內綜合評估成果。同時,推行“負面清單”管理,明確盡職免責標準,讓管理者敢於對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進行投資。

趙曉光從金融產品的角度提出,更加豐富的組合金融產品是AI企業搶佔全球競爭主動權的加速器。融合社會各方力量的金融產品,能夠顯著降低融資成本,擴大融資規模,強化多方金融監督,實現更優化的投入產出,支持更多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緊密結合。

如何從機制上解決銀行不敢貸、風投不願投的“斷層”問題?王汝芳也提出了系統性的建議。他認為,既要進一步擴大“投早、投小”創業投資、天使投資的規模,解除其後顧之憂,也要深化資本市場投融資綜合改革,暢通“募投管退”大循環,進一步打造與新質生產力“高風險、高成長、輕資產”特徵高度適配的資本形成機制,建成更具包容性、適應性、穩定性的現代化資本市場。還要大力發展科技金融,完善“債權+期權”的投貸聯動機制,構建“股貸債保”綜合金融生態,重塑間接融資服務範式,從而讓銀行敢於、善於“貸早、貸小”。

要想讓更多資金有“投早、投小”意願,還需要暢通的退出路徑。從科技成果轉化全周期的視角出發,全國政協委員、民革河南省委會副主委、河南牧業經濟學院副院長馬珺建議,鼓勵設立私募股權二級市場基金,擴大基金份額轉讓試點範圍,拓寬早期投資退出路徑。

04 讓企業在科技創新的“雨林”中茁壯生長

解決了資金問題、找到了可行路徑、完善了制度細節,更深層的挑戰在於生態的培育。

何杰在研究美國硅谷經驗時發現,加州法律對科技型企業的競業限制較少,技術人員可以自由擇業,不受太多約束,形成了“可以換工作,但不換停車場”的文化——教授帶着學生,很快就能把成果轉化為生產力。

這個“微小的制度”,對硅谷的支撐作用很大。何杰觀察到,國內當前的競業限制範圍極其廣泛,把很多沒有掌握核心技術的人員也納入其中,限制了人員的自由流動。他建議在法律或司法解釋層面尋求突破,讓創新人才自由流動起來。

另一個被忽視的細節是“多重表決權”。在何杰看來,對科技型企業而言,創始人和核心技術人員的價值最大,股權不能過於稀釋。2024年7月1日實施的新公司法已經允許公司設置多重表決權,深圳2020年在科技創新條例中就已先行探索。何杰認為,這項制度對科技型企業非常關鍵,需要大力推廣並在工商登記時作出明顯標識。

何杰表示,新興產業的發展一定要更多地通過直接融資。“直接融資有價格發現功能,有強制性的信息披露,可以建立一個廣泛的試錯過程。”何杰建議,政府和監管機構不要去指定技術路線,也不要去對它有過多盈利時限的指標要求。

何杰用了一個比喻:政府要培育的是“熱帶雨林”,而不是“精耕農場”。“最後誰能冒出來不知道,一定是靠市場試錯、投資人選擇,共同發現價值、挖掘價值、實現價值。”何杰說,從DeepSeek到杭州“六小龍”,創新很多是在小企業、在大城市產生的,因為這些地方更有利於創新。

吸引中長期資金進入資本市場,同樣是培育“熱帶雨林”的關鍵一環。全國政協委員、民建上海市委會副主委、申萬宏源證券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楊成長表示,吸引中長期資金進入資本市場,一方面要提升上市公司質量,讓“長錢”願意進來;另一方面要創新投研方法,夯實長期投資基礎。

羅衛紅用杭州的實踐印證了這一觀點。她介紹,杭州正在構建“五位一體”財政金融科創企業服務機制,涵蓋投資、貸款、補貼、擔保、保險五大資金要素,促進政策鏈、創新鏈、資本鏈、產業鏈、人才鏈“五鏈融合”。目前累計為科創企業提供綜合金融服務規模超50億元。

培育“熱帶雨林”,需要時間的沉澱。趙曉光回憶起2012年春晚上那群身高30厘米的小機器人,當時只是事先編好程序、現場再現,但那個萌萌的形象,在無數孩子心中種下了機器人的夢想。“十幾年過去了,如今孩子們在學校科學課堂上,已經開始自己動手製造一台小機器人的‘身體’,學習編程,給小機器人一個聰明的‘大腦’。當年在他們小小心靈中種下的那個夢想,已經成為激勵他們成為科技棟樑、新質勞動者的原生動力。”

真正的科技創新,從來不是百米衝刺,而是一場馬拉松。如今,這場馬拉松的賽道上,金融“活水”正在源源不斷地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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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報》2026年3月12日第4版

作者_ 李筱

本期編輯 _ 聞超 趙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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