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16日清晨，北京西郊医院门口依旧灯火通明。前一晚，薄一波的遗体告别仪式刚结束，吊唁名册上一串串熟悉的名字显得格外醒目。半年后，《人民日报》显著位置刊登出薄家子女的郑重声明，明确否定“病中十九次谈话”等传闻。就在网络舆论刚刚兴起的年代，这份简短而冷峻的公告，像一记闷雷，把多年积攒的质疑迅速击散。
薄家子女之所以不得不登報，核心原因是所謂“遺囑”“錄音”“談話稿”鋪天蓋地地流傳。事實上，2005年10月薄一波因重症入院，五個月後深度昏迷，連基礎交流都無法完成，更別提系統闡述政治觀點。對照醫護記錄，謠言不攻自破，但許多人當時只看到碎片化的信息，謠言便趁隙而入。
聲明首先針對的是“薄一波評價毛主席”的話題。外界流傳的激烈措辭與薄一波一生實際言行差距巨大。 1943年11月，薄一波從太行山輾轉抵達延安。棗園窯洞裡，他與毛主席對坐八小時，燈芯燒到發紅才散。多年後他回憶，這一晚讓自己“政治上豁然開朗”。 1968年被關押時，他仍告誡子女：“我崇拜毛主席，這一點從未變過。”1986年南下調研，他主動前往韶山，說的還是那句話——“永遠是毛主席的學生”。如果連這樣清晰的自述都無法打消懷疑，只能說明謠言的慣性有多強大。
第二個焦點是“為劉青山、張子善求情”。 1951年底，中共中央針對兩人巨額貪污案召開專門會議。資料顯示，華北局成立案件委員會後提出“死刑或緩期二年執行”的意見，意在給中央留下裁量空間。薄一波時任華北局第一書記，他的職責是逐級匯總各方意見並上報中央，而非個人替人說情。當時黨內確有“讓功臣立功贖罪”的聲音，天津市委書記黃敬甚至反复勸說。薄一波據實轉呈後，毛主席沉吟片刻，只留下兩個字：“死刑。”周恩來追問若有人再提寬大怎麼辦，毛主席回應：“不准。”這段對話後來被記錄在案，也解釋了薄一波在事件中的真實角色——傳達，而非“保人”。
有人好奇，為何新中國成立不過兩年就殺兩位立功幹部，還要如此慎重？理由很簡單：國家剛站穩腳跟，尚無成熟刑法；一旦開錯先例，將來再難樹立紀律權威。 “只有處決他們，才能挽救更多幹部。”毛主席的這句話，被許多老黨員視作當時惟一可行的方案。
第三樁爭議與山西抗戰史有關。 1936年8月薄一波出獄後，經北方局批准赴晉，與閻錫山合作組建犧盟會和山西新軍。兩支隊伍名義上屬閻系，實質按我黨指揮，從兵站到情報，層層加密。此舉後來成為八路軍深入華北腹地的重要跳板。然而“文革”期間，這段經歷被批成“投靠閻錫山”。直到1979年，薄一波將200多位老戰士來信、回憶材料整理成冊，上報中央，才逐步澄清。 1985年，經他審定的《抗日戰爭中的犧盟會和山西新軍》發表後，陳雲、葉劍英批示：“寫得好，把賬算清了。”學界普遍認為，這篇文章奠定了犧盟會與新軍的歷史定位。
回到2007年的那份公告，三大爭議一併回應：第一，“十九次談話”純屬子虛烏有；第二，“為貪腐犯求情”說法缺乏事實支撐；第三，山西問題已有中央正式結論。短短數百字，卻重塑了公眾對薄一波的整體認知，也提醒後來者——對歷史人物的評判不能只憑二手段子，更不能把情緒當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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