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川博，我盯着那張破紙想了很久
川博的展廳挺涼，玻璃櫃里打着昏黃的燈。一張北宋的“交子”仿製品躺在裡面，紙色焦黃，紋路都快磨平了。
我盯着它看了好一會兒——這就是課本上說的，“世界第一張紙幣”。
課本只說了它的“第一”，卻沒講清楚，這張紙從被所有人追捧，到被所有人扔掉，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一個偉大的發明，怎麼會變成一場噩夢？
這事，我想從“重”這個字開始聊。
一、 一張紙，最初是為了對付“重”
如果你活在北宋的成都，做個大買賣可能會累死。因為當時的銅錢不夠，通用的是鐵錢。
一貫鐵錢，標準重量是六斤四兩。買一匹絹，你得扛着上百斤的鐵疙瘩去付賬。這哪是做生意，簡直是練舉重。
所以，當成都十六戶有頭有臉的富商湊在一起，想出個辦法時，大家都鬆了口氣。辦法很簡單：你把鐵錢存到我這兒，我給你一張蓋滿紅印的紙做憑證，隨時能憑紙取錢。這張紙，就是“交子”。
你看，最偉大的金融創新，出發點往往特別實在，就是為了解決“太重了，不方便”這麼個物理問題。 用共同的信用取代金屬的重量，商業一下子就能跑起來了。
但人性的漏洞，很快出現了。有些鋪戶動了歪心思，把別人存的錢偷偷挪去用了，然後印出更多的空頭交子。終於有一天，大家同時來取錢，發現錢沒了。這座用信用壘起來的塔，第一次塌了。
它塌的時候，留下一個教訓：光靠幾個人的信譽，撐不起一個龐大的信用系統。 可這個教訓，後來的人好像沒真的聽懂。
二、 朝廷接手：一個精明的決定，一個危險的開始
民間搞砸了，朝廷卻看到了機會。1023年，皇帝下令，設立官方機構“益州交子務”，發行“官交子”。
朝廷的辦法，看起來高明多了：規定發行上限，設立準備金，每三年舊換新。一套 rules（規則）列出來，像模像樣。
可問題就出在這裡——當規則制定者自己，就是最想打破規則的人時，會怎樣？
朝廷很快發現，印交子，是來錢最快、阻力最小的辦法。軍費不夠？印一批交子。國庫空虛？再印一批。比起加稅會惹得民怨沸騰，印鈔的代價，似乎無聲無息。
於是，準備金的紅線，被一次次溫柔地踩過。信用，從一個具體的東西（庫里的鐵錢），慢慢變成一個模糊的想象（朝廷的威信），最後，變成一種危險的僥倖（總會有人接盤）。
這時候的“交子”，已經從交易工具，變成了財政工具。 它的性質，在不知不覺中變了味。
三、 當“紙錢”買不到米
泡沫破滅的瞬間，從來都不複雜。當市面上流通的“紙”，遠遠多於它能兌換的“鐵”時，信任的瓦解，只需要一個早晨。
到了北宋末年，尤其徽宗的時候，情況徹底失控。為了支撐他那“豐亨豫大”的奢華排場，宰相蔡京把金融當成了魔術。改個名字，發批新鈔，作廢舊鈔……把戲越來越多，錢越來越不值錢。
最慘的是普通人。士兵領的軍餉是飛速貶值的紙幣，拿着它卻買不到糧；商人拒收，市場幾乎癱瘓。這等於朝廷用一張張紙，無聲無息地洗劫了每個人的口袋。
歷史在這裡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最初為了“減輕負擔”而發明的紙，最終成了所有人肩上最沉的負擔。 那個發明它來解決問題的系統，最終成了製造問題的根源。
四、 我們真的比古人更聰明嗎？
我有時覺得，“交子”的故事像一面鏡子，冷冰冰地照着我們。
它照出金融的本質是信用，而信用又是最脆弱的東西。它照出權力一旦掌握了印鈔的魔法，就很難停下來。從北宋的交子，到明代的寶鈔，到後來的記念票……劇本的骨架，驚人地相似。
我們發明了更複雜的金融工具，建立了中央銀行，制定了更嚴密的法規。但驅動這一切的，依然是人性里對“輕鬆獲利”的渴望，和對“最終代價”的僥倖。
或許，歷史的教訓從來不是教會我們如何避免危機，而是讓我們看清，危機為何總在人性與權力的固定結合點上，一再爆發。
寫完這些，我腦子裡反覆出現一個畫面：在交子徹底變成廢紙的最後日子裡，成都的百姓寧願扛起沉重的鐵錢，或者直接以物換物。他們用最笨拙的方式，回歸了最原始的信任。
這讓我想問一個可能沒有答案的問題：
如果我們今天賴以生存的某種“信用”突然崩塌，你會最先抓住什麼，來保住自己和生活？是實體的黃金糧食，是另一種數字憑證，還是回到最原始的物物交換？
我也沒有答案。但我覺得，這個問題本身，就是那面鏡子對我們現在的拷問。
查資料時，我翻到一段南宋人的筆記，說交子崩潰後，連乞丐都不要紙幣。放下書，我看了眼手機里各個支付APP的餘額。那一串數字，和那張川博玻璃櫃里的破紙，隔着千年，彷彿在無聲地對視。
我們，真的走出那個循環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