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海陸空三軍聯合出動，中情局製造“假旗行動”掩護，多項情報關聯確認飛行員位置，特種部隊鋪設臨時跑道，總統特朗普觀看營救直播……當地時間4月4日，歷經十多個小時，此前一天被擊落的美軍F-15E型“打擊鷹”雙座戰鬥機的兩名飛行員，被美軍從伊朗領土上救走。美軍的智能化聯合全域作戰，似乎又締造了一次“軍事奇蹟”。
一個多月以來，美國、以色列的智能化作戰能力，在伊朗多位領導層遭“定點清除”等行動中表現突出。然而，大模型輔助下的作戰方案，似乎未能預見伊朗持續的反擊能力與戰事僵局，具體到本次營救行動中，也未能預判美軍運輸機陷入沙地、被迫炸毀，付出高昂代價。
從俄烏衝突到美以伊戰爭，智能化作戰有哪些得失和教訓？大模型輔助作戰方案決策，到底在“斬首哈梅內伊”等行動中發揮了多大作用，又暴露了哪些問題？針對這些問題，軍事裝備專家，《智能化戰爭——AI軍事暢想》《智能化戰爭——AI軍事實踐》作者吳明曦研究員近日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專訪。
吳明曦，原總裝備部綜合計劃部大校副主任、中國兵器首席科學家，長期從事國防科技和武器裝備發展戰略與規劃、政策與理論、前沿科技與軍事變革、信息化與智能化研究，擔任多個重大科研課題與項目總師、負責人，是國家與軍隊有關部門設置的十餘個專業技術委員會委員、負責人或首席科學家。
作為較早開始研究智能化戰爭的業界專家，吳明曦感慨，戰場實踐大大加快了人類走入“智能化戰爭”時代的速度，傳統作戰理念、作戰體系都面臨顛覆性重構。不過，如果缺乏全域情報體系支撐，缺乏聯合全域作戰的裝備能力，單純擁有AI算力並不能形成機械化、信息化、智能化深度融合的戰鬥力。“最後比拼的還是綜合國力。”
3月7日，EA-18G“咆哮者”電子戰機從美國“林肯”號航母上起飛。
美伊如何打得“有來有回”？
《中國新聞周刊》：美以伊間的戰事已持續了一個多月。從軍事技術的角度，如何看待美以和伊朗雙方在作戰中的成敗得失？
吳明曦：首先，戰爭是政治的延續。從政治層面看，美以的戰略目標，比如迫使伊朗屈服或促成伊朗政權更迭，顯然都未能實現。但從軍事技術角度分析，美以已經達成了一些關鍵作戰目標，包括突破了伊朗遠程、中程、近程三層防空體系，基本掌握制空權優勢。反過來，對伊朗來說，這意味着國土縱深、關鍵目標乃至高層人物都暴露在美以的“槍口”之下。
伊朗的防空體系以俄制和仿俄防空反導系統為主體。近年來，美軍針對該體系進行了系統性、針對性研究。在本次戰爭中，美軍通過EA-37B電子戰飛機、EA-18G“咆哮者”電子戰飛機、RC-135偵察機等平台，利用“軟件定義電磁資源”的方式，毫秒級生成與敵方雷達頻點、幅度和相位一致的信號，進行反向干擾和抵消，從而壓制甚至“致盲”伊朗的S-300防空導彈遠程預警雷達；美方還使用高功率電磁脈衝等手段，對俄制和伊朗仿製的防空導彈系統的火控雷達進行壓制。
此外，在防空作戰鏈條中，從探測到導彈發射本應形成閉環，但美軍通過全頻譜偵測與通信干擾，對數據鏈進行劫持和干擾，使伊朗防空體系的信息無法有效傳遞，導致大中型、中遠程防空系統整體失效。
在中遠程防空體系被壓制或摧毀之後，伊朗目前主要依賴單兵便攜式和車載近程防空導彈進行防衛。這兩類平台機動性強，美軍無法徹底消除這一威脅。4月3日，伊朗擊落美軍F-15E戰機，兩名飛行員彈射逃生，後續進行營救的A-10攻擊機、MQ-9無人機、黑鷹搜救直升機，也有3架被擊落、2架重傷，營救行動雖然成功，但損失慘重。
不過，便攜式和車載近程防空導彈這兩類武器，通常為紅外製導，多數情況下只能在戰機尾焰附近爆炸，且戰鬥部較小，殺傷效果有限，整體來說難以撼動美以的空中優勢。
開戰一個多月來，美以在軍事技術層面也暴露出一些問題。一是面對伊朗大量遠程無人機的消耗性攻擊，美軍的防禦能力不足。伊朗擁有分布式、低成本的無人機體系，“沙希德-136”等型無人機製造成本為2萬至5萬美元，航程接近2000公里，可以打擊以色列及中東多地美軍目標。有報道稱，戰前伊朗擁有七八萬架此類無人機。
截至3月28日，本次戰爭中伊朗無人機發射量在4000架左右，雖然單日發射量隨着時間推移逐漸下降，但其分布式、分散化存儲策略使其具有“長尾效應”，即使每天只發射二三十架，也可以長期維持消耗性打擊。而美以各種防禦系統的攔截，可能形成“用高成本攔截低成本”的不對稱消耗。
二是對伊朗高超聲速導彈的攔截能力不足。伊朗的彈道導彈，多個型號都具備高超聲速突防能力，末端速度可達5至7個馬赫數以上，並具備縱向、橫向、S形機動變軌能力，而美軍“愛國者”防空導彈速度在6馬赫以下。面對每毫秒2米以上的變化，即使AI的“大腦”計算能力跟得上，攔截彈“腿腳”也追不上。依託這一優勢，伊朗對美軍基地和以色列關鍵目標實施了有效反擊。
對於伊朗的導彈威脅，美以曾試圖通過首輪“一次性打擊”摧毀伊朗的導彈反擊能力，但伊朗將導彈分散部署于山區、城市、地下設施中，有的通過偽裝成普通卡車的機動發射車發射，“打了就跑”，生存能力強，難以徹底清除。這種分布式與機動化相結合的方式，對美以構成了持續的不對稱威懾。
吳明曦。（受訪者供圖）
哈梅內伊是否“被AI殺死”？
《中國新聞周刊》：伊朗前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2月28日的美以聯合軍事行動中遇難。一些觀點認為是“AI殺死了哈梅內伊”，這種表述是否準確？
吳明曦：要辯證地看。在這次空襲中，AI發揮了關鍵作用，但並不是“扣動扳機”的主體，其主要作用是基於人類行為建模的情報分析和大數據關聯。
所謂人類行為建模，是通過大數據將目標人物的居所、家人、隨行人員、上下級關係、出行規律、安保配置、用車情況等信息進行系統性的關聯分析。這一能力在2011年美國追蹤突襲本·拉登行動後逐步發展起來，在2013至2017年列入美國國防部科研計劃六大顛覆性技術之一，逐步形成體系化的方法與手段，並在針對蘇萊曼尼、巴格達迪等目標人物的行動中被不斷驗證和完善。
在這一過程中，人工情報依然重要。但有數據顯示，美軍在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期間獲取的線人情報有70％都是假的。所以，人工情報需要大數據關聯進行確認。比如，美方情報人員先通過收買廚師、司機或安保人員獲取關鍵線索，然後用衛星、高空隱身無人機偵察的多源信息進行交叉驗證，最終確認為可靠信源。
同時，不僅關鍵目標人物本人行蹤被監控，其保鏢、隨行高官、車輛、司機等相關要素也被同步監測。一旦這些信息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高度重合，並與相關情報相互印證，就可能觸發最終打擊決策。這就是“AI+大數據”在現代作戰中的核心體現。在這個過程中，真正關鍵的是多源數據的綜合關聯，而不是單一人工情報源。
因此，無論說“AI殺死了哈梅內伊”，還是說“哈梅內伊死於內奸”，都不全面。更準確的說法是：這是基於人類行為建模，通過多源情報與大數據進行驗證和關聯，再與智能化作戰體系深度融合後完成的一次作戰行動。這體現了智能化時代逐漸成熟的一種新型作戰樣式。
《中國新聞周刊》：這是否也說明，本次美以伊戰爭中的智能化介入程度，高於2022年開始的俄烏衝突？
吳明曦：是的，在AI使用水平上，俄烏衝突確實沒有達到這次戰爭中美以軍事行動的程度。差異主要體現在大模型應用方面。2017年，美軍開啟將AI大規模應用於戰場分析決策的算法戰“馬文項目”（Project Maven），最初該項目在中東地區進行驗證。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後，馬文項目技術團隊迅速被部署到歐洲，在烏克蘭戰場上進行測試、驗證和數據積累。
隨着相關能力在俄烏戰場上逐漸成熟，再加上美方於2024年到2025年將Claude大模型與Palantir AIP結合，到2026年突襲委內瑞拉和襲擊伊朗時，馬文系統除了提供已在俄烏戰場上應用成熟的情報分析和目標識別之外，還能夠基於情報分析、目標識別、情景模擬推演給出可決策的作戰方案建議。
具體而言，過去情景模擬推演需要複雜的建模和仿真過程。現在，大模型可以在充分學習真實戰場數據後，快速生成高仿真的多模態深層作戰場景，然後根據不同場景、不同條件，對目標進行排序，結合航母、空中打擊力量等多種手段，推演“用什麼打、怎麼打最優”。例如，針對伊朗，如何先壓制和干擾S-300等遠程防空系統，隨後再逐步瓦解中程和近程防禦體系，最終實施整體打擊，大模型會自動生成類似這樣的多種可選方案建議。
過去，這一過程主要依賴專用模型，比如先利用卷積神經網絡進行目標識別，再通過傳統基於規則的算法對目標打擊進行排序，然後再對可用手段進行優化匹配。但隨着衛星信息等數據規模爆炸式增長和作戰對抗速度的明顯加快，傳統方式難以基於海量數據，對不同環節、目標與手段進行快速最優匹配。而且，戰爭是動態變化的，槍聲一響，一旦對手調整部署，己方需要能快速給出新的應對方案。
大模型的引入，使得海量數據可以更快完成批處理，提高了上述過程的整體效率。美軍中央司令部司令透露的信息表明，以前美軍海量數據的分析，需要耗費幾小時甚至幾天時間，而現在，在大模型加持下，AI系統可以在幾秒鐘內完成。參謀人員則快速評估AI給出的多個方案建議，選擇並優化其中一個作為推薦方案，由指揮層確認並批准，時間大大被壓縮了。這意味着，美軍“大模型+專用模型+人類指揮員判斷”的結合已經達到了較為成熟的水平。
上圖：4月5日，伊朗公布的美軍飛機殘骸。 下圖：4月6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左）就美方營救飛行員事件召開新聞發布會。圖/視覺中國
僅僅有大模型並不能形成戰鬥力
《中國新聞周刊》：大模型的運用是否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美以伊戰爭陷入僵局，美軍並未達成戰略目標，是否意味着AI輔助決策還缺乏風險預判能力？
吳明曦：對於利用大模型輔助作戰方案決策，本次戰爭中可能仍存在兩個問題。
第一是數據學習和訓練時間有限。Claude大模型是在2025年7月才深度嵌入美軍的機密網數據系統，與馬文算法戰系統結合進行訓練與驗證。
大模型的優勢是基於預訓練的概率統計及其權重參數。對於沒有出現過的對抗樣式，無論何種作戰方案建議均存在不確定性，而實用作戰方案與作戰流程則強調確定性，這兩者之間的矛盾需要通過系統整合來解決，需要通過大量仿真與實戰演練來迭代優化。目前這個過程仍在持續中。
此外，由於訓練時間較短，大模型對伊朗戰場這一特定戰場的數據學習可能還不夠充分，否則應該能夠預測到伊朗反制的長尾效應。
第二是模型本身的局限性。大模型的訓練數據來源複雜。即便經過篩選、微調和強化學習優化，數據中的錯誤和偏差也不可能被完全消除。少量“bug”在日常應用中影響不大，但在涉及戰爭決策、人員生命的高風險場景中，必須高度謹慎。
綜合來看，我個人認為，目前美軍使用的大模型，在作戰方案生成方面的可靠性、可行性程度還不夠高。而且，戰爭本身充滿不確定性，諸如伊朗軍力、導彈和無人機數量特別是分布式分散化部署等具體數據，美軍未必完全掌握。
此外，對於作戰中的某些風險點，即便AI已經提出預警建議，也未必被決策層充分重視，人類最終決策會受到經驗主義或主觀判斷的影響。美軍突襲委內瑞拉大獲成功後，特朗普和美軍高層“自信滿滿”，大模型的警告建議可能在參謀層次就給忽略了。
《中國新聞周刊》：未來的智能化戰爭將發展到怎樣的水平？在這種戰爭中，缺乏技術能力的中小國家，是否必然處於絕對劣勢？
吳明曦：智能化戰爭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AI”，即在現有裝備體系和作戰鏈條基礎上嵌入和疊加AI技術。另一種是“AI+”，即由AI主導，從根本上重構作戰概念和作戰體系。俄烏衝突以及美以伊戰爭是“+AI”戰爭，本質上是在傳統機械化、信息化作戰體系上疊加智能化應用。
但這一發展速度已經超出了人們最初的預料。我從2016年開始研究智能化戰爭，當時曾預測“+AI”的智能化戰爭形態會在2030年前後出現，“AI+”智能化戰爭時代則將在2040年到2050年期間到來。但現實超出了我的預期，“+AI”提前了5年已經成為戰場上的“常態”。
這種情況與AI發展速度和戰爭實踐相關。比如，在俄烏衝突中，烏克蘭不得不依賴美西方的智能化支持，彌補在重點對抗區域對方人力資源3倍以上、傳統火力5倍以上的嚴重劣勢。反過來，這也讓烏克蘭成為美西方各種智能武器和作戰手段的試驗場。在此背景下，俄烏衝突從傳統機械化戰爭，到AI技術和無人機、無人艇、機器人的廣泛應用，再到當前應用接近“+AI”的無人化地面作戰體系，僅僅過了4年。
按照目前的發展速度，我預計，到2035年前後，智能化戰爭就將進入“AI+”階段，完全由AI主導的智能化軍隊將在世界大國中逐步成形。
這種全新的戰爭形態將有三個核心特徵。第一，AI全面嵌入戰爭體系和作戰殺傷鏈，貫穿從感知、決策到執行全過程，融入研發、生產、保障、服務全壽命。第二，無人智能系統成為主導作戰力量，戰爭在物理空間中無人化對抗成為主要形態。第三，人類角色前移到戰前階段，將經驗與決策邏輯預置於AI與無人系統中，而在實際作戰中更多退居後台。
對中小國家來說，一方面，雖然AI技術本身的門檻不高，但受限於芯片、數據和技術體系的限制，其發展速度和應用深度會有局限。另一方面，如果缺乏天、空、地、海一體化的全域情報體系支撐，缺乏聯合全域作戰的裝備能力，單純擁有AI算力並不能形成機械化、信息化、智能化深度融合的戰鬥力。
歸根結底，在“AI+”智能化戰爭時代，一個國家的軍事能力仍將取決於國家的綜合實力。
《中國新聞周刊》：未來，智能化戰爭是會因為減少人的參與，而讓戰爭變得更“文明”，還是因為“隔着屏幕的殺戮”而變得更殘忍？
吳明曦：在理想狀況下，智能化戰爭存在“文明化”的可能。我曾經暢想，戰爭從“以人為主”轉向“以無人為主”，甚至通過高仿真的戰爭模擬系統來解決衝突——換言之，就是讓雙方“打遊戲”。如果模擬對抗無法分出勝負，再通過無人系統進行實際對抗；如果能決出勝負，則盡量避免人員直接參戰。
不過，這只是理想化的願景。現實中，戰爭一旦爆發，往往是不計成本和後果。戰爭的根源在於政治不平等、貿易不公、貧富差距、領土爭端以及宗教文化衝突等，這些問題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具有長期性和複雜性。AI消除不了戰爭根源，但可以從形態上促進其轉變。
總的來說，AI與智能化，既可能成為“戰爭怪獸”，也可能推動戰爭形態向更文明的方向發展。我希望，未來人類能從戰爭的策劃者和受害者，轉變為更理性的組織者與控制者，人類的身體不再受直接傷害，精神不再遭受恐懼，家園與財富不再被摧毀。這是我個人的美好心愿，也是人類的美好願景。
發於總第1231期《中國新聞周刊》雜誌
雜誌標題：吳明曦：智能化戰爭將進入“AI+”階段
記者：曹然
編輯：徐方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