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1945對應徵壯丁的大虐殺


中國歷來是一個人口大國,抗戰時期中國的人口約4億,國軍在抗戰中也許缺槍、缺彈、缺馬,但惟獨不應該缺人,但國軍當時的人力補充卻極其困難,這是怎麼回事呢?

1933年6月,國府頒布《兵役法》,實行徵兵制。規定20歲至25歲的男子都應當服兵役,兵役期為3年。蔣公本人對徵兵制的推行有很高的期待,他一方面希望靠徵兵制擴大軍隊,另一方面還希望以軍事化的訓練來刷新國民精神。然而,事與願違,國軍徵兵工作始終搞得一塌糊塗。

現代徵兵制的基礎首先是建立現代戶籍制度、進行精確的戶口統計、建立系統的警察體系,還要建立從上而下組織健全的兵役徵集機構,而這些工作,從南京政權建立到全面抗戰爆發的所謂「黃金十年」里,一件都沒有完成。

因此,徵兵只能依靠封建的保長、甲長來辦理,在當時的農村,保甲長職位都被地主惡霸把持和控制,他們平時尚且魚肉鄉里,何況再給他們一項生殺大權?各級區、鄉、保、甲官員利用這個機會,愉快的開始了持續性的竭澤而漁,徵兵也就變成了「抓壯丁」。

在徵兵抽籤的過程中,各種勢力操縱抽籤,使徵兵沒有公平可言,國軍接兵單位也是層層貪污、敲詐勒索,致使老百姓痛恨兵役,大部分地方的壯丁要靠強迫綁架、陷害欺騙才能徵集到。據美國記者白修德調查,由於伙食費服裝費被大部分貪污剋扣,「壯丁吃到的比挨餓度日的士兵還要少些,有時他們連水都喝不到」,「死掉壯丁的屍體可以放在那裡幾天不管;在許多區域裡,最後能到達前線的壯丁還不及入伍總數的百分之二十」。

1944年8月下旬,國軍新兵約兩百人,暫住重慶市區的機房街等候轉運,蔣公偶然去那裡視察,發現「病兵與被毒刑新兵之病痛,慘無人道之狀,一如人間地獄」,氣得蔣公當場掄起手杖,對押送排長和兵役署長進行了一通物理輸出;

這兩百新兵遇到蔣公親臨,算是逃出了生天,全國其他壯丁可就沒這麼幸運了,1944年,時任中國紅十字會會長的蔣夢麟,在雲南、湖南、廣西視察壯丁徵集工作後,寫了一個堪稱恐怖小說的報告,他在文中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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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丁骨瘦如柴,或臥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狀若行屍,躑躅山道,或倒斃路旁,任犬大嚼」,

「韶關解來壯丁三百,至築只剩二十七人。江西來一千八百人,至築只剩一百五十餘人。龍潭區來一千人,至築僅餘一百餘人」 ,

「我在湘西、廣西的路上,屢次看見野狗爭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丟掉的壯丁屍體,……有的地方,壯丁們被埋起來,但埋得太草率,往往露出一條腿或一隻腳在地面上,有的似乎還在那邊抽搐著,可能還沒有完全死去」,

「…在貴陽城外,有一塊壯丁經過的地方,因為棄屍太多,空氣里充滿了濃烈的臭氣」,壯丁從軍之路上的恐怖情景令人觸目驚心。

同時,國府的《兵役法》規定的豁免範圍太大,公教人員、知識分子、在校學生以及工礦業技術員工等多達23種人群都可以不服或緩服兵役,還規定可以出錢代替服兵役。這不僅違反了服兵役人人平等的原則,嚴重削減了兵員基礎,而且使壓力過度集中於農村,再加上鄉紳們營私舞弊,地主和富裕農民子弟實際上也不服兵役,負擔就完全落在了貧苦農民身上。

手停口停的貧苦農民被征入伍後,家庭立刻沒了生計,但國府並未給予妥善的安置和補償,嚴重挫傷了廣大民眾參軍入伍抗日的積極性,國軍的兵力補充也就越發困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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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1945對應徵壯丁的大虐殺

到了抗戰後期,國軍虐待壯丁、新兵的現象愈演愈烈,非作戰死亡大量發生,傷病、死亡與逃亡數目極為驚人。這導致國軍一線部隊普遍缺額嚴重,比如拱衛重慶的嫡系——第六戰區,下轄兵力17個師,而缺員高達4萬人,就連美國顧問高度關注的中國遠征軍也無法實現完全滿員,各部隊只能在不滿員情況下出國作戰。

針對壯丁身上發生的各種慘劇,蔣公也多次下達指示,要保障和提高壯丁待遇,甚至微操到了十分細節的地步,他曾經要求:「新兵宿營地,至少須有蓆子草墊,約厚二寸,及被服等,每日並應準備三餐米飯及茶水,行軍時,途中亦應加備稀飯」等等。不過,與他一生中大部分微操的結果一樣,壯丁的遭遇沒有任何改善,繼續形同地獄。

1944年時,任兵役部部長的鹿鍾麟公開承認:「抗戰七年來徵兵達一千一百餘萬人,然實際到達戰場者恐不及五百萬人」,據統計,國軍在抗戰中總共徵集了1400萬左右壯丁,而前線部隊僅收到500萬人左右,有多達900萬中國青壯年在徵集、押送過程中死亡和失蹤,他們的累累屍骨成為了國府官員貪污腐敗和麻木不仁的一個陰冷註腳。

1937-1945對應徵壯丁的大虐殺

相比之下,身處敵後的我軍卻很好的解決了徵兵問題。

1937年,八路軍第一次擴軍,需要徵集多達15個團的青壯年,而當時能徵兵的地方又只有平山等幾個人口不多的小縣,一次征走這麼多勞動力,很可能會引起群眾不滿。茲事體大,由朱老總親自掛帥主持工作,於是我們有幸可以看到朱老總的神級操作:

首先抽調大批幹部分散成若干小組,散布到我軍活動範圍內的人口稠密地區,先組織游擊隊、改善人民生活、創立根據地和村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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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加強游擊隊的軍政訓練,在有條件的地方爭取游擊隊自願加入主力軍,但絕不強迫,以免引起群眾不滿。

有了一定基礎後,我軍將所屬的武裝劃分為三個層級,第一級是「民兵(游擊隊)」,平時保衛家鄉、騷擾敵人,配合主力破壞道路和敵人通訊,等到繳獲了足夠的武器、部隊有一定經驗後升級為第二級「地方部隊「,即抗戰影視劇中經常提到的獨立團、獨立營,作為當地的核心力量堅持鬥爭;最後是主力部隊,即敵人聞之色變的」老八路「。

主力部隊有了損失,由地方部隊升級補充;地方部隊有了損失,由民兵升級補充。

這樣,我軍就在當地建立起了一個層層遞進的兵力蓄水池,根據地基層政權又能夠切實落實軍屬優待、減租減息、幫助耕種等待遇。因此,雖然敵後鬥爭更殘酷,徵兵的條件更差,我軍卻很少遭遇徵兵困難。

對國軍來說,連蔣公親自物理輸出都無法解決的壯丁問題,歸根結底,還是國民黨官僚系統性腐爛的結果,是對中國基層社會控制乏力的表現,在1927年412反革命政變後,國府就註定無法解決這些根本性的問題了,因此,他們搞再多表面上的革新和改進都無濟與事,國民革命軍也就從北伐時朝氣蓬勃的革命軍,墮落退化成了半奴隸制的僱傭軍。

這樣的軍隊,在面對另一支由理想和信仰集合起來的、朝氣蓬勃的革命軍時,結局也就不問可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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