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日本央行宣布加息25個基點，將政策利率提升至0.75%，創下1995年以來的最高水平。這是日本央行自2024年3月結束持續八年的負利率政策後的第四次加息。在全球主要經濟體普遍開啟降息周期，尤其是美聯儲已完成兩次降息的背景下，日本央行逆勢收緊貨幣政策的舉措，既是對其國內經濟困境的被動回應，也深刻影響全球流動性格局。
日本經濟面臨結構性矛盾與短期衝擊的雙重壓力
日本央行加息並非經濟強勁復蘇後的主動收緊，而是在多重困境交織下的無奈選擇。
首先，通脹黏性凸顯，民生壓力加劇。日本總務省12月19日公布的報告顯示，2025年11月，日本剔除生鮮食品後的核心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升3.0%，連續51個月同比上升。因物價漲幅持續超過工資增長，民眾實際購買力下降，個人消費增長乏力。2025年三季度數據顯示，占日本經濟比重過半的個人消費環比僅微增0.1%，內需對經濟的支撐作用嚴重不足。
其次，經濟增長動能衰竭，內外需雙重承壓。2025年三季度，日本實際GDP下降1.8%，為6個季度以來首次負增長，經濟逼近衰退邊緣。在外需方面，由於受美國關稅政策影響，日本對美出口額連續7個月萎縮，10月同比下降3.1%，三季度，貨物及服務貿易出口環比下降1.2%，外需對增長的貢獻由正轉負。在內需方面，企業投資雖環比增加1.0%，但先行指標“除船舶、電力的民用機械”訂單額環比下滑2.1%，為4個季度以來首次負增長；民間住宅投資按年率換算跌幅逾三成，幾乎抵消疫情後復蘇成果。長期來看，少子老齡化加速、勞動力短缺、生產率增長放緩等結構性問題，使得日本潛在經濟增長率長期處於低位，增長基礎極為薄弱。
再次，政府債務高企與財政可持續性風險加劇。日本政府負債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已超過250%，在發達經濟體中位居首位。高市早苗政府為應對經濟頹勢，於2025年11月推出21.3萬億日元的大規模財政刺激計劃，創下疫情以來的最大規模。但這一舉措不僅未能提振市場信心，反而引發股債匯“三殺”。10年期日本國債收益率飆升至1.846%，創下2008年以來的新高；日元匯率則跌至157.9的危險區間，接近160的干預警戒線；日經225指數跌破49000點大關。財政擴張與貨幣收緊政策之間的相互衝突，進一步引發市場對日本債務可持續性的擔憂，加劇了經濟的不穩定性，並使日本央行在加息與保增長、穩財政之間陷入兩難境地。
此外，外交與安全政策錯位加劇日本經濟風險。高市早苗政府將經濟政策與國家安全深度綁定，推行“危機管理與成長型投資”，將大量財政資金投向半導體、AI、軍工等戰略領域，並計劃提前實現“防衛費佔GDP 2%”的目標。同時，其錯誤言論引發外交危機，導致中日人文交流與經貿合作受阻。據估算，中國遊客減少給日本旅遊業造成的損失或高達90億美元。外需市場的進一步萎縮，無疑讓本就疲軟的日本經濟雪上加霜。
日本央行加息的現實考量
在經濟增長乏力、債務壓力巨大的背景下，日本央行逆勢開啟加息週期，主要出於對通脹失控、匯率崩盤的擔憂，以及對美聯儲政策轉向窗口關閉的預判，是多重壓力下的戰略權衡。
一方面，緩解通脹是加息的首要目標。由於日本通脹正從外部驅動轉向內部循環，此前的超寬鬆貨幣政策已無法適應經濟現實。若繼續維持低利率，通脹預期將得到進一步強化，民生壓力與社會矛盾也會加劇。日本央行通過持續加息，旨在收緊國內流動性，將通脹拉回2%的目標區間。此外，自2024年結束負利率以來，日本央行雖已三次加息，但日元貶值壓力並未得到根本緩解，美元兌日元匯率一度突破157，接近2024年政府干預時的160紅線。日元的持續貶值對資源高度依賴進口的日本而言，意味着進口成本的大幅上升和國內物價的進一步走高。加息通過提升日元資產收益率，會增強日元吸引力，減緩資本外流，穩定匯率走勢，從而降低輸入型通脹壓力。
另一方面，日本央行在搶抓美聯儲政策轉向窗口，推進貨幣政策正常化。當前美聯儲已開啟降息周期，市場預期後續仍有1—2次降息動作。日本央行選擇此時加息是重建信譽和未來政策空間的“必要搶跑”動作。此舉可縮小美日利差，降低套息交易帶來的金融風險。同時，日本長期超寬鬆政策的副作用正在顯現——包括銀行盈利能力受損、金融資源錯配、“殭屍企業”存續等問題。通過提前收緊貨幣政策，日本央行可積累政策工具箱，為未來經濟衰退預留調控空間，避免陷入“寬鬆依賴”的惡性循環。
日本央行持續加息，是在經濟困局中尋求突破的嘗試，但其背後蘊含著巨大的政策風險——加息過度可能扼殺脆弱的經濟復蘇，而加息不足則無法遏制通脹與匯率貶值。這一政策選擇不僅考驗日本央行的決策智慧，也將對全球金融市場產生深遠影響。一旦政策效果不及預期，可能引發市場對日本經濟治理能力的質疑，進而導致股債匯市場的更大波動。因此，未來，日本央行如何在多重目標間進行權衡，將直接決定這一輪加息周期的成敗。（作者系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東北亞研究所顏澤洋）
編審：高霈寧 蔣新宇 張艷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