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韓國人的文字，咱們得從頭捋捋。這朝鮮半島古時候有自己的語言，可就是沒自己的字，怎麼辦呢？就借了咱們中國的漢字，一借就是上千年。
那時候的讀書人，非得熟讀四書五經、精通漢文不可，不然科舉無望，仕途不通。漢字在那會兒，不光是工具，更是一種文明的身份象徵，是“真書”，是上流社會的通行證。
世宗大王體恤百姓，覺得這漢字太難，跟咱們的口語兩岔着，尋常人一輩子也說不出寫不明白，於是乎召集了一幫學者，琢磨出一套表音的文字，就是如今的韓文，那時叫“訓民正音”。可這新文字一出來，就碰了壁。兩班士大夫們不樂意了——這“諺文”算什麼？婦孺之用，登不了大雅之堂。
所以啊，韓文雖然有了，幾百年間還是偏安一隅，真正當家做主的，還是漢字漢文。
可世事如棋，到了十九世紀末，風雲突變。國門開了，西洋的船炮來了，東鄰日本也崛起了。一向被視為天朝上國的清朝，忽然露出了頹勢。這對以“小中華”自居的朝鮮來說，不啻為一場精神地震。原來我們亦步亦趨的老大哥，自身都難保了？一種強烈的離心力便產生了：我們要獨立，要自強，就得和舊時代劃清界限。這“劃清”，不光是政治上的，更是文化上的。而文化上最顯眼、最日常的靶子，就是用了千百年的漢字。
於是，一場關於“國文”與“漢文”的論爭，就此轟轟烈烈地展開了。
主張用韓文的一派，聲音越來越響。他們說，漢字是象形文字，繁難艱深，老百姓學不會，導致民智不開，國家落後；你看人家西洋，用的都是表音文字，簡單易學，所以文明昌盛。這道理聽起來挺直白，也帶着幾分時代的焦躁。
更有意思的是，他們把漢字和“奴性”掛上了鉤。有報紙說得更狠：以前沒有漢文，咱們人心自尊，只愛本國，視中國為仇敵；可自從漢字來了，家家讀漢書，人人說漢話，魂兒都被勾走了，言必稱大明大清，堂堂朝鮮，倒覺得自己是人家的附庸，滿腦子的“事大主義”，一點獨立精神都沒了。
這話聽着刺耳，可你品品，裡頭是一種多麼複雜的情緒——曾經仰望的偶像坍塌了，那份仰慕里夾雜的屈辱感，便一股腦地爆發出來，變成了激烈的排斥。漢字，就從文明的載體，一下子變成了阻礙進步、馴化奴性的“他者”。
像周時經、池錫永這樣的啟蒙學者，便扛起了大旗。他們辦報紙，興學校，力主用韓文翻譯新學問，啟發民智。
池錫永有段故事，說他遇到一位想行善卻不識字的老翁，老翁嘆道，想學孔孟之道，可目不識丁，只好入了能用韓文講道的天主教。池錫永聽罷，大受刺激，覺得百姓並非無心向學，而是被漢文這座大山擋住了。於是他奔走呼呼，要設“國文學校”，用韓文教書、譯書。這心思，是切實的，是溫暖的，是想把知識和教化，送到最尋常的人手裡。
可漢字在半島紮根太深了，哪能說斷就斷？維護它的聲音，同樣有力。
有人說，漢字用了千百年，早就化在韓國的血脈里了，音也罷，義也罷，都成了自家東西，怎麼能算是外來的？好比古羅馬的拉丁文，化進了歐洲各國語言里，你能說它是外國貨么？
還有的，是從“道”上立論。比如那位漢學大家呂圭亨，他就痛心疾首：廢漢字，就是想廢孔子之道；廢孔子之道，就是亂了人倫綱常，這簡直是亂臣賊子所為！
這話在今天看來或許迂闊，但在當時，卻戳中了許多士人心中最根本的文化信仰。更實際一點的，則看到了漢字的實用價值：東亞這一片，中日韓，多少交流、多少典籍、多少新學問的翻譯，都靠着漢字作橋樑呢，你自個兒把它廢了，不是自絕於鄰邦、自蔽於新知么？
這場論爭紛紛攘攘，到底也沒爭出個“你死我活”。實際走出來的路，是一條折中的道兒：國漢文混用。公文書、報紙雜誌，大多是韓文裡頭夾着漢字。這有點像當年日本的“和漢混交”，務實，也留了餘地。純粹的韓文專用，在當時更像是一個激進的理想。
真正的轉折點，是在韓國光復之後。民族獨立的激情達到頂峰，一切帶着舊時代、舊宗主國印記的東西，都急於被拋棄。漢字，首當其衝。
這時候，表音文字優越論、脫亞入西論盛行起來。在美國的影響下，一批學者如崔鉉培等，開始鼓吹分階段廢除漢字乃至改造韓文。儘管其設想近乎天方夜譚，卻因打着“愛國”、“純凈民族語言”的旗號，獲得了巨大的聲勢。1948年，韓國頒布了《韓文專用法》，白紙黑字規定公文要用韓文。可這法兒生得草率，社會卻還是老習慣，除了小學課本，市面上仍是混用一片，有點上下脫節，不倫不類。
直到朴正熙時代，事情才被推到了極致。這位鐵腕人物，為了凝聚民心、塑造全新的國家認同，在1970年毅然宣布全面實行“韓文專用”。行政、司法、教育、出版……漢字被從各個角落掃地出門。那是一股決絕的浪潮，意圖將歷史的根系徹底斬斷。一時間，漢字彷彿真的陷入了黑暗時代。
可這斬斷的後果，隨着歲月流逝，慢慢顯現了出來，且越來越疼。
韓語詞彙里，六七成是漢字詞，這些詞的意思本是由漢字形狀承載的。一旦沒了漢字，光靠表音的韓文，很多詞就變成了“同音謎題”。“公論”和“空論”，“天女”和“賤女”，寫出來、讀出來都一樣，意思卻天差地別。
讀文獻、看公文，就像隔着一層毛玻璃，模模糊糊，似是而非。學者們痛心疾首：社會的語言變得淺薄了，精確深邃的概念在流失，思想的銳度在下降。更尷尬的是，年輕人連父母的漢字名字都寫不對，祖傳的族譜、碑文成了天書，文化的根，眼看就要漂起來，找不着地了。
於是，出現了弔詭的一幕：大學裡，教授用英語出數學題，因為覺得用韓文表述不精確；可問題本可以用漢字輕鬆解決，學生卻已經不認識漢字了。國家在騰飛，文化傳承上卻出現了巨大的斷層。1997年金融風暴襲來，國家幾近破產，痛定思痛，一些有識之士如南廣祐先生，竟將這場經濟危機部分歸咎於“韓文專用”導致的國民意識淺薄與才智衰退。這話雖重，卻引人深思。
近些年來，反思的聲音越來越大。恢復漢字教育的呼籲不絕於耳，政府也在一些場合重新啟用漢字。身份證上可以登記漢字名了，一些路牌、公文又開始標註漢字。可是，積重難返啊。老一代漸漸老去，新一代在“韓文專用”教育下長大，對漢字已然陌生。要重新拾起，談何容易？這就像一條大河，硬生生改了道，流了幾十年，兩岸生態都已成新貌，再想讓它完全流回古河道，已是萬萬不能。如今韓國的漢字，更像是一種輔助，一種對歷史和文化根源的無奈追認，夾雜在韓文的洪流里，時隱時現。
回頭想想，韓國人對漢字的態度，猶如一場漫長的心理戲劇。從虔誠的學生，到叛逆的青年，急切地想抹去老師的影子以證明自己；再到歷經世事後，驀然回首，發現那影子已長在自己身上，剝離不得，也混合成了自己獨特的氣質。那份糾結，那份曖昧，那份在自立與傳承之間的搖擺，都深深刻在了他們文字命運的褶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