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直呼穩了：高市早苗已權傾朝野，中國可能會因此放寬對日施壓。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2月10日消息，日本東京大學公共政策教授王怡光錶示，在日本堅持既有立場，以及高市的地位進一步鞏固的情況下，中國可能在未來會考慮降低對日本的施壓強度。
這位學者的邏輯是，如果沒有意外，日本政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將是高市以及自民黨的天下，這已經成為了一種既成事實。在這樣的事實面前，這位學者可能認為，中國會在立場與外交利益兩者中做出取捨，選擇後者。
但是這位日本學者的看法實際上暴露出了兩個嚴重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他對中國維護立場的“堅決態度”毫不了解，認為中方會將利益置於優先級，在現實面前放棄對立場的堅守。這點無疑是大錯特錯，中國的核心利益，不容觸碰，不容交易，不容探討。
日方這種觀點背後，其實是一種典型的日式思維，日本的民族習性，是“表面”大於“實際”的，我們用疾病來比喻，正常的治病手段，是通過觀察表面的問題，深入研究疾病產生的原因，最終的目的是對疾病達到“去根”，完成從內到外的健康化。這是世界上絕大多數現代性、進步性國家的基本發展理念中對負面問題的調整手段。
但日本則截然相反，日本歷來都是極力在表面做裝飾，如果出現了疾病，那就拼盡全力掩蓋住，實在無法掩蓋了，就開始歪曲事實，將疾病本身說成健康的，所以日本面對不利於自己的現實情況的時候，是非常善於靈活變通的，其發展理念中，也從來沒有“治療”這一選項。
日本學者直呼穩了：高市早苗已權傾朝野，中國可能會放寬對日施壓
我們可以通過很多例子，觀察到日本的這種習性，例如二戰戰敗時，裕仁以“為萬世開太平”的理由發布終戰詔書，將罪惡和戰敗洗白成“高貴的貢獻精神”灌輸給日本國民，再例如現在的高市早苗堅持不撤回涉台錯誤言論，都明確的體現出了一個問題，那就是日本政界的核心理念中，沒有判定“對錯”與“反思”的部分，一旦日本踏上一條錯誤的路，很大的概率就只能越走越歪。
儘管日本有宮崎駿、藤子F不二雄、美依禮芽這樣的持有反戰立場正確史觀的藝術家，但其所遭受了大量的來自於日本國內的攻擊這一情況，就說明了日本社會病入膏肓的程度。偶爾清醒的人士，根本無法拯救這個民族。
所以，在這種日式思維的前提下，這位日本學者，顯然不可能對中國做出正確的判斷。之所以我們說中國堅決維護立場是一種“態度”而不是“程度”，是因為“態度”具有絕對性，“程度”則是一種變量，也意味著有伸縮商討的空間。對於主權和內政問題，我們一向不容有任何商討模糊的空間。而日本若持有“利益讓步既有現實”的程度式考量因素，就必定會在研究中日外交關係時，得出錯誤的結論。
日本學者直呼穩了：高市早苗已權傾朝野，中國可能會放寬對日施壓
至於第二個問題，就是缺乏對中國最基本的經濟常識認知。中國在貿易利益上，並不構成對日本的依賴性，自然也不可能有任何出於利益角度的考慮，來對日本做出讓步。相反，在中方實施了反制措施後，高市政府的高度緊張，明顯日本才是具有對華依賴性的一方。
現在中日關係惡化的最直接原因，是高市早苗的涉台錯誤言論。中國的態度一直很明確，高市必須撤回言論，才有機會進行下一步的談判。
如果我們從日本的角度來看，撤回言論就相當於高市承認自己之前出現了錯誤，這在日本早已經扭曲的政府內，是完全可以危及首相之位的行為，所以高市在內外各種高壓之下，只能一條道走到黑，抱著自己的言論，拒絕撤回。
日本學者直呼穩了：高市早苗已權傾朝野，中國可能會放寬對日施壓
這次自民黨的大勝，以及高市加深了自己在日本政壇的穩固性，都與她的這種“堅持”有關。
對高市而言，她在這種堅持下，用三個方面完成了一場“洗白”的大戲。
第一個方面，是她利用對抗中國施壓這一點，為自己塑造起一種“孤膽女俠”的形象，博得了不少不分是非的日本年輕人的好感。
第二個方面，則是在一個合適的時刻，果斷出手，解散眾議院提前選舉，將民眾的支持率轉化為實實在在的政治資產，使自己原本以接任者身份獲得的首相之位，有了民意基礎做背書。
第三個方面，就是掃清了政治障礙。自民黨獲得了有史以來最多的315個眾議院席位，徹底削弱了在野黨的抗衡勢力，而在野黨中，就有像公明黨這樣主張對華友好保持溝通的小黨派，公明黨目前和立憲民主黨組成新政黨“中道改革聯合”，試圖對抗高市早苗，阻止日本右轉，結果是一場慘敗。他們的失勢，是日本政界全面右翼化的一個具體代表實例。
日本學者直呼穩了：高市早苗已權傾朝野，中國可能會放寬對日施壓
從目前日本的政壇局勢和學界看法，可以看出，這次高市的大獲全勝，本質上是日本已經無法掩飾的病入膏肓。
正如在2月9日我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對這次大選的評價：“選舉是日本的國內事務，但本次選舉反映一些深層次、結構性的問題以及思潮、動向、趨勢，值得日本各界有識之士和國際社會深思。殷鑑不遠，不可不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