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仲夏，齊齊哈爾方向的專列緩緩駛進友誼農場，副總理陳永貴提著半截旱煙袋走下車。此行並無迎賓鼓號，倒是撲面而來的黑土氣味讓這位從黃土高坡起家的勞動模範連連點頭，開場白就一句：“你們這兒地肥，應該出好糧！”
朋友都清楚，他的農業「家底」是大寨那幾面坡地──全村合在一起不過三千多畝。正因如此，他眼裡最寶貴的是肥料和勞力。當車隊掠過馬群奔騰的草甸，陳永貴突然指著一地馬糞說：「看見沒？這是真金，堆那兒可惜啊，抓緊拾到地裡！」一句話惹得隨行人員面面相覷，不敢吭聲。
當天傍晚，農場辦公室燈火通明。場長段洪斌憋了一肚子火，終於忍不住在工作總結會上拍桌子：“他懂個啥？我們一個場四十多萬畝，有時連綿延到地平線，看不過來！讓工人拿麻袋撿馬糞？誰幹得過來！”說到激動處，又補一句，“大菜那點地跟後院略地跟後院！”
這並非簡單的口角。要弄清楚兩人「隔空交火」的來龍去脈，得把時間撥回二十多年前。 1953年，全國開始大規模農地基本建設，大寨因山地改梯田、靠集體苦幹而名聲大噪。那年，陳永貴三十九歲，帶著全村在石砬溝裡掄大錘、炸山石。靠著豁出去的狠勁，幾千畝坑窪地翻出一層層梯田，畝產翻番。大寨模式由此傳播，陳永貴也一步步走進更高的視野。
1969年，他被推選進中央委員會。對於一個連小學都沒上過的「土把式」來說，聚光燈下不免拘謹。有人擔心他“口音重、文化淺”，毛主席卻說：“他說話大家都聽得懂，行！”於是陳永貴成了農民出身幹部中的“樣板”。他的標籤只有一個：靠實幹。
說實話，大寨的成功離不開「人少地少」的特殊結構。畝均勞力密度高，溝坡改梯田不算虧。但放到黑龍江三江平原就不是這回事。北大荒一眼望不到頭，常年機械化作業，「人畜糞」比起土地總量不過滄海一粟。段洪斌嘴裡的那句粗話，既是不滿，也流露出北大荒幹部的一絲無奈：經驗搬不動。
然而，陳永貴並不是不懂規模差異。深夜，他在招待所裡同陪同幹部低聲嘀咕：「咱講肥料，是怕他們輕視有機養分。啥叫’大農業’？地再多，也得講良心種地。」他認準一個理——土壤是根，養分跟不上，畝產遲掉隊。這種「倔脾氣」是他多年摸爬滾打的烙印。
有趣的是，隔天考察農機庫時，他仍舊蹲在履帶拖拉機旁摳土樣，看含水量，看團粒結構，引得年輕技術員直撓頭。對方小聲嘀咕：“副總理真把自己當老農。”陳永貴聽見了，哈哈一樂：“我就是老農，改不了！”
北大荒的幹部未必服氣，但陳永貴的倔勁卻啟動了另一個討論：機械化與肥培管理到底怎麼結合？幾週後，農場下發內部文件，提出「機械+堆漚+輪作」的三結合方案，雖然距離「大寨式」還有十萬八千里，卻算一次思路碰撞的結果。這恰恰是那場「爭吵」留下的實際收穫。
接下來的幾年，中國農業進入調整階段，政策已不再迷信單一模式。陳永貴也逐漸意識到：推廣經驗得看天時地利。 1980年秋，他向國務院遞交辭呈時只說一句話：「俺也想回去看莊稼了。」那年他六十六歲，身體硬朗，卻感覺自己在宏大會議裡如進霧中，「聽得見，不一定看得清」。
1986年3月，陳永貴在北京病逝，終年七十二歲。離世前幾天，他嘴裡念叨最多的還是莊稼：“春耕要緊，肥料抓牢。”護士不解，他卻笑了笑：“這是莊稼人本分。”碑文上寫著“實干家”，再合適不過。
至於北大荒那位場長，後來在回憶錄裡提到1974年的插曲，筆鋒一轉：「罵是罵了，但老人家那句’地裡沒糞就是跟人瞎混’敲了警鐘。化肥用多了，草越長越旺，還是得補有機質。」字裡行間，火氣反生了，然而重倒生，然而。
一場口舌之爭，最初只是一句“懂個屁”，最終卻讓兩種農業思路擦出火花。有人說，這是那十年獨有的味道：熱情與犟勁交織，失誤與突破並存。陳永貴不完美，卻把「農民」二字刻進了共和國政治舞台。至於北大荒，後來成為國家糧倉，畝產節節攀升，化肥與糞肥並用，再也沒人敢輕視那片黑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