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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時代的鏡像:亨廷頓與美國政治


✪ 張飛岸 | 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2016年,特朗普當選總統開啟了美國歷史的后自由主義時代。他對自由主義的離經叛道在美國和西方世界引發了一場自由多元主義與種族民族主義的戰爭,如何理解這場戰爭,一時間成了世界各國知識分子爭相著述的焦點。研究發現,自稱代表美國沉默大多數的亨廷頓可謂特朗普的靈魂至交,無論是對移民政策的批評還是對多元文化主義的憤慨,無論是對民族主義的宣誓還是對白人中心主義的呼喚,無論是對全球化超國家主義的不滿還是對中國作為核心假想敵的轉換,亨廷頓均與特朗普的內政外交理念存在諸多不謀而合之處。通過對亨廷頓文本跨時代的情境主義解讀,我們從歷史政治學的視角回顧了美國政治從1960年代到今天的發展歷程,明確了特朗普后自由主義轉向是自由主義政策失敗的結果:從源頭上說,它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民主黨從經濟左翼向文化左翼的轉型,從後果上說,它導致了「種族民族主義」的復興。

本文載於《學術月刊》2020年第5期,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特朗普時代的鏡像:亨廷頓與美國政治

2018年,基辛格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評論員愛德華·盧斯採訪時評價特朗普說:「歷史上會時不時地出現一些人物,他們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並且強迫它脫下舊時代的偽裝。」這個結束的時代是被知識界寄予厚望的自由多元主義時代。在2016年美國大選民調預測希拉里將大勝特朗普時,美國的自由派曾經滿懷期待,他們相信美國在選出一位黑人總統之後將誕生一位女性總統,希拉里的當選意味著自由主義普世精神的新起點,美國將用實際行動證明自己是自由世界當之無愧的引領者。然而,美國大選的結果撼動了自由主義者的理想國,特朗普以特有的粗魯方式與他的選民攜手宣布:美國不是全人類的美國,而是美國人的美國;美國也不是多元包容的美國,而是白人優先的美國。出於對后自由主義時代方向感缺失的恐慌和迷茫,特朗普對自由主義的離經叛道在美國和西方世界引發了一場自由多元主義與種族民族主義的戰爭,如何理解這場戰爭,一時間成了世界各國知識分子爭相著述的焦點。

在2017年的一篇文章中,卡洛斯·洛扎達把亨廷頓稱作預言特朗普時代的先知。無論是對移民政策的批評還是對白人中心主義的呼喚,無論是對民族主義的宣誓還是對中國作為核心假想敵的轉換,無論對「達沃斯人」逆向美國主義的反感還是對多元文化主義的憤慨,亨廷頓均與特朗普的內政外交理念存在諸多不謀而合之處。早在1999年美國柯林頓總統第二個任期內,亨廷頓就專門撰文批評美國自由派和民主黨奉行的對內多元主義,對外普世主義政策,認為這些政策根本沒有受到美國人民的認可和支持,也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他呼籲傳統保守主義者和新保守主義者聯合起來和美國人民一起重申美國的愛國主義傳統,轉向強勢民族主義。在他看來,「強勢民族主義是製造分化的多元文化主義、排外的孤立主義、懦弱無用的普世主義的一個替代選擇。它是保守主義者能夠聯合起來對外促進美國國家利益,對內維護民族團結的基礎」。

在亨廷頓逝世近十周年之際,特朗普高舉強勢民族主義旗幟贏得美國大選。他的出現正像卡洛斯·洛扎達所言那樣終於「告慰亨廷頓在天之靈」,並將獲得他「由衷點贊和鄭重認同」。「特朗普的任期可以稱為亨廷頓的美國」。特朗普能否在即將到來的大選中連任,取決於美國是否走出了由特朗普釋放出來的歷史問題域,理解這個問題域,回到亨廷頓恰逢其時。

一、學界特朗普:不守常規的亨廷頓

對於美國建制派而言,特朗普最令人反感的一點是不遵守遊戲規則。他選擇反建制的方式競選,將美國建制派主導了三十多年的表演政治以表演的方式解構。與特朗普相似,在學術界,亨廷頓也具有反建制的特徵。亨廷頓的學生,擔任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的華人學者裴敏欣,曾總結他的治學特點是:「反潮流,人家說一,他要說二」。事實上,亨廷頓並不是刻意反潮流,只是他的治學動機與一般學術建制派有很大不同,他有更加明確的國家利益指向。

自經驗主義將規範研究逐出政治科學領域以來,對於學者而言,承認自己的研究帶有價值傾向就像否認自己研究的科學性一樣。但是,亨廷頓從不諱言自己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也不介意自己理論滲入這種情感后造成的「愛國之心與治學之心的衝突」。他不僅不認為自己是政治科學家,並且認為政治學被稱做政治科學是一種不幸。在他看來,政治學首要特性不是科學性,而是國家性。在回答「你是否有意力圖生產與政策制定者有關的作品這一問題時」,他坦白承認:「任何對真實世界問題的嚴肅研究都暗含政策意圖。實際上,這對我所有的作品都適用。」亨廷頓的國家至上和不守常規遭到很多人的批評。人們指責他的作品前後觀點不一致,在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來迴轉換,他一生都沒有搞清楚自己的身份是學者還是政論家,研究方法也不甚科學。然而,這些指責對亨廷頓無關痛癢,為了獲得學術讚譽去做只有同行看得懂的八股論文和量化遊戲不是他的追求,他憂思難忘的是「為時勢造新學,為美國開太平」的理論功業。他反過來批評學術界對方法和規範的強調妨礙了學者的問題意識,指責這些學術陳規把很多有天賦的學生引入歧途,讓他們放棄大問題去鑽研小技巧。事實上,正是對政治學國家性的強調和學術性的淡化造就了亨廷頓獨一無二的原創視野。建制派學者通常是學術導向的,容易陷入既定的理論和範式中出不來,這就形成黑格爾所說的思想滯后性。亨廷頓是國家利益導向,他能夠非常敏銳地識別出特定時期國家在硬實力和軟實力上面臨的既存或潛在威脅,並迅速在理論上作出反應。這種利益導向所致的前後觀點不一致在學術上當然不嚴謹,但在戰略上是非常正常的。情境變化,應對策略自然變化,冷戰時期的敵人可能會成為後冷戰時期的朋友,一個時期美國需要支持威權,另一個時期則支持民主。亨廷頓所做的,一是為政策變化提供理論支持,二是為戰略轉型提供可行方案。

亨廷頓對國家利益的堅守和對情境轉換的敏感源於他獨特的政治哲學理念——情境保守主義。1957年,亨廷頓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政治哲學論文《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保守主義》。在文章中,他系統梳理了保守主義的歷史,闡述了不同於貴族式保守主義和自主式保守主義的情境保守主義觀念。在亨廷頓看來,保守主義不同於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等觀念性意識形態,它是一種制度性意識形態。「現代西方社會所有一般的觀念性意識形態都以一種應然的要求來對待現存的制度,即應當重塑現存制度以體現意識形態的價值。」而保守主義沒有什麼實質性的理想,「沒有一個政治哲學家曾經描繪過保守主義的烏托邦。任何一個社會都可能會有需要被保守的制度,但是從來就沒有保守主義的制度」。作為制度性意識形態,「保守主義的本質是對既定製度之價值的強烈肯定」。「保守主義的動力來自於理論家面前的社會挑戰而不是他背後的智識傳統。驅使人們走向保守主義的是重大事件帶來的震撼和如下可怕的感覺,即他們所贊同或視為當然的、與他們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社會或者制度可能會突然不復存在。」

正因為保守主義附屬於既定製度而不是既定價值和特定階級,因此,它具有很強的情境性,只要出現威脅既定製度的歷史情境,既定製度的支持者就會採用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來進行防衛。對保守主義進行制度性意識形態的定位賦予了亨廷頓非常明確的、以捍衛美國既定製度為目標的研究動機,也讓他選擇了一種最適合維護既定製度的意識形態——民族主義。

長期以來,圍繞亨廷頓到底是自由主義者還是保守主義者的爭論層出不窮,以至於人們得出結論,亨廷頓具有保守主義的大腦和自由主義的心靈。事實上,亨廷頓在價值觀上的模稜兩可恰恰反映了美國政治制度的實質也徘徊於二者之間。他的情境保守主義是一種非觀念性意識形態,服務於美國的既定製度。在亨廷頓看來,美國的既定製度既不是保守主義也不是自由主義,而是保守的自由主義。然而,自進步運動始,美國的自由主義已經分裂成輝格式強調「財產權」的自由主義和普羅大眾式重視「人權」的自由主義兩個版本,前者是美國自由主義的制度版本,後者是美國自由主義的理想版本,亨廷頓將這兩種自由主義分別稱作「自由主義的保守形式」和「自由主義的民主形式」。亨廷頓認為,美國沒有歐洲意義上的保守主義,它有的只是自由主義的保守版本,他認同路易斯·哈茨所說的美國是以自由主義立國的國家,但是他也指出,無論是哈茨還是他自己,他們眼中美國的自由主義傳統都是輝格黨式的、強調財產權的保守的自由主義,亨廷頓把這種保守的自由主義看作美國保守主義者堅持的信念,稱其為「教義保守主義」。這種美式保守主義或者說自由主義的保守形式「與發揚工商業、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私有企業和最小政府等原則等同。它歷史地與財產所有者、企業家和資產階級的利益相關聯,反對財產較少階級的利益」。

然而,自羅斯福新政之後,美國兩種自由主義之間的衝突逐漸演變成代表中下層階級利益的民主黨與代表工商業資產階級利益的共和黨之間的衝突,並且,兩種自由主義在美國的主次地位發生了顛倒。在新政之前,財產權自由主義一直是美國自由主義的主導模式,新政之後,原本在美國原生狀態中具有更多財產權傾向的自由主義按照民主黨的人權自由主義價值觀進行了重塑。於是,在美國大多數人的理解中,自由主義的主旨不再是自由意志至上和自由市場經濟,而是以人的平等權利為訴求的自由主義的民主形式,國家在此過程也發生了性質上的變化,它不再是守夜人式的必要的惡,而成了一種為了對抗財產權優先而代表大多數人權利的必要的善。為了應對這種變化,傾向財產權自由主義的人士不得不放棄了自由主義者這一稱謂,轉而將自身稱作保守主義者,而在這些保守主義者心中,他們無疑是想借保守主義的外殼將自由主義的內核重新引上自由市場至上的「正道」。亨廷頓,正是這些保守主義者中的一員,只不過與哈耶克、弗里德曼這些主要在理念上全方位批駁民主自由主義國家觀、自由觀的保守自由主義者不同,亨廷頓選擇了一條「曲線救國」路線,他對兩種自由主義之間究竟孰是孰非基本避而不談,刻意迴避二者之間的價值差異,反而另闢蹊徑選擇了「民族主義」這一美國國民價值的最大公約數。

特朗普時代的鏡像:亨廷頓與美國政治

亨廷頓


二、強勢民族主義:亨廷頓文本背後的國家利益

1999年,亨廷頓發表了《強勢民族主義》一文,進一步明確表示了只有民族主義才能捍衛美國既定製度和國家利益的觀點。這提醒我們,無論亨廷頓為學術界提供了多少原創性的理論和範式,他的這些理論和範式都主要服務於美國的既定製度和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與此同時,由於將服務美國既定製度和既定秩序作為研究動機,美國既定製度和秩序的缺陷就必然既是規範亨廷頓學術視野的邊界,又是屏蔽其問題意識的盲點。這意味著,通過批判分析亨廷頓的文本,我們至少可以實現兩個目標:第一,揭示他理論背後潛藏的、不同歷史情境下美國的國家利益,為理解他前後不一的觀點提供一個一以貫之的線索;第二,批判他文化中心主義的研究路徑,並指出這一路徑與特朗普主義的重合之處,以此探討特朗普時代的實質與危機。

由於將政治學特性定位於國家性,亨廷頓一生關注的問題都是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的大問題。然而,作為「近五十五年來,美國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學家」,亨廷頓的過人之處在於,他不僅有發現大問題的眼光,還有建構大理論將利益訴求隱藏於宏大敘事的能力。以往學術界對亨廷頓代表作的研究傾向於對他內容的轉述或理論的凝練,很少有人關注動機的闡釋。實際上,文本研究最重要的工作並不是重申作者公之於眾的觀點,而是揭示出其不便道出的隱微,那些隱微才是作者創作的真實意圖。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提醒人們注意語言邊界之外的語言,本文想提醒讀者注意亨廷頓文本之外的文本。

亨廷頓一生獨著、合著、編著過17本書,其中最有影響力的有6本,分別是:《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1968)、《民主的危機》(1973)、《美國政治:失衡的承諾》(1981)、《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1991)、《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2004)。在這些橫跨比較政治、美國政治、國際政治多個領域的鴻篇巨著中,亨廷頓憑藉其深入細微的現實感受力、高屋建瓴的歷史洞察力,提綱挈領的理論建構力,為學術界貢獻了三個應用廣泛、影響深遠的理論範式:冷戰高峰期的政治秩序論、冷戰中後期的民主鞏固論和后冷戰時期的文明衝突論。他的每個範式都展現出內政外交雙重維度,體現出從整體著眼的大戰略家眼光。統觀這三個範式,其中恆定不變的主題並不是人們普遍強調的政治秩序優先的權威主義,而是國家利益優先的民族主義。保守主義、權威主義於亨廷頓都是可以隨著情境轉換收放自如的工具論意義上的術,民族主義才是與維護國家利益方向一致的目的論意義上的道。

理解亨廷頓的作品,除了國家利益這個主線之外,還有一個關鍵詞不容忽視,那就是國家特性。在亨廷頓那裡,確認國家特性是維護國家利益的前提,「國家利益源自國家特性。我們要想知道我們的利益在哪裡,我們必須先要弄清楚我們是誰」。我們是誰?對於美國這樣一個自二戰後就肩負著捍衛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使命的超級大國而言,不僅是個身份定位問題,還是個性質定位問題。國家特性包括國家身份和國家性質兩個要素。國家身份是我來自哪裡的問題,國家性質是我主張什麼,我要到哪裡去的問題。亨廷頓始終在國家特性的基礎上談國家利益,在他看來,如果美國特性出現混亂或者遭受質疑,那美國的國家利益就無從保證。國家特性在亨廷頓那裡分為兩個層次:一層是對內的,美國要知道自己是誰,才能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個穩定的、持久的共同體;一層是對外的,美國要讓別國認為自己是誰,以何種理念、何種形象、何種戰略面對衝突不斷的世界,並在此基礎上保持永久的世界霸權地位。一旦亨廷頓發現美國國家特性遭遇了認同危機,他就會挺身而出、著書立說,從理論上為美國指點迷津。

在20世紀六七十年的冷戰高峰期,亨廷頓出版了《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提出政治秩序優先論,成為現代化理論的終結者。當時很多美國學者批評他,說他將蘇聯政體與美國政體相提並論,否定民主的價值,墮落成了威權主義者。但事實上,亨廷頓在此書中解決了美國當時面臨的一個道德困境。現代化理論本身是冷戰的產物,這一理論預設經濟發展和市場經濟的擴張會帶來民主化,而民主化能阻止發展中國家向共產主義模式靠近,最終幫助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在世界範圍內戰勝共產主義。但實踐中發展中國家民主化並沒有形成自由主義的民主觀,它產生的民主是一種平民性質的強調「實質性正義」的民主觀,這種民主訴求與美國所期望的自由民主有很大偏差,反而在世界各地催生了很多激進左翼運動和民選左翼政府。左翼政府在國內實行反資本主義、反美的國有化政策,引發了既得利益集團的不滿,但多數民眾支持左翼政府,既得利益集團無法通過選舉上台改變政策,唯一的選擇就是顛覆民主,實行專制。在這種情況下,美國面臨著一個兩難選擇:支持民主就得接受左翼政府,左翼政府都是反美的;支持獨裁,對美國更有益,獨裁政府不僅鐵杆反共,對美國也比較友善,但會背上反民主的壞名聲。在民主和反共之間,美國最終站在了反共的獨裁者一邊。在那段時間,以反共為名,美國參與了一系列推翻民選政府的活動。其中較著名的包括1953年推翻伊朗民選總統莫薩德、1954年顛覆瓜地馬拉阿本茲政府、1964年顛覆巴西古拉特政府和1973年顛覆智利民選總統阿連德。除此之外,美國還在亞非拉各國參與扶持獨裁政府、遏制民主運動的活動。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亨廷頓後來所總結的第二波民主回潮很大程度上是拜美國所賜。在當時,亞非拉各國的獨裁政府,例如印度尼西亞蘇哈托政府、菲律賓的馬科斯政府、多米尼加的特魯希略政府、海地的杜瓦利埃政府、巴西的布蘭科政府、阿根廷的昂格尼亞政府、智利的皮諾切特政府等都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得到過美國的支持。喬治·凱南為此辯護說:「那裡的民主政府太軟弱以至於不能抵禦共產主義攻擊,我們必須承認政府壓制是唯一的選擇。」

亨廷頓當然對美國政府反共優先於民主的政策給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但美國的外交政策在當時受到了國內外左翼學者的批評,並在國內風起雲湧的激進政治運動中形成影響。對國家認同問題極為敏感的亨廷頓意識到,20世紀60年代是一個理想主義強盛的時代,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美國國家特性都遭遇到了重大挑戰,人們意識到美國理念和美國現實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面對這種認知失調,亨廷頓認為:「美國人不得不發展出一些獨特的方式來應對自由主義理想與政治現實間之鴻溝,以此實現權力的合法化,讓人民接受統治。」基於美國信條對美國內政外交政策的質疑自然不能靠重申美國信條去加以平息,亨廷頓選擇不從正面回應質疑,反而對美國信條提出了批評。亨廷頓指責美國人歷來對政治權威的必要性認識不夠,他們無法理解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初級階段需要的恰恰是權威。他論述說:「美國人從未為創造一個政府而擔憂。這一歷史經驗的差距特別使他們看不到在處於現代化之中的國家裡奠定有效權威方面的問題……信奉洛克哲學的美國人骨子裡便抱有如此強烈的反政府傾向,以至於將政府本身和對政府的限制混為一談。」因此,儘管「在處於現代化之中的國家裡建立能站得住腳的政權是美國的主要權益所在。但是美國政府在其所採取的影響這些國家的所有行動中,卻幾乎沒有一項是直接涉及旨在促進其政治穩定和縮小其政治差距的」。鑒於美國人對政治秩序的忽視,亨廷頓提出政治秩序優先論,他重申美國國父麥迪遜的箴言:「人當然可以有秩序而無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無秩序。必須先存在權威,而後才談得上限制權威。」在政治秩序優先論的基礎上,亨廷頓認為,在政治制度化緩慢的國家,保持政治秩序的前提就是不要讓社會動員走在政治制度化之前。

在學術界普遍以民主優先論去建構政體類型學的情況下,亨廷頓獨闢蹊徑,建構了具有原創性的、秩序優先論的政體類型學。他以政治制度化程度與政治參與程度的比率為基準,將政體分為公民政體和普力奪政體。制度化程度低而參與程度高的政體叫普力奪政體;制度化程度和參與程度比率與此相反的政體叫公民政體。公民政體的穩定性優於普力奪政體,當社會呈現出全民政治化的普力奪狀態,就需要權威出場去提高制度化與參與程度的比率,如果人們不能建立民主的權威那就建立獨裁的權威,因為獨裁的權威也好過無權威。亨廷頓政治秩序優先論的提出不僅為20世紀60年代威權政治的復興提供了正當性,也為美國支持獨裁政府提供了正當性。他將獨裁軍政府看作從普力奪政體到公民政體的建設者,他們不僅不是罪人,還是救國家於危難中的護衛者。「軍人領袖在政治制度的發展過程中不會面臨進退維谷的困境。作為一個集團,軍政府能夠保持政權,同時使之制度化。」既然軍人干政對於幫助發展中國家擺脫普力奪社會是有益的,那美國援助軍政府在客觀上也是為發展中國家做了一件好事。

從《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我們看到,亨廷頓並不是到20世紀80年代出版《美國政治》時才開始關注國家認同問題,他始終將國家認同看作國家利益的根基,他表面上是在談政治秩序,事實上是在維護美國行為的正當性,美國行為的正當性不是靠外在價值來檢驗,而是由內部需求來檢驗。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亨廷頓應對的是這樣一種情境,民主化帶來了反美主義和親共的領導人,而美國的現代化理論家並沒有意識到現代化不一定帶來美國化的問題,陷在既定的民主範式里出不來。亨廷頓具有戰略政治家的敏銳,他能迅速意識到:第一,如果發展中國家社會動蕩,會為共產黨上台提供可趁之機,因為「共產主義和共產主義式的運動恰恰有本事來彌補社會動蕩的短處」。歷史證明,「共產黨政府最大的長處就是善於維持統治,它們能統治得住,它們能提供有效的權威」,「對於那些深受衝突和動亂之禍的處於現代化之中的國家,共產黨人能提供某些保持政治秩序的定心丸」。所以,在這種動蕩的環境下,亨廷頓認為發展中國家只有威權主義和共產主義兩種選擇,相對於共產主義而言,威權主義無疑更符合美國的利益。第二,儘管從反共大局出發美國必須支持發展中國家親美的獨裁政府,但美國自由世界的領導地位卻不容許它在道義上有過多的失分。若想美國支持獨裁和顛覆民選政府的行為被世人理解和接受,他們還需要更為精緻、更有辯解力的理論,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適時地承擔了這樣的任務。

特朗普時代的鏡像:亨廷頓與美國政治

在1975年提供給三邊委員會的報告中,亨廷頓再次重申了他的政治秩序優先論,只不過,這一次亨廷頓應對的是美國國內自由民主的危機。他指出,20世紀六七十年代民主勢力的擴張打破了自由民主之間的平衡,平等主義和大眾參與的壓力使人們對民主政府的訴求增長,而於此同時,民主對權威的否定卻降低了政府治理危機的能力,這種民主與權威之間的矛盾使「人們對政府要求的超負載超過了它的反應能力」。民主是治理國家的手段,它不能作為目的威脅到既定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因為,「要形成一個穩定的國際秩序並發展我們這些地區之間的合作關係,我們的政治系統的生命力是一個首要的前提條件」。

到了20世紀80年代,美國面對的國內外政治環境發生了變化。首先,蘇聯因為入侵阿富汗、與美國搞軍備競賽以及國內經濟增長停滯陷入內憂外患,國力衰退,在冷戰中轉攻為守;其次,曾受美國支持的各獨裁政府鎮壓異己的暴政在國內遇到了越來強烈的反抗,民主運動風起雲湧;再次,經濟全球化改變了勞資力量對立,發展中國家民主化面臨的再分配壓力減小,精英階層對民主化的懼怕減少;最後,民主去社會主義化的理論工作已經完成,自由民主觀成為民主排他性概念,民主與資本主義制度之間的共生性前所未有地增強。以上四個因素使發展中國家民主化與美國國家利益之間的張力減小。亨廷頓意識到,如果美國改變外交政策,順應並積極推動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潮流,一則可以消除自己曾作為獨裁政府支持者的不良影響;二則可以規範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進程,通過在強硬派和轉型派之間斡旋,最大程度保證符合自己利益需求的領導人在民主化后當選。就在這個時期,亨廷頓曾短暫涉足政壇,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分別在卡特政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和美國長程整合與戰略委員會任職,他參與了卡特政府人權外交計劃。卡特政府人權外交政策被後繼的里根政府延續並發展。里根啟動民主促進計劃,建立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支持反共組織和異見人士,並幫助自己支持的候選人贏得大選。在新的歷史情境下,亨廷頓逐漸弱化政治秩序優先論,開始成為民主化的支持者和詮釋者。

1981年,亨廷頓以美國信條信仰者的姿態出版了專著《美國政治:失衡的承諾》。他一改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民主的危機》中對美國信條不重視政治權威的批評態度,把美國信條上升到美國國家認同的核心要素,提出了一個不同於進步理論、多元理論、共識理論的理解美國政治的新範式。他指出,美國人不同於歐洲人,美國人之間沒有意識形態分歧,他們共同信仰包含了自由、民主、平等、個人主義、法治、有限政府等原則的美國信條。美國人對美國信條的信仰如此真誠,即使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人遭遇嚴重認知失調的時刻,他們也沒有選擇放棄信條這一解決方案,「如果美國人真能輕鬆地通過改變或放棄自己的價值來解決問題,那他們就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民沒什麼兩樣。但是他們做不到。美國人的政治理想是民族認同的核心。既要放棄政治價值,又不改變作為美國人的根本意義,不變成非美國人,這是他們無法辦到的」。正因為對信條的信仰,美國人對美國現實與美國理念之間的裂痕格外敏感,美國國內爆發的衝突不是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衝突,而是美國完美的理念與不完美的現實之間的衝突。每到信條激情時刻,道德主義者就會用理念去問責現實,揭露美國的種種「罪行」,在他們的描述中,美國就是一個打著自由民主人權旗號但從未想過兌現的謊言。亨廷頓承認道德主義者的批評有現實依據,但他不同意把美國理念與制度之間存在的鴻溝看作一個謊言。在他看來,「美國不是謊言,而是失望。但它之所以是失望,正因為它也是希望」。亨廷頓強調,美國看起來虛偽、邪惡,不是因為它比其他國家更壞,而是因為美國人對他們的理念更當真,更經常性地主動把虛偽暴露於世人矚目之下。他承接「美國例外論」的傳統,不做任何證明就直接斷言:「和其他國家相比,美國政策制定者對於不同目標的權衡取捨更為敏感,也更不願意犧牲自由民主價值」;報紙上充斥著對腐敗官員和糟糕政績的相關報道,「並不意味著此類行為在美國比在別國更普遍,而是說明美國社會比別國更不能容忍此類行為」。與《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採取間接的方式為美國外交行為辯護不同,《美國政治:失衡的承諾》直面美國制度與理念的鴻溝,卻達到了為這一鴻溝正名的目的。這種通過理論建構重塑人們對現實的理解是非常高明的,經亨廷頓論證之後,美國制度與理念之間鴻溝不再是現實與理想背離的虛偽,反而成了在現實世界里保持了一點理想主義的可貴。

歷史發展到1989年,「民主化洪流幾乎淹沒了共產主義世界」,蘇聯對發展中國家影響的衰落使美國對外輸出民主變得更加安全,亨廷頓不再滿足做美國理想的詮釋者,轉而開始扮演推動者的角色。他於1991年出版了《第三波——20世紀後期的民主化浪潮》。在書中,他以前所未有的熱情盛讚民主,卻又非常巧妙地規範了民主的程序主義定義,將民主的有效性與合法性進行了分離。他認為,民主的功能主要是為政體提供程序合法性,「威權政體的合法性必須建立在績效之上,而民主政體的合法性不需要績效,民主本身就具有程序合法性」。為了規避自由民主推廣中出現的民主有效性缺失的困境,亨廷頓提出了自己獨具特色的「民主鞏固論」。他特彆強調,民主合法性與有效性的分離是民主鞏固的前提。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必須樹立這樣的信念:「民主並不意味著問題必須得到解決,但它意味著統治者可以被更換,民主的實質是更換統治者,當公眾意識到民主只是為專制問題提供了一種解決辦法,而未必為所有其他問題提供解決辦法時,民主就會變得鞏固」。如果人們不滿足於此,就會很快患上民主失望症,民主的鞏固就無從談起。從以上論述我們可以看到,亨廷頓主張對外推廣民主,並不是關心發展中國家的人權狀況和治理績效,而是他認為,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下,全球民主化對美國是有益的。「世界民主的前景對於美國人民具有特別的重要意義……其他國家也許可以根本改變它們的政治制度,並繼續作為國家而存在下去。但是美國不可能做出這種選擇。因此,美國人民對於發展一種適宜民主生存發展的全球性環境,懷有一種特別的興趣。」

然而,亨廷頓很快發現,民主化對美國未必是一件有利的事情。儘管共產主義不再成為發展中國家民選政府的選項,但這並不意味著民主化的結果就是美國化或者親美化,相反,「非西方社會對西方民主體制的採用鼓勵了本土主義的和反西方的政治運動,並使它們能獲得權力」。「 競選可能導致反西方的民族主義者和原教旨主義者上台執政」。與此同時,在美國國內,「冷戰後新保守主義大肆推進民主的主張並未引起民眾的共鳴」。這促使亨廷頓開始思考這樣兩個問題:第一,美國化為何對發展中國家不再具有吸引力?第二,如果美國大多數人民不關心自由民主的命運,那美國信條是否還足以作為民族凝聚力的基礎?

經過深入思考,亨廷頓發現,在後冷戰時代,美國霸權和國家利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戰。首先,冷戰後,美國因為一超獨大在全世界各國包括傳統盟友國家都激起了恐懼、憤慨和嫉妒的情緒,在許多國家眼裡,美國正變成一個超級無賴大國,這將使美國變成一個孤獨的超級大國。其次,美國雖然一超獨大,但霸權卻在衰落,新的世界權力結構正在出現,呈現超級大國-地區性大國-次地區性大國的「單-多極」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地區性大國致力於建立一個多極世界。最後,美國國內對國家利益缺乏共識,外交政策被國內的、跨國的商業利益與非國家的種族利益主導。與此同時,美國國內的移民問題、種族問題、精英階層的「非國家化」和「達沃斯現象」等問題威脅著美國人的國民身份認同,在美國最需要凝聚力的時刻,精英主導的多元文化主義卻在譴責同化,挑戰美國信念,宣揚以種族、民族、性別、性取向等界定的群體權利取代自由主義的個人權利。面對新時代的新挑戰,亨廷頓認為美國需要做到兩件事:第一,重新設立假想敵,這是美國對內凝聚共識,對外團結盟友的基礎;第二,對世界上的地區大國和次地區大國採取分化瓦解的戰略,既要阻止地區霸權聯合抗衡美國霸權,又要聯合次地區大國遏制地區大國的發展。如何做到這兩點?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應運而生。

特朗普時代的鏡像:亨廷頓與美國政治

《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是亨廷頓繼《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后最有影響力的作品。他自稱建構了理解后冷戰時期國際政治格局的新範式。在這個範式中,亨廷頓直面美國霸權衰落的事實,試圖給美國建立一個以文明的基礎的最廣泛、最牢固的統一戰線。他將世界上各個民族國家劃歸為七個文明圈,分別是:西方文明、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聲稱后冷戰時代是意識形態退場,文明出場的時代,非西方國家現代化沒有帶來西方化,反而增強了本土文明的自信,「西方所造成的文明間的政治思想衝突正在被文明間的文化和宗教衝突所取代」。確立文明衝突論后,他又把這七個文明一分為二,「世界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分為二的,主要的區分存在於迄今占統治地位的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間,然而,其他文明之間幾乎沒有任何共同之處。簡言之,世界被劃分為一個統一的西方和一個由許多部分組成的非西方」。經過亨廷頓的闡釋,西方變成了一個沒有衝突的統一體,而西方的對手,不是一個整體的東方,而是一個分裂的非西方。亨廷頓強調,儘管美國作為一超霸權與歐洲地區強國法國、德國有衝突,但因為同屬於西方文明,它們之間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彼此之間應該「加強政治、經濟和軍事一體化,協調政策,以防止屬於其他文明的國家利用它們之間的分歧」。美國作為西方文明的領導者,不應在西方文明內部製造衝突,應該「採取與歐洲夥伴緊密合作的大西洋主義政策,保護和促進大家共同擁有的、獨一無二的文明的利益和價值觀」,「保持西方技術和軍事力量相對於其他文明的優勢」。

建立了西方文明統一戰線之後,亨廷頓還為西方文明重設了后冷戰時期的假想敵。他將非西方文明分為挑戰者文明和非挑戰者文明。中華文明和伊斯蘭文明「擁有與西方極為不同的偉大的文化傳統,並自認為其傳統較西方的優越。在與西方的關係中,隨著其實力和自我伸張性的增強,它們與西方在價值觀念和利益方面的衝突日益增多和加劇」,因此,屬於挑戰者文明。但由於伊斯蘭文明缺少一個核心國家,組織渙散,最終構成西方文明挑戰者的只有中華文明。亨廷頓強調,軟實力是建立在硬實力基礎之上的,只有中國這種天生具有現代理性和高度組織性的文明真正有能力在經濟、政治、軍事實力上構成對西方文明的挑戰。他評論說:「美國和中國幾乎在所有重大政策問題上都沒有共同的目標,兩國的分歧是全面的。」「 一個在文化、政治和經濟上與美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鬆散的西歐聯盟,不會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威脅,但是一個統一的、強大的和自我伸張的中國可能構成這種威脅。」「如果中國的經濟發展再持續10年,如果中國在權力交接期能夠保持統一,那麼東亞國家和整個世界就必須對人類歷史上這個最大參與者越來越強的自我伸張作出反應。」

亨廷頓將中國和伊斯蘭國家看作假想敵展現了一種施密特式的敵友政治觀,這種政治觀認為分清敵友是政治的首要問題。「如果沒有真正的敵人,也就沒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們憎恨非我族類,我們便不能愛我族類。」敵友政治觀是一種危機政治觀,民族生存問題是這種政治觀的核心關懷。

從第一部作品《士兵與國家》到最後一部作品《誰是美國人》,可以說亨廷頓所有研究都指向一個出發點,那就是:美國如何在現實世界的生存鬥爭中永久立於不敗之地。他的研究隨著歷史情境的轉換不斷地變換著主題,到了1990年代中後期,亨廷頓清晰地看到美國霸權已呈衰落之勢。這種危機感使亨廷頓曾經潛藏於文本之後的隱微呈於紙面,他急切地希望為美國面臨的國內外挑戰提供分析和解決方案。他的基本判斷是:非西方文明在崛起,西方文明在衰落。在這種情境下,亨廷頓認為西方文明應該對外處於守勢,對內走向強勢。

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的結尾,亨廷頓對在外推行普世主義,在內推行多元主義的自由主義內政外交政策進行了批評,他認為應該反過來,對內實行文化一元論,對外實行文化多元論。他評論說:多元文化的世界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建立全球帝國是不可能的。維護美國和西方,就需要重建西方認同;維護世界安全,則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與對外實行多元文化論不同的是,亨廷頓對內主張一元文化論,「一個多元文化的美國是不可能的,因為非西方的美國便不成其為美國」。當文明衝突論轉向美國內部問題時,亨廷頓擔憂外部多元文明會與美國內部的多元文化主義互相滲透,在美國內部瓦解少數族裔對美國的國家認同。

早在《民主的危機》和《美國政治》兩本書中,亨廷頓就開始批評多元文化主義對美國內聚力的侵蝕,但那時有蘇聯這一強大對手存在,他沒有將多元文化主義上升到危害國家認同的高度。冷戰結束之後,亨廷頓並沒有像福山一樣歡呼歷史的終結,相反,在他看來,「從一開始,美國就是通過他者建構自身共同體信念的」。對立面意識形態的消失,反而給以美國信念為基礎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帶來了危機。亨廷頓認為,「如果歷史的終結、民主在全球的勝利真的發生,那很可能對美國是最令人不快、令人不安的事件」。「 考慮到美國國內異質性、多樣性、文化多元主義、人種和種族的分化力量非常強大,美國比大多數國家更需要一個對立面的他者去維持自身的團結」。基於對美國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缺乏內聚力的了解,亨廷頓對美國人自己就國內各種理念、種族、階級衝突達成共識缺乏信心,因此,他寄希望於通過外部挑戰去激活內部團結。

2006年,亨廷頓出版了他此生最後一部專著《誰是美國人》,系統評估了多元文化主義和移民類型變化對美國信念及其基礎盎格魯—新教文化的衝擊。他修正了自己在《美國政治》一書中提出的美國信念立國論,認為如果美國放棄了盎格魯—新教文化的主導地位,作為意識形態的美國信念是有可能被邊緣化的,那時候,美國就不再是美國了。如何避免盎格魯—新教文化主體地位的喪失?亨廷頓指出,問題不在美國大眾,美國大眾是愛國的,他們相比精英更有國家意識、文化意識、民族意識。但美國的精英與大眾之間存在嚴重的精神和利益斷裂,精英利益的全球化和集團化使他們漠視大眾的國家主義需求,在精英眼中,「民族主義是邪惡的,國家特性是可疑的,愛國主義是陳腐的」。他們用多元文化主義不停地解構美國的核心文化,這場解構與反解構之戰結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本土是否反覆遭受恐怖主義的襲擊,以及美國是否不得不在海外與自己的敵人作戰」。「 如果沒有反覆的外敵襲擊,在經濟全球化的根本力量作用之下,精英人士非國籍化的趨勢就很可能還會繼續。」

由於亨廷頓將外敵看作激活美國精英國家意識的前提,誰是美國人的問題就變成了誰是美國敵人的問題。誰是美國的敵人呢?亨廷頓指出,美國的敵人「是意識形態上與己為敵,種族上和文化上與己不同,軍事上又強大到足以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可信的威脅」,從長遠來看,這個敵人只能是中國。鑒於中國在亨廷頓著述的時期還沒有強大到構成美國的威脅,亨廷頓建議美國應該在外交上收縮戰線,不要四面樹敵,就美國國家利益而言,美國沒有理由捲入世界大部分地區的大多數問題。「現實的美國決策越是自我剋制,將越有助於時機成熟時美國採取積極做法以重新獲得國民認同,以便追求全國人民願意以生命、財富及國家榮譽感來捍衛的美國國家利益。」一旦那一天到來,美國的民族主義就會被外力激活,美國就可以借強勢民族主義整合內部力量,消解多元文化主義,鞏固恢復盎格魯—新教文化作為美國主體文化的地位,從而避免蘇聯在經濟、意識形態衰落時解體的命運。

特朗普時代的鏡像:亨廷頓與美國政治


三、問診特朗普時代:種族民族主義還能走多遠

無論特朗普是否讀過亨廷頓的作品,他競選時的口號和任期內的政策已經證明與亨廷頓的觀點出現了高度重合。這其中包括:強勢民族主義、斥責美國精英反美主義、美國利益優先、反全球化、貿易保護、移民限制、警惕拉美裔非美國化、反穆斯林、白人本土主義、樹立中國為假想敵、改善與俄羅斯關係、反文化多元主義、質疑政治正確、對外收縮戰線、主張文明衝突等。相似的對策源於相似的理念,即白人種族主義、美國至上主義和文化一元主義。在本文中,我將這個理念的集合稱作種族民族主義。哈貝馬斯曾提醒人們注意:民族國家概念本身「包含著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之間的緊張,即平等主義的法律共同體和歷史命運共同體之間的緊張」。對應美國民族國家的歷史,這種緊張表現為兩種民族主義的衝突:一種是建立在對美國信條和美國制度認同之上的公民民族主義;一種是建立在種族和文化認同之上的種族民族主義。經過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和新左派文化戰爭的洗禮,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到特朗普任總統之前,無論美國政商學精英對美國何以立國有怎樣的分歧,掌握話語權的自由派,這些人多是大學教授、媒體精英、影視界「白左」與民主黨合力將美國塑造成一個以美國信條——自由、平等、個人主義、民主、法治、私有財產制立國的公民民族主義國家。這意味著,無論你來自哪個國家、哪個種族、信奉哪種宗教,只要你認同美國信條,你就可以通過合法程序成為一名美國公民。在公民民族主義的影響下,美國開放移民政策、主張個性解放、啟動「平權法案」、在全球宣傳自由普世主義、在國內倡導「政治正確」,將美國塑造成世人眼中自由、包容、多元的國度,增強了美國的「軟實力」。然而,在這些美好行動的背後,公民民族主義由於隱蔽的精英偏好,潛藏著巨大的危機。最終,在特朗普時代,種族民族主義實現了對公民民族主義的逆轉。

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亨廷頓曾引用過日本哲學家梅原猛這樣一句話:「馬克思主義的徹底失敗,蘇聯的急劇解體,僅僅是西方自由主義這一現代主流思潮失敗的先兆。自由主義遠不是取代馬克思主義和在歷史終結之時占統治地位的一種意識形態,它將成為另一塊倒塌的多米諾骨牌。」解釋這塊多米諾骨牌倒塌的緣由,我們可以明白特朗普時代從哪裡來,也可以預知它到哪裡去。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美國自由派對里根新自由主義和經濟全球化的接納和融合,美國自由主義潛移默化地完成了從新政自由主義向多元自由主義的轉型,這一轉型的實質是自由派和民主黨等美國主流左派放棄了從羅斯福開始的階級政治,轉而擁抱身份政治,民主黨從經濟左翼轉變為文化左翼,從代表中下層利益的政黨轉變為代表中上層和少數族裔利益的政黨。民主黨轉型原因複雜,其中有20世紀60年代倡導黑人「民權運動」丟失南方白人選票的無奈選民重組,有西方左翼走向後現代、后馬克思主義對階級政治和本質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放棄,也有政黨政治從代表型利益政治異化為選舉型表演政治的精英主義蛻變。無論如何,民主黨的轉型,為共和黨借身份政治整合選民聯盟創造了條件。從尼克松競選啟動「南方戰略」開始,共和黨試圖擺脫過往代表上層權貴利益的形象,通過社會保守主義、文化保守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的結合,將自己塑造成代表本土中產階級白人利益的政黨,利用移民、種族、宗教、同性戀、反對性解放、捍衛家庭價值等文化和社會議題分裂了新政選民,摧毀了曾經佔主導地位的民主黨新政聯盟。共和黨的轉型,使美國政黨政治徹底完成了從階級政治向身份政治的轉變,加劇了選舉政治的表演化。

表面上看,民主黨和共和黨各自代表少數族裔和白人中下層的利益,事實上,兩黨分享著里根新自由主義的共識,這一共識使兩黨建制派都成為中上層利益的傳聲筒。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兩黨攜手推動了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使權利平等化與經濟不平等化同時發展。國際化、世界性的超級富人階層左右了政黨政治的運作,政客們成了為他們利益服務的演員。幕後資本精英「鼓勵左右兩翼的政客專門解決文化問題。其目的是把無產者的注意力轉移到別處——使底層那75%的美國人和底層那95%的世界人口糾纏於種族和宗教衝突中,使他們為了道德而爭論不休」。在兩黨身份政治的操作下,美國社會的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內容發生了顛覆性轉變。「被長期視作公共生活的基本要素,諸如稅收、服兵役、福利保障和經濟調控,開始從政府職能範圍轉移到以市場導向的私人領域。長期以來一直被認為是私人領域所關注的內容,如宗教信仰、家庭生活和性行為,進入了公共生活的主流。政客們開始標榜他們個人與上帝之間的關係。」一系列與身份相關的議題反覆成為政黨辯論的焦點,一頭霧水的中下層選民納悶為什麼國家的政治討論與他們關心的東西離得如此遙遠?兩黨為何不著手解決問題,卻執著於重啟爭端?

齊格蒙特·鮑曼非常敏銳地指出:身份政治將「承認問題從再分配問題中解放出來。在通往承認的文化主義人權觀的道路上,過一種富足生活和體面生活的人權的未竟任務竟被置之腦後了」。在兩黨基本放棄對資本的監管和財富再分配政策的情況下,從1979年到2007年,美國最富有的1%家庭收入增長275%,而緊隨在後的19%家庭財富增長僅有65%,最低的20%人口財富僅增長18%。在這一過程中,受害最大的是美國白人中產階級。從20世紀70年代到2008年白人中產階級的收入一直處於停滯或下降狀態。到茶黨運動興起的2009年,美國中產階級白人的實際收入相對1970年代下降了28%。到2012年,美國最富有的0.1%的家庭所佔有的財富與中下層90%的家庭幾乎相等。

與經濟不平等攜手而來的是自由民主的代表性危機。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由於富人對政策的影響力一路飆升,兩黨對中下層訴求普遍缺乏回應性。2012年,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馬丁·季倫思(Martin Gilens)和西北大學教授本傑明·佩奇(Benjamin I. Page)考察了美國30年間的1779項政策,就富人、利益團體、普通民眾對政府決策的影響程度進行了評估。結果發現,在收入分佈中處於第90個百分值的富人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最大,利益集團也有相當的政治影響力,普通民眾對決策的影響力微乎其微。

特朗普時代的鏡像:亨廷頓與美國政治

美國政治長期脫離最大多數選民訴求的表裡不一終於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引起公憤。從那時起,原本應充當政治溫和派的中產階級一步步民粹化。2008年美國大選,高喊「變革」口號、以中下層代言人自居的奧巴馬以365張總統選舉人票大勝麥凱恩,眾多選民對他寄予厚望。然而,缺乏根基的奧巴馬根本無力改變建制派與資本精英利益互動的困局,在奧巴馬任期內,嚴重的黨爭導致立法機構幾近癱瘓,他不僅無法兌現自己的競選承諾,反而屈從金融資本的意願拯救華爾街。結果,兩極分化在其任期內進一步發展。到了2016年總統大選,長期受害的中下層選民已經對建制派失望至極,美國歷史上出現了罕見的反建制競選。

沃勒斯坦曾將從19世紀延續到20世紀的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運動稱作以反資本主義為目標的「反體系運動」,二者攜手而行的最大功績是使財富再分配成為20世紀中期資本主義世界的最強音。財富再分配將資產階級的部分財富轉移支付給無產階級,歐美迎來了戰後中產階級崛起的「黃金二十年」。20世紀70年代之後,隨著主流意識形態的轉換,多元自由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從左右兩方面終結了管制資本主義時代,全球化、多元化、自由化一方面消解了民族國家的經濟邊界,一方面也終結了民族國家管制資本的職能,人類世界重新進入放任資本主義時代,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的中產階級人數迅速衰減,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結構也開始向19世紀的兩極化回歸。然而,在西方政商學界精英對全球化歡呼,宣布民族國家成為過去式時,他們忘記了代議制民主與資本擴張邏輯潛在的緊張關係。在報紙、電視作為主流媒體的時代,建制派可以通過操控議題控制選舉。隨著互聯網的普及,自媒體逐漸突破主流媒體的限制成為政治精英新的競選工具,在這種條件下,反建制力量就可以突破建制派對選舉政治的議題操控與選民形成直接互動,沉默的大多數在這種轉型中找到了體制外的利益代言人,迅速顯示出自身的重要性。2016年美國大選,桑德斯和特朗普分別從左右兩邊發出了反建制、反全球化的聲音,他們的異軍突起意味著社會主義、民族主義這兩種資本主義「反體系」力量的回歸,也意味著人類進入到新的反資本主義時代。

作為世界體系的資本主義一直存在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兩個敵人,只是這兩者對資本主義的反對具有不同的性質。馬克思曾經非常深刻地揭示出資本的兩大特性:一是它的擴張性,一是它的剝削性。擴張性推動資本主義走向全球,使資本主義具有普世主義的特徵。民族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擴張性,但不必然反對它的剝削性。社會主義則反對資本主義的剝削性,但不必然反對它的普世性。當前蔓延發達國家的、被建制派稱為「民粹主義」的反全球化運動實質是一場反資本主義運動。對應資本的兩種特性,反全球化運動有兩種不同的視角:一種是民族國家視角,一種是階級政治視角。前者的支持者是民族國家內部的保守派,具有強烈的種族主義特徵。這一路徑不過問資本的剝削性和由此導致的勞資矛盾,只是將勞資矛盾轉化成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種族矛盾。他們所進行的財富再分配不觸動資產階級的利益,只是無產階級內部的財富再分配。這種解決問題的路徑必然要訴諸一個強大的「他者」,對外將某個國家、對內將某些族群作為資產階級的替罪羊,亨廷頓和特朗普共享的內政外交思想就代表著這條路徑。后一路徑是社會主義者的反全球化路徑。社會主義者都意識到勞資矛盾是資本全球化時代的主要矛盾,但具體到社會主義內部也分為兩個派別:一派是民主社會主義者,桑德斯就是這一派別的代表。在19世紀末第一波全球化進行時,民主社會主義就試圖在民族國家內部進行勞資之間的財富再分配,然而,這一派別由於排除了無產階級運動的國際性,一定程度上助長了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的轉變。另一派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國際社會主義者,這一派別將社會主義看作對資本主義普世性的批判性繼承,主張只有無產階級的國際聯合才能在世界範圍內消滅資本主義,實現自由人的聯合體。不幸的是,馬克思主義在冷戰過程中被文化左翼和反共右翼聯合解構,它在發達國家的復興任重道遠。

由於馬克思主義在發達國家的不在場,我們今天看到的發達國家的反全球化運動基本都具有種族民族主義的特點。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更是使種族民族主義在當今最具實力的國家——美國——獲得了主導地位,並使世界政治迅速呈現出亨廷頓所謂「文明衝突」的表徵。然而,種族民族主義看似強勁,實則規避了資本主義的根本問題——財富在少數人手中的聚集。這意味著,種族民族主義不僅不能解決階級衝突,反而在階級衝突之外又附加了文明衝突,它的實質仍然是對無產階級利益共同體的解構,代表著身份政治的延續。只不過,在種族民族主義的主導下,過去一直被建制派忽視的全球化的最大受損者——白人中下階層——在美國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這意味著,這個階層的前景與種族民族主義的前景息息相關;這個階層的主體意識,也影響著美國和世界政治的未來。

美國白人中下層是一個非常獨特的階層,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這個階層身份意識的爆發瓦解了民主黨的新政聯盟,動搖了自由主義的理想國,同時也宣告了福山「歷史終結論」的終結。眾所周知,福山在《歷史的終結和最後的人》中正是用「承認政治」解構了「階級政治」,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都將人假定為經濟人,執著於滿足人的物質訴求,但人本質上是一種身份動物,他需要承認來滿足自己的尊嚴感,只有自由民主政體徹底滿足了人對承認的需求,為承認訴求的普世化開闢了永恆的制度空間。然而,美國白人中下階層卻用自己的行動證明,無論在什麼制度條件下,只要有身份政治存在,承認政治就不可能獲得普世主義的發展,因為身份的特殊性存在正是以承認普遍化的缺失為前提的。身份政治發展的結果要麼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崩潰,要麼是自由民主制度存在下共同體的崩潰。

「歷史終結論」的終結源於福山對歷史的深刻誤解。他認為冷戰交鋒中自由民主的勝利是承認政治戰勝階級政治的結果。但事實正好相反,20世紀中後期自由民主的勝利是暫時性的,並且恰恰是階級政治戰勝身份政治的結果。自由主義的進步性就在於它用普遍的平等權利宣布了身份政治的終結,當人與人之間身份變得平等,他們之間的衝突才轉換為單純的以財產占有權為基礎的利益衝突。20世紀的政治是利益政治。正因為利益政治的可調和性,資本主義國家才沒有像馬克思所預言的那樣在階級鬥爭中崩潰。然而,資本主義的擁躉們無視這一點,他們只看到無產階級聯合對他們財產權的威脅,他們用身份政治去置換階級政治,以達到拆解無產階級聯盟的效果。但他們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問題,戰後20年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正是有賴於勞資之間的力量平衡,一旦勞工聯盟被破解,資本主義世界就會迅速向19世紀回歸。

特朗普時代的鏡像:亨廷頓與美國政治

今天的美國,不是共產主義,而是放任資本主義製造的普遍不平等動搖了自由民主的合法性。像德里達評論20世紀的社會主義一樣,今天資本主義所受的也是一種「內傷」,因為它無法為自己的失敗找到一個合理的對立面。然而,無論是亨廷頓還是特朗普,他們為資本主義病症開出的藥方卻是迴避自身問題。在亨廷頓看來,造成美國社會斷裂的罪魁禍首不是資本主義,而是經濟全球化和服務於經濟全球化的自由多元主義意識形態,二者攜手製造了超國家主義者。他將超國家主義者分為經濟上的超國家主義和道德上的超國家主義。經濟上的超國家主義者主要來源於資產階級,他們是經濟全球化作用下精英人士非國籍化的產物,主要是在跨國公司、國際組織、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工作的人。道德上的超國家主義者主要是一些知識分子,他們相信普世價值,譴責國家觀念和愛國主義是邪惡勢力,認為國際的法律、制度和規範在道德上優越於國家的法律、制度和規範,愛人類之心應高於愛國之心。這些超國家主義者掌握著經濟、政治、文化資源,鼓勵資本、勞動力跨國流動,鼓勵超國家和次國家身份,並「放棄對自己國家和同胞承擔的義務,吹噓他們對全人類的認同」。可悲的是,儘管對超國家主義者深惡痛絕,但亨廷頓其實對逆轉經濟超國家主義和道德超國家主義都沒有信心,前者代表資本在全球範圍內的集團利益,是資本擴張特性的本質表現,後者事實上是他試圖捍衛的美國信條的邏輯延伸,一個自由的美國必然是一個普世的美國。於是,一個拒絕觸動既得利益、既定製度的情境保守主義者唯一的出路就是將內部矛盾對外轉移為民族矛盾和族群矛盾。與亨廷頓心靈相通的特朗普完全繼承了亨廷頓的遺志。他用身份政治去醫治身份政治的弊病,用「文明的衝突」取代「階級的衝突」,他高舉白人種族主義的大旗去平復白人中下階層的不滿,試圖將資本主義競爭必然製造的輸家從白人世界引致他方。

可以預見的是,「種族民族主義」的勝利只是暫時的。越來越多的政治研究者意識到,「種族民族主義」不僅不能解決美國的問題,反而會徹底破壞冷戰時期美國親手締造的自由主義霸權秩序,耗盡美國的「軟實力」。「文明的衝突」也不會只是禍水旁引,「如果這些自由民主制國家不能回歸於對人類尊嚴的更普遍的理解,它們將會使自己——以及整個世界——陷入無盡衝突的厄運」。在這些研究者中,福山對自己「歷史終結論」的反思最發人深省,他將曾經被自己拋棄的「階級政治」重新納入到「承認政治」中。他評論說:「對喪失尊嚴或被忽視的憤恨往往植根於經濟問題,但有關身份的爭鬥往往會背離那些真正有幫助的政策。身份政治使建立為再分配鬥爭必需的廣泛聯盟變得更加困難:那些同時屬於地位較高的身份群體的工人階級成員(如美國白人)傾向於反對與身份低於他們的人聯合,反之亦然。共和黨正成為白人政黨,民主黨正成為少數人群政黨。如果這一進程繼續下去,身份將完全取代經濟意識形態,成為美國政治的核心分歧,這個結果對於美國民主將很不健康。」然而,福山們的呼籲能否逆轉「種族民族主義」的方向,這取決於左翼政黨能否深刻反省自身的體制化、精英化問題,實現從「文化左翼」向「經濟左翼」的回歸。如果可能,人們會在「種族民族主義」引發了各種危機和衝突后,見證「階級政治」重新回到美國和世界政治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