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趙
編輯|趙趙
1883年，美國國會激烈辯論中，一位議員突然拋出驚人言論：”我們正在學習一個東方古國淘汰千年的制度！
“此言一出，舉座嘩然。這個讓美國人爭論不休的制度，正是中國的科舉考試。更令人震驚的是，當美國引以為傲地建立文官考試製度時，中國早已用了1300年。
這場跨越千年的”制度時差”，至今仍在影響中美兩國的國運較量。
一場被遺忘的歷史懸念
1883年秋天，美國國會大廈內爭吵聲震天。議員們正在就《彭德爾頓法案》展開激烈辯論——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部文官考試製度法案。
反對派議員憤怒地拍着桌子：”這是對美國政黨分肥制的背叛！憑什麼要讓政府官員通過考試選拔？”
支持派則針鋒相對：”難道我們要繼續任人唯親，讓無能之輩把持朝政嗎？”
就在雙方僵持不下時，一位剛從中國返回的傳教士站了起來，他叫丁韙良，在華生活了60多年，被譽為”中國通”。他的一席話讓整個會場陷入沉默：
“諸位，你們知道嗎？中國人早在1300年前就開始用考試選拔官員了。他們稱之為’科舉’。而我們現在爭論的這套制度，不過是在學習中國人淘汰多年的舊法罷了。”
這句話像一顆炸彈，在美國政界引發軒然大波。堂堂美國，建國才百餘年，竟然要學習一個東方古國”淘汰的制度”？這讓自詡先進的美國人情何以堪？
但更尷尬的事實還在後面。英國早在1855年就已經開始實行文官考試製度，而他們的靈感同樣來自中國科舉。1853年，英國王室任命查理·特羅維廉和斯坦福·諾斯科特兩位爵士負責文官制度改革。他們向國會提交的報告中，主要觀點就是建議學習、實行中國的科舉制度，通過公開、競爭性的考試手段來招聘官員。
法國、德國緊隨其後，都明確承認借鑒了中國經驗。到了19世紀末，幾乎整個歐美世界都在”抄中國作業”。
被遺忘的”第五大發明”
提起中國對世界的貢獻，人們脫口而出的總是”四大發明”。但很少有人知道，還有一個”第五大發明”——科舉制度。這個說法並非中國人自吹自擂，而是西方學者率先提出的。
美國漢學家顧立雅曾斷言：”中國對世界文化的貢獻遠不止造紙和火藥的發明，現代的由中央統一管理的文官制度在更大範圍內構成了我們時代的特徵。可以明確地說，這是中國對世界最大的貢獻。 ”
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福井重雅在1986年中國秦漢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直言不諱：”中國對世界最大的功績，就是科舉制度。這種不依據特定家世和財產，而是依據學問和才能選舉人才的制度，是非常合理的現代化人才選拔制度。”
科舉制度創立於公元605年隋煬帝時期，比美國建國早了1171年。在長達1300年的時間裡，中國通過”公開考試、公平競爭、公正錄取”三大原則，選拔了無數治國人才，打破了世襲制和門閥壟斷，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早的”階層流動通道”。
美國卡特總統任內的人事總署署長艾倫·坎貝爾在1983年應邀來北京講學時坦言：”當我被邀來中國講授文官制度的時候，我感到非常驚訝。因為在我們西方所有的政治學教科書中，都把文官制度的創始者歸於中國。 ”
這段歷史的諷刺之處在於：當歐美各國如獲至寶地建立文官考試製度時，中國的科舉制度卻因內容僵化、脫離實際而飽受詬病。1905年，清政府廢除科舉，結束了這個延續1300年的制度。
但更諷刺的是，科舉被廢除後，中國反而陷入了”用人沒有標準、做官沒有限制”的混亂局面。連當初力主廢除科舉的康有為、梁啟超都開始反思：”科舉非惡制也，所惡乎疇昔之科舉者，徒以其所試不足致用耳。”
孫中山先生更是一針見血：”現在歐美各國的考試製度，差不多都是學英國的。窮流溯源，英國的考試製度原來還是從中國學過去的，所以中國的考試製度就是世界上最古最好的制度。 ”
5000年文明的制度密碼
2024年12月，一篇來自西方智庫的研究報告在國際輿論場引發轟動。報告的核心觀點令人震撼：“美國做超級大國才80年，從1945年開始算也不過如此。但中國做超級大國那是長達幾千年時間，這壓根不是一個層次。”報告中的一段話更是一語中的：”美國那點經驗，在中國面前，壓根一點用都沒有。就好比一個嬰兒，在一個中年人面前耍心機手段一樣，根本不堪一擊。”
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基於歷史事實的冷靜判斷。讓我們把時間線拉開：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建立西周，確立”以人為本”的治國理念，距今已有3000多年。清華大學國學院院長陳來教授指出：”從西周開始，中國古代思想就從以神為本的文化開始轉向以人為本的文化。”這比西方文藝復興早了2500多年。
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國變法，提出”治不聽君，民不從官”的法治原則——官員治理國家不需要聽君主的，老百姓不需要聽官員的，聽誰的？聽法律的。當時秦孝公的兒子犯法，商鞅都能依法查辦。這比1215年英國《大憲章》早了1571年。
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提出的治國智慧更是博大精深：孔子的仁學強調”以人為本、以民為本”；老子的”道法自然”倡導可持續發展；《管子》提出”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
為什麼說中國的歷史經驗構成了當代的制度優勢？這要從三個層面來理解：
第一，政治制度的成熟度。 中國的任人唯賢制度，遠比西方的投票選舉更注重實際治理能力。程頤強調”為政之道，以順民心為本，以厚民生為本”，這些治國理念的核心都是”以百姓之心為心”，與西方資本主導的政治截然不同。
疫情防控期間，14億人同心協力構築生命防線，正是文化認同催生的集體力量。這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讓西方國家望塵莫及。
第二，戰略思維的深度。 古代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大帝憑藉強大軍力一路東征至印度，但卻無法統治控制所有征服的領土。這個歷史教訓說明：侵略和征服靠的是技術創新，但持久統治需要的是治理創新。
中國歷史上有太多這樣的案例。秦始皇統一六國靠軍事力量，但秦朝僅存15年；漢朝通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意識形態統一，延續了400多年；唐朝通過科舉制度選拔人才，創造了貞觀之治、開元盛世。
這種”重治理、輕征服”的戰略思維，讓中國文明能夠綿延5000年而不中斷。相比之下，西方歷史上的羅馬帝國、奧斯曼帝國、大英帝國，都因過度擴張而走向衰落。
第三，文明延續的韌性。 5000年文明從未中斷，漢字的延續性、儒家思想的和而不同理念、傳統藝術瑰寶，共同塑造了強大的民族認同感與文化向心力。
清華大學閻學通教授團隊的研究被國際學界定名為”清華路徑”，其特色就是借鑒中國先秦思想與實踐，為當前中國崛起提供政策建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古代中國思想與現代中國權力》，標誌着國際學界對中國歷史智慧的重視。
千年智慧的現代威力
2024年12月8日，一則消息震動華盛頓：中國四大產業協會呼籲企業審慎採購美國芯片，中國監管機構要求電信運營商2027年前淘汰美國芯片。
美國本以為可以繼續用”芯片卡脖子”逼迫中國就範，沒想到中國的反制來得如此迅速而猛烈。更令美國措手不及的是，中國商務部宣布限制鎵、鍺、銻、石墨等稀有金屬出口。
數據顯示，中國鍺和鎵的產能分別佔全球的60%和98%。這些資源對生產先進微處理器、光纖產品和夜視鏡等軍事通訊設備至關重要，直接影響美國F-35戰機的生產。自2024年10月以來，幾乎沒有任何來自中國的鎵和鍺流入美國市場。
美國諮詢公司Project Blue的聯合創始人傑克·貝德向路透社表示：”（中國的）這一舉措大大加劇了供應鏈的緊張局勢。”
這種”以牙還牙、精準反制”的策略，正是源自中國數千年的博弈智慧。《孫子兵法》講”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三十六計》教人”以退為進、後發制人”。這些古老的智慧在當代中美博弈中煥發出驚人的生命力。
2025年4月，全球化智庫副主任高志凱在接受採訪時的一席話引發廣泛關註：”中國已經存在五千年了，大部分時間沒有美國。如果失去美國市場，我們當然會經歷短期陣痛，但中國文明的韌性足以讓我們度過任何難關。”
這種底氣絕非盲目自信，而是建立在深厚的歷史經驗之上。中國歷史上經歷過無數次外部衝擊：五胡亂華、蒙古西征、滿清入關，每一次都有人認為中華文明要滅亡了，但最終都是中華文明同化了征服者。為什麼？因為文明的力量遠大于軍事的力量，制度的優勢遠勝於一時的強弱。
北京大學王緝思教授指出：”近十年來，美國的國際地位相對於中國確實在下降。美國的軟實力大不如前，其政治衰敗是歷史上少見的。”
對比一下中美兩國近年來的表現：美國國內政治極化、債務上限鬧劇反覆上演、校園槍擊毒品泛濫；而中國疫情防控交出優異答卷、經濟增速仍比美國快4個百分點左右、5G電動車新能源等領域領先全球。
美國對中國科技的打壓從未停止。就在幾年前，美國試圖組建所謂”清潔網絡”聯盟，提出”5G清潔路徑”，要求各國棄用中國華為等設備商。
結果如何？據丹麥電信諮詢公司統計，到2024年第四季度，32個歐洲國家中三分之一的5G站點仍然使用中國網絡設備。預計到2028年，中國5G設備在歐洲的市場份額仍然可以佔到29%到32%。英國媒體報道稱：”華為在歐洲5G領域幾乎沒有受到削弱。 ”
為什麼？因為中國產品的競爭力是實打實的。英偉達首席執行官黃仁勛一針見血：”美國應該通過超越創新贏得勝利，不能想獲勝就把別人拉下馬。我們阻礙別人前進，反而會激勵他們更加偉大。 ”
2024年12月，《彭博商業周刊》刊文指出：大量證據表明，中國不會像一些美國人宣揚的”陷入困境”，而美國，應該放棄”戰勝中國”的想法。
中國的制度優勢體現在哪裡？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中對傳統智慧的活用給出了答案：”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源自中國古代”行穩致遠”的辯證智慧；”底線思維“和”下好先手棋”，體現了《孫子兵法》”先為不可勝”的戰略思想；”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繼承了”天下大同””協和萬邦”的文化精髓。
相比之下，美國的制度劣勢也越來越明顯：資本主導的政治導致政策短視、兩黨惡鬥消耗大量社會資源、霸權思維讓美國在國際上越來越孤立。
前美國總統克林頓在2024年12月接受採訪時坦言：”我推動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決定很複雜。我們當時認為貿易會打開他們的市場、鼓勵改革……”話雖未說完，後悔之意溢於言表。
但克林頓沒有說透的是：即使知道現在的結果，他當時也不得不做出同樣的決定。為什麼？因為美國的資本需要中國市場，美國的企業需要中國製造，美國的老百姓需要中國商品。中國巨大的市場和巨大的利益，美國的資本家絕對無法拒絕。 這就是制度的力量——不是靠強制，而是靠吸引；不是靠霸權，而是靠共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