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賭上一切與中國為敵的立陶宛，如今卻又主動示好、尋求緩和，但換來的並不是中方的熱情，而是一面冰牆。
而當“請求訪華”無果後，立陶宛似乎去意已決，轉過身奔向印度。
那麼把印度當作新靠山，真的能成為對抗中國產業鏈的出路嗎？
立陶宛總統瑙塞達
再無回頭路
2021年，台當局在立陶宛設立了所謂的“代表處”，這一動作直接撞上中國的紅線，導致中立關係迅速降溫。
原本穩步增長的出口聯繫就此被打斷，到2025年，立陶宛對華出口額幾乎腰斬，僅勉強維持在1億美元出頭，相較2020年的3.58億美元已今非昔比。
不僅出口暴跌，立陶宛的轉口生意更是一落千丈，中歐班列不再經過其境內，克萊佩達港口吞吐量驟然減少。
原來通過立陶宛進行裝船運輸的客戶，大量轉往波蘭、拉脫維亞，這讓本就有限的港口業務幾近癱瘓，直接衝擊了立陶宛就業和本地企業生存。
時間推進到2026年初，官方數據顯示，立陶宛因中方反制，已造成超10億歐元的直接經濟損失，這不是一個中小經濟體所能輕易承受的代價。
眼見經濟前景堪憂，立陶宛新總理魯吉尼埃內在施政綱領中，刪除了前任政府關於“中國是外交風險”的定性表述。
2026年2月初，她更是公開承認，立陶宛在涉台問題上“撞向了火車頭”，是一場嚴重錯誤。
除此之外，此前強硬的總統瑙塞達也開始轉向，表達希望“盡快訪華”的願望。
中方反應十分克制，沒有激烈批評，但態度也很清楚，言語不能代替行動，特別在涉台議題上，立陶宛要想重建關係，最直接的就是撤銷所謂的“台灣代表處”。
可截至目前為止，立陶宛沒有採取任何動作，誰都看得出，立陶宛並不打算真改。
而立陶宛之所以認錯不夠真誠，或許是因為，其手中還有一張牌，那就是印度。
立陶宛投向印度
2026年1月底，歐盟與印度簽署了被稱為“萬協之母”的自由貿易協議，25%全球GDP，三分之一的國際貿易份額，被囊括其中。
歐盟高層馮德萊恩和印度總理莫迪紛紛在鏡頭前傳達樂觀情緒，而另一邊的立陶宛，顯然成了“最興奮”的那一個。
在立陶宛看來，如果有了印度這個市場，即便不被中國原諒，似乎問題也不大。
但掀開實際貿易數據，這種興奮顯得有些“唯心主義”。
截至2024年，立陶宛對印整體出口額僅為1.36億美元，其中1億美元為原產商品，其中的大頭也不過是“一船豆子”，主要是豌豆和蠶豆。
想要“以印代華”，立陶宛面臨結構性困境，首先，自身產業基礎過於單薄，它並沒有像德國或法國那樣形成完整的汽車或電子產業鏈，其多數企業長期依附歐盟核心大國，產品以原材料和農產品為主，附加值偏低。
再看對印出口程序，目前多通過歐洲中間商，即便賣出了貨物，也難以獲得高溢價和定價權，沒有自己的品牌和直接銷售網絡，這種“二級分銷商地位”很難在自由貿易中占得一席之地。
印度增加了對歐盟進口配額沒錯，但這更利好法國葡萄酒、德國機械與汽車，而不包括立陶宛這些邊緣國家。
即便印度市場打開了，立陶宛也只能靠德國那邊工廠分點小單，喝湯還得是喝稀湯。
那麼明知如此，為何立陶宛還“執迷不悟”？是不是另有圖謀？
失落後的轉身另有算盤
從地緣政治局勢來看，歐印自貿協議其實不只是貿易協議，更是對美國的某種“不屑回應”。
在特朗普政府四處挑起貿易戰、關稅戰、制裁風時，歐盟與印度一拍即合，想繞過美中兩個超級市場，探索第三條多極路徑。
立陶宛正是在這個風口中發現“生路”，它深知被美國高調支持容易，被默默放棄更快。
此前歐盟替它向世貿組織起訴中國，並承諾1.4億美元的補貼，結果僅落實400萬美元，到2025年，歐盟甚至主動撤回WTO訴訟，留下立陶宛自己承受所有反制代價。
同樣，台當局當時不斷拋出“歐洲矽谷”承諾，要投資25億歐元建芯片廠，到頭來一筆落實資金只有1000萬歐元，而且農產品進口因“質量理由”被拒門外。
這一連串“利好泡影”，立陶宛也看得一清二楚。
轉向印度，是立陶宛試圖自救的新動作，在表面看來，這是尋找市場的正常行為，在骨子裡，這更像是一種消極宣洩。
立陶宛很清楚，在當前中歐合作日益密切格局下，它難以重新獲得中方信任，也沒有資本在短時間內挽回經濟頹勢，不如賭一把新玩家。
當然，這一賭注，也透露出極大不確定性，印度的市場固然龐大，但制度複雜，各邦政策碎片化，不像歐盟那樣一體化運作。
立陶宛原本習慣的是統一規章、標準化管理的環境，到了印度，不但法規不統一，審批程序複雜，還需要適應生僻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和建立品牌投入。
換句話說，即便真的走上這條路，能走多遠？能走多快？又能不能承擔中途失敗的代價？
結語
立陶宛這一步，看似主動出擊，實則被動調整，在無法獲得中國回應、歐美承諾落空、台當局出爾反爾的現實下，轉向印度只是眼下最容易被接受的策略。
但真正的挑戰，不是轉向誰，而是有沒有能力站得住，對中國來說，理性回應、表明底線，才是一貫邏輯，看得清風向的國家，終究不會刻意與中國為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