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已成定局，已經投靠國民黨的張國燾帶著妻兒逃到了台灣。但國民黨當局既沒有給張國燾安排工作，也沒有過問他的生活，後來甚至把他的房子也強行徵收了。 1949年冬天，張國燾只好帶著妻兒來到了香港。
張國燾
張國燾到香港後，積蓄日漸減少，他感到非常焦慮。 1950年韓戰爆發後，國際黃金市場價格逐漸上漲，本來對「炒金」業務一竅不通的張國燾，見許多人靠「炒金」發了財，便也動了心，他將家裡僅有的5000美元作押金，到金融市場乾起了買賣黃金的生意，一開始還真賺了不少。但張國燾很快就將所賺的錢賠光，而且連老本也賠了進去，落了個一貧如洗的結局。
從此以後，張國燾一家只能靠當教師的大兒子張海威不多的薪水勉強度日，每天以粗茶淡飯慰之飢腹，他還要供養二子和三子讀書，其困難可想而知。
當張國燾在生活上處處不如意的時候，新中國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下卻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看著自己窮困潦倒的生活，張國燾萌發了回歸大陸的想法。
張國燾和家人
1953年春的一天，當時正在新華社香港分社負責新聞工作的金堯如接到一個姓陳的人打來的電話。陳先生在香港出版界工作，據說是陳獨秀的兒子，曾與金堯如有幾面之交。陳先生在電話中約金堯如一起喝咖啡，並說有事要跟他談。
陳先生和金堯如見面後，認真地對他說：「張國燾伯伯最近幾次同我談起，說他看到中國共產黨解放了祖國大地，心裡也很振奮。現在他閒居在香港，實在太寂寞，也自感慚愧。他很想回北京去，重新回到黨的領導下，為黨和人民做一點建設工作。
金堯如回答：“張國燾先生願意回歸黨和人民，當然是好的，我可以反映上去，再聽中央的回音。”
陳先生馬上補充說：“張國燾伯伯告訴我，他準備寫一封信給毛澤東主席。”
不久以後，陳先生果然給金堯如送來了一封張國燾寫的信，只見信封上寫“毛澤東主席”，下署“張國燾拜上”。信是開口的，以示轉信人也可啟看。金堯如取出信一看，只見抬頭寫的是「毛澤東主席並劉少奇書記、周恩來總理」。信寫得不長，大意是：在你們和黨中央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立新中國的勝利，我感到極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愧疚。經過這兩三年的思考，我決心回到黨的身邊，在你們的領導下，為黨和人民事業盡我一點綿薄之力，鞠躬盡瘁，以贖前愆。
張國燾和家人
這封信很快就被送給中共中央華南分局並轉中央。兩三個星期後，劉少奇以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名義傳下話來：張國燾願意回來是可以的，中央是歡迎的。但是，他必須先寫一個報告給中央，深刻檢討他在歷史上堅持自己的錯誤路線，反對黨中央、分裂黨中央以致最後背叛黨和人民的嚴重錯誤，提出改過自新的保證，以表示自己的決心。
金堯如馬上向陳先生如實轉告劉少奇的話，陳先生聽後半晌不語，良久以後才說：“那我就回去告訴張伯伯。”
第二天，陳先生打電話給金堯如說：“張伯伯這幾天身體不太好，他說這件事且擱一擱，慢慢再說吧。他要我謝謝你們。”
不久以後，美國中央情報局會透過美國亞洲研究中心找到了貧窮潦倒中的張國燾，向他了解有關中國黨政領導人的情況。
此時張國燾已經脫離共產黨長達15年之久，他所能提供的，只能是15年以前的情況，按普通人的看法，這不會有多大價值。但美國人自有美國人的想法，他們認為可以透過中國黨政領導人的籍貫、性格、愛好、交往，推測出其在黨和政府中的地位、關係，乃至即將奉行的內外政策。張國燾與建國後任領導職務的絕大多數高級幹部都有過接觸，掌握著一般人無法掌握的情況，所以美國人決定利用他。
張國燾當即表示願意和美國人合作，在他看來，出賣情報雖然是不道德的事情，但他已脫離中共多年，與中共已無任何感情上的瓜葛，用不著為其保密。更何況美國人每次來訪，總要付些報酬，雖然不多，但對於正處在經濟窘迫之際的張國燾一家，也是一筆不小的收入。
就這樣，從1953年7月15日開始，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受美國國務院委託和中央情報局指示，先後約20次拜訪張國燾，了解有關中國黨政軍領導人的情況。張國燾總是盡自己所能，如實地予以回答，對於熟悉的人，他抱著知無不言的態度，就自己所知的情況，搜腸刮肚地全部提供給美國人。
晚年的張國燾
張國燾挖空思後所得到的，只是美國人一點小小的施捨，他有時候捫心自問，感到自己形同乞丐，十分可憐。
1958年，中國大陸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運動，在香港的張國燾再次受到鼓舞，又萌發了與中國政府建立聯繫的打算。當年10月，張國燾託人向中共中央表示，願為大陸做點事，並要求中共中央給他以生活補助。
張國燾的這項要求作為內部情況簡報，以《關於張國燾最近情況簡報》的形式呈送給了毛澤東。毛澤東原則上同意給張國燾生活補助，但提出了一個條件：「應勸張國燾割斷他同美國人的關係。如能做到這點，可考慮給以個人生活方面的補助。」最終張國燾沒有接受毛澤東的建議。
毛澤東和張國燾
1961年前後，美國堪薩斯大學派人找到張國燾，希望他能寫寫回憶錄，張國燾欣然應諾。此後張國燾積極投入回憶錄的寫作之中，在花了4年時間後，他終於寫成了《我的回憶》共三冊，約100萬字。
在這4年裡，堪薩斯大學每月僅給張國燾2000港幣作為研究費用，所得到的卻是他用心血寫成的著作的英文版權。直到香港《明報月刊》向張國燾取得回憶錄的中文版權後，他才得到一筆數量可觀的報酬。後來張國燾的夫人楊子烈也投入回憶錄的寫作當中，著成《往事如煙》一書，後來改名為《張國燾夫人回憶錄》。此後的10餘年中，張國燾一家主要靠這兩本書的版權費為生。
1968年，中國大陸的「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並一度波及到了香港，這使張國燾甚為驚慌，為了保險起見，他和楊子烈一起逃到了加拿大。
1979年12月3日，82歲的張國燾凍死於加拿大多倫多的一家養老院。
張國燾夫婦之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