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以色列媒體4月28日報道，以色列國防軍（IDF）總參謀長埃亞爾·扎米爾最近公開斥責高級指揮官，承認軍隊紀律問題已成為“道德污點”，並誓言“重置軍隊”。
扎米爾的這番表態，不是空穴來風，而是源於近期在黎巴嫩南部爆發的洗劫民宅和損毀宗教雕像事件。
筆者認為，這些醜聞並非孤例，究其根源，有兩大原因，一是多線作戰壓力下紀律崩壞；二是指揮失職與問責機制失效。
圖為以色列媒體報道截圖
黎巴嫩南部洗劫只是冰山一角
在以色列對黎巴嫩真主黨持續作戰的背景下，IDF士兵被曝大規模洗劫平民財產。以色列媒體《國土報》報道顯示，士兵從南部黎巴嫩民宅和商店中竊取摩托車、電視、沙發、地毯和油畫等物品，這種行為已成常態，且指揮官知情卻未有效制止。
一名士兵形容規模“瘋狂”，稱物品直接裝載上軍車離開，而非藏匿在基地，顯示公開性和普遍性。
同時，損毀宗教雕像事件進一步暴露文化破壞問題。4月，一名IDF士兵在基督教村莊Debel砸毀耶穌雕像面部，視頻迅速傳播。
該事件被軍方調查定性為“完全偏離IDF命令和價值觀”，涉事士兵被停職並監禁，軍隊還協調當地社區修復雕像。
這些事件並非首次，此前在加沙和敘利亞也有類似洗劫報道，士兵甚至戲稱物品“壓彎了他們的背”。
扎米爾在高級指揮官會議上直指此類“不道德事件”源於長期複雜戰事，但絕非借口，他警告規範侵蝕可能不亞於作戰威脅，並承諾調查洗劫指控。
筆者認為，儘管軍方強調行動針對真主黨而非黎巴嫩平民，但這些事件仍損害了IDF的國際形象。
其實，黎巴嫩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筆者注意到，2026年，以色列軍隊在多戰線暴露系統性問題。
在加沙Sde Teiman拘留中心，五名士兵被控嚴重虐待巴勒斯坦被拘者，包括打斷肋骨、刺穿肺部和直腸撕裂，但軍方首席軍事檢察官於3月撤銷指控，引發爭議。
其他事件包括士兵對CNN記者的不當行為，導致整個預備役營被停職，總參謀長稱其“嚴重失敗”，損害以色列合法性。
士兵投訴專員報告顯示，職業士兵投訴激增40%，涉及指揮官用刀劃傷下屬、用氣槍射擊部下，以及忽視自殺傾向士兵的求助。
這些醜聞多發生在2025-2026年以色列對加沙、黎巴嫩和伊朗的多線行動中，累計超過1.25萬次軍事行動，加劇了內部張力。
外媒關於以色列軍隊洗劫的報道
醜聞頻發源於兩大原因
筆者認為，以色列軍隊醜聞頻發，首先源於持久多線作戰的極端壓力。
自2023年10·7事件以來，IDF在加沙、黎巴嫩和敘利亞等地作戰，士兵暴露於高強度環境中，導致“道德傷害”風險飆升。
心理學家估計，40%-50%的士兵，尤其是預備役，遭遇道德衝突事件，如目睹或參與違背價值觀的行為。
這種疲勞表現為認知失調：士兵在日常訓練中被灌輸“純潔武器”原則，卻在戰場上面對模糊界限的搜查任務，財產和紀念物觸手可及，誘發即時衝動。
作戰節奏進一步放大問題。以色列的地面入侵黎巴嫩南部涉及密集巷戰和房屋清剿，士兵常在無後勤保障下駐紮廢棄民宅，缺乏監督環境滋生機會主義行為。
同時，加沙長期圍困戰導致輪換不足，預備役士兵多為平民身份，家庭負擔重，心理韌性迅速衰減。
一項內部評估顯示，2026年首季自殺嘗試率較上年上升25%，部分源於作戰疲勞疊加道德愧疚。
至於損毀耶穌雕像等事件，則反映出文化隔閡：在多宗教黎巴嫩，士兵的宗教或民族主義情緒在壓力下轉化為破壞衝動，類似於歷史上的佔領軍“發泄行為”。
此外，資源短缺加劇了壓力循環。
補給線拉長時，士兵依賴戰場即興獲取，洗劫從機會行為演變為生存策略。
預備役動員已超歷史峰值，平均服役期延長至18個月，許多人面臨失業和家庭解體風險，這種外部壓力滲透戰場，削弱了軍隊的自律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以軍心理健康服務也跟不上。
IDF雖有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篩查，但一線諮詢師不足，士兵常在無人疏導下反覆回溯10·7恐怖襲擊影像，導致情緒失控。
國際比較顯示，美國軍隊在伊拉克持久戰中也曾出現類似道德衰退，但IDF全民皆兵的模式使問題更具有普遍性，基層軍官多為首次指揮，經驗不足放大風險。
扎米爾承認戰事“漫長複雜”，但強調不能妥協價值觀，否則侵蝕將如作戰威脅般致命。 然而，士兵證詞顯示，指揮官從視而不見到口頭譴責卻無行動，助長了問題。這種壓力不僅限於一線，還波及後勤，形成系統性規範鬆弛。
扎米爾
以色列軍隊醜聞頻發，其次是在於指揮鏈失效。
《國土報》援引士兵稱，營級和旅級指揮官“全知情”，卻未設防盜關卡或懲罰肇事者。 扎米爾公開斥責指揮官責任，稱紀律維護首要落在他們肩上。
士兵投訴報告佐證此點：指揮官利用司機跑私活，甚至對自殺士兵冷漠回應，導致刑事調查。
更深層問題是問責機制的結構性缺陷：IDF軍事司法系統依賴內部調查，外部監督薄弱。
歷史模式反覆印證此失效。
在2014年加沙衝突，指揮官對性侵指控僅口頭批評，未升級懲戒；2025年伊朗邊境行動中，類似財產濫用報告被歸為“個案”。
扎米爾警告，指揮失職已成“紅旗”，人力危機加劇：預備役動員率降至70%，超期服役引發怨恨，指揮官優先作戰任務而非紀律巡查。
指揮失職還體現為培訓缺失。新兵入營後，紀律教育多為形式化講座，實戰中難以轉化。2026年，IDF報告顯示，40%的違規源於“即時決策失誤”，指揮官未強化“紅線”演練。
士兵反饋，營長常說“先打贏，再談規矩”。可一旦出事，問責鏈存在上移的困難。例如，總參謀長雖可撤職營級軍官，但旅級以上需政治批准，實際操作中多停於警告。
雖然針對以軍的改革呼聲高漲，但執行障礙重重。
扎米爾推動“紀律重置”包括實時報告機制和AI監控社交媒體，卻遭基層抵觸，指其增加行政負擔。
為根治醜聞，IDF需強化指揮培訓和即時懲罰機制，包括強制道德模擬和第三方監督。扎米爾強調調查所有指控，並禁止社交媒體濫用，這或能重建規範。 然而，心理支持不足放大道德傷害，有48%的以色列人感領導背叛，加劇士兵疏離。
長期看，若不平衡作戰需求與價值觀，IDF的“最道德軍隊”神話將崩塌。 扎米爾的“重置”宣言標誌轉折，但只有將紀律置於作戰等同位置，以色列軍隊才能避免更多醜聞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