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被打到極重度耳聾，家長把「終止調查」告上了法院

2023年9月6日下午4時許，廣東一間小學的體育課上，一名學生因為做小動作，挨了體育老師一記耳光。這一巴掌之後，孩子的左耳被診斷為極重度耳聾。家長報警，警方一度終止調查，說法是此案屬教育行政部門管轄；家長於是把公安局告上法院。兩年過去，一審、二審法院先後撤銷警方的終止調查決定，責令重新處理。這個結果近日經海報新聞等媒體報導，兩年前那節體育課，重新被翻出來討論。

事發：一節體育課，一張診斷書

依公開報導引述的司法判例，案件經過可以用三行寫完：

• 2023年9月6日下午4時許，廣東省某小學體育課，學生因做小動作遭體育教師掌摑。（來源：公開報導，海報新聞）
• 學生其後確診左耳極重度耳聾。（來源：同前）
• 家長報警，案件進入公安機關程序。

在聽力損失的分級裡，極重度是最重的一級。課堂上一個管教動作，最後落在這四個字上，中間的落差沒有人預料得到。也正是這個落差，讓案件從校內糾紛一路走成司法判例。

轉折：「屬教育行政部門管轄」

家長報警之後，警方的處理停在了終止調查這一步。據海報新聞報導，警方的說法是，此案「屬教育行政部門管轄」：老師在課堂上動手，歸教育部門與學校處理，公安的調查不往下走。

這個定性之所以關鍵，在於它決定案件被撥到哪條軌道。若按治安案件處理，毆打他人可依《治安管理處罰法》追究，警方有傳喚、罰款、拘留等手段；若按教育內部事務處理，案件回到教育系統內部，常見結果是師德考核、行政處分、調離崗位。兩條軌道通向的答案不同：一條有法律上的說法，一條只有內部程序的處理紀錄。家長堅持要的，是前面那一條。

訴訟：家長把公安局告上法院

對這份決定不服，家長提起行政訴訟。行政訴訟審查的對象很特定：公安機關作出的終止調查決定，在程序與定性上是否站得住。法院不直接審老師的責任，審的是公安把案件推出門外的這一步有沒有依據。

一審與二審的結果一致，撤銷警方的終止調查決定，責令重新處理（來源：公開報導引述司法判決）。也就是說，教育內部事務這個結論，在司法這一關沒有站穩。至於那一巴掌最終如何定性、當事教師與校方要負什麼責任，得等警方重啟程序之後，才會有下一個答案。

往回看：戒尺收進抽屜，界線寫進法條

師長能不能對學生動手，這個問題在華語教育史裡換過好幾輪答案。

私塾年代，戒尺是先生案頭的配備。《三字經》裡「教不嚴，師之惰」一句，把嚴格管教寫成老師的本分。魯迅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裡回憶私塾先生壽鏡吾：「他有一條戒尺，但是不常用。」工具放在那裡，用不用、用多重，憑的是老師自己的分寸。

明文的界線是近年才畫出來的。2021年3月1日，教育部發布的《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試行）》施行，首次以部門規章形式寫明教師的懲戒權，同一份文件也劃了禁區：以擊打、刺扎等方式直接造成身體痛苦的體罰，明文禁止（來源：官方公告）。《未成年人保護法》與《教師法》對體罰學生同樣設有禁令。規則起草討論期間，「把戒尺還給老師」的說法一度流行，一方嫌老師不敢管，另一方擔心替體罰開了後門，最後成文的是折衷版本：懲戒有權，動手有禁。

回到2023年那節體育課，規則其實早就在那裡。真正的分歧出在事發之後：傷害已經發生，該由誰認定、走哪條軌道。

岔路口不只出現過一次

海報新聞記者梳理指出，近年教師以「維護教學管理秩序」為由懲戒學生、造成學生受傷的情況偶有發生（來源：公開報導）。這類爭議常常停在同一個岔路口：校方與教育部門傾向視為內部管理問題，家長要求進入法律程序。

教育內部事務的說法在類似討論裡反覆出現。它有合理的成分，課堂管理確實存在專業判斷的空間；它也有被質疑的時候，當後果是極重度耳聾這個等級的傷害，內部程序的分量明顯對不上。兩級法院這次的判決，把界線往外描了一圈：懲戒的尺度歸規則管，已發生的傷害，要交給法律程序認定。

案卷重開之後

依判決，警方須重新處理此案，後續是否立案、如何定性、對當事教師與校方作何處置，仍待官方進一步說明。可以確定的是，這個家庭從2023年9月走到現在，每一步都是家長自己推著走：報警，收到終止調查的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等來兩份判決。

這幾年，家長在教育流程裡被推上第一線已是常態，連孩子的圍棋升段路都先考過家長一關，更別說半夜客廳裡替手抄報接棒的蠟筆。在這起案件裡，家長被推到的位置再往前一步：替孩子把「教育內部事務」六個字搬進法庭，用兩場訴訟換一次程序上的重開。

魯迅筆下那條戒尺「不常用」，分寸握在老師手裡。兩級法院這次劃下的，是握在手外的分寸。下一記落在課堂上的耳光，會在第一時間被當成教育問題還是法律問題來處理，可能要等下一個案件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