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欽解讀諾貝爾經濟學獎關鍵詞:經濟學研究的「可信度」革命


2021諾貝爾經濟學獎

北京時間10月11日17時59分許,202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揭曉,3位美國經濟學家大衛·卡德(David Card)、約書亞·安格里斯特(Joshua D.Angrist) 、吉多·因本斯(Guido W.Imbens)共同獲得這一獎項。

卡德獲獎,是因為他對勞動經濟學的實證貢獻,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獲獎是因為他們對因果關係分析的方法論的貢獻。

瑞典皇家科學院將三人的貢獻稱為「實證研究的革命」:使用自然實驗來回答關於因果關係的重要問題。他們的貢獻互相補充、相互強化:約書亞·安格里斯特和吉多·因本斯關於自然實驗的方法論,與卡德將這種方法應用於重要問題,都為其他研究人員開闢了道路。他們工作徹底改變了社會科學的實證研究,並且顯著提高了整個研究團體回答對我們所有人都很重要的問題的能力。

經濟學的「可信度」革命

對公眾來說,本屆獲獎的三位經濟學家或許都為「陌生面孔」,但在經濟學研究領域,這三位經濟學家卻是「老熟人」,因為他們的研究成果是大多數經濟學研究者幾乎每天都要面對的內容。 「今年的諾獎得主和他們的合作者們開啟了經濟學研究的『可信度』革命。」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永欽在接受上觀新聞採訪時解釋到。上個世紀90年代之前是偏理論的,而包括經濟學在內幾乎所有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理論都需要檢驗,自然科學可以在實驗室裡做實驗,但經濟學比較複雜。因為在經濟學的世界裡是人有自由選擇,同時可能還有公平性的考慮,不可能把人放到實驗室裡做實驗。直到上個世紀90年代掀起的這場可信度革命,代表人物就是大衛·卡德、約書亞·安格里斯特等,另外一個代表人物是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艾倫·克魯格,但是很遺憾他2020年過早地離世,否則今年的諾獎也會有他的一份。

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在實證研究和製定政策方面大家最為關心的是因果關係,然而,由於社會科學很難像自然科學通過實驗室數據來驗證理論和評估政策,之前的經濟學實證研究長期不能很好地解決因果關係識別問題。上世紀90年代開始,大衛·卡德、喬舒亞·安格里斯特和吉多·因本斯開始發表有關工具變量法、雙重差分方法、斷點回歸法等自然實驗的方法,利用觀察性數據,也可以研究因果關係,因此也讓經濟學研究的「可信度」大大提高,並且已經在政策方面產生了更直接和深遠的影響。

王永欽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舉例稱,中國就有很多這樣自然實驗——如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對不同地區、不同企業會有不同的影響。這使得經濟學家可以進行類似做實驗一樣,區分出實驗組和對照組,來解決長期困擾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因果關係識別問題;這種自然實驗可以來自於政策改變、規則改變等。卡德跟克魯格一起做的關於美國最低工資的研究在經濟學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過去經濟學家一般認為,最低工資提高之後,企業就會減少僱傭工人,因為企業用工成本提高了。在過去經濟學家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不需要研究。後來卡德和克魯格通過對麥當勞連鎖店的研究發現,在提高了最低薪資後,僱傭人數並沒有下降。王永欽表示,這個研究在經濟學界引發了一場實證的革命,他們的方法如今已經被普遍採用,他們解決因果關係的方法,使得經濟學研究會變得更有政策意義。簡而言之,他們的方法揭示了經濟學能夠像自然科學一樣回答因果關係,而且整個真實的世界就是經濟學的實驗室。

對政策研究有廣泛的借鑑意義

王永欽認為,因果識別研究的重要性在於,一方面體現了經濟學的科學性,另一方面體現在對經濟政策巨大的貢獻,政策評估都可以利用這樣的方法(包括中國的很多重要政策的討論)。通過這些巧妙的方法,經濟研究和社會科學的研究變成了因果關係的研究,這是實證方法論的革命。從經濟研究的角度而言,此次三位得主的革命性最重要的是體現在他們的研究方法上。雖然卡德做的是勞動經濟學的研究,但這種方法可以應用到很多領域,包括政治學等社會科學的研究;另外兩位諾獎得主則主要在方法論方面做了突出的貢獻。

經濟學諾獎得主「年輕化」

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往往也是寫書的好手,今年也不例外。

三位獲獎者之一——喬舒亞·安格里斯特曾寫過一本名叫《基本無害的計量經濟學》的教科書,被業內人士推崇。 「這本書我最早推薦給了格致出版社。」王永欽回憶。

2009年,王永欽在美國耶魯大學做訪問學者,第一次讀到《基本無害的計量經濟學》,「當時看到覺得特別神奇,既寫得通俗易懂,又將因果關係的相關方法總結得非常清楚,語言也幽默詼諧,真的太好了。」獨樂樂不如眾樂樂,於是,王永欽就立馬把這本「驚艷」到自己的書推薦給了格致出版社,期待它惠及更多中國經濟學研究者和學生。

其中,大衛·卡德和合作者通過實證研究方法研究最低工資問題得出的結論曾「顛覆人們的想像」。 「以前,人們普遍以為提高最低工資會導致失業。但大衛·卡德和合作者卻用巧妙的因果關係研究設計(自然實驗)和實證研究告訴我們,提高最低工資在一定的情況下還會增加就業,最低工資對於就業的影響依賴於具體的製度細節。」王永欽介紹。

此外,今年三位經濟學諾獎得主相對「年輕」,經濟學諾獎「年輕化」趨勢引起關注。王永欽分析,一是因為經濟學研究越來越偏實證,二是由於今年諾獎得主引發的這場可信度革命,諾貝爾經濟學獎似乎更偏向於獎勵更有政策影響力的研究。

來源| 上觀新聞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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