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謠言治理之路：從信息凈化到信任重構2015-2025｜騰訊新聞較真十周年謠言治理白皮書

在信息高速流動的時代，謠言傳播的速度和影響力前所未有。內容創作門檻的下降、終端設備的普及以及新興技術推動下的生態變革，使得不實信息的生產、傳播更具迷惑性，也更難被傳統的闢謠方式快速識別與處置。在此背景下，穩定、系統、專業的事實查證能力，已成為維護健康信息生態健康、提升社會認知韌性、保護用戶信息消費權益的重要基礎設施。

作為國內最早投入事實查證和謠言治理的互聯網平台之一，騰訊新聞較真平台自2015年11月成立以來，以打造專業闢謠與事實查證體系為目標，始終堅持“生態+技術+產品”三位一體的系統化治理思路，持續探索數字時代謠言治理的前沿路徑，形成覆蓋事實查證、闢謠科普、系統工具、算法模型和社會協同的綜合性謠言治理識別和治理能力。

在內容端，較真平台持續輸出高質量、可驗證、具社會影響力的事實查證文章，每年闢謠與科普內容的觸達量達億級人次，並引入超過1200個專家和機構生態合作方，為闢謠內容提供專業判斷和堅實支撐。在產品端，圍繞用戶需求和場景創新，形成了涵蓋新媒體賬號、闢謠數據庫、h5工具、小程序以及新一代智能體的完整產品矩陣，使闢謠服務在更多場景中“看得見、用得上、信得過”。在技術端，深度探索謠言治理技術的迭代升級，推進從謠言識別算法模型，到大模型能力應用的較真ai應用落地，實現謠言識別、風險監測與傳播阻擊效率的全面提升。

本報告旨在回顧並分析過去十年間中國網絡謠言生態的演變、傳播規律、公眾認知變化以及謠言治理體系的迭代升級路徑，並結合騰訊新聞較真平台十年來的謠言治理實踐經驗，探討在信息爆炸和ai賦能的時代背景下，如何從傳統的“事後闢謠”向“主動免疫”轉型，提升社會整體對不實信息的抵禦能力，增強公共認知系統的韌性，並有效重建公眾對專業信息源的信任。

方法論與數據來源

本報告基於定量統計、趨勢對比、問卷調研和案例研究等方法展開分析。

1.定量統計與趨勢對比：通過騰訊新聞較真平台謠言庫、謠言榜單收集的數據，系統分析了2015年至2025年十年間，謠言總量、類型分布、熱點領域和傳播模式的階段性變遷趨勢。

2.案例佐證：結合不同階段、不同類型的典型謠言實例，對定量統計與趨勢分析結果進行具象化說明，呈現謠言形態演變與傳播特徵。

3.問卷調研：引用了騰訊新聞較真平台聯合騰訊研究院於2025年發布的問卷調研數據（n=1181），用以量化分析公眾的謠言辨識能力、信息應對模式（如“主動查證”群體佔比）和心理特質驅動（如認知閉合需求、真相冷漠等）。

4.模型評估：引入了“闢謠社會價值評估模型”，通過輿情大數據，定量評估闢謠工作在“傳真相”、“斷謠言”、“穩民心”和“強治理”等方面的量化效果。

十大核心發現

本報告提煉出以下十大核心發現，用以揭示十年闢謠之路的關鍵變遷和未來方向：

1.十年謠言生態三段式演進：十年謠言生態歷經三個階段——第一階段（2015-2019）健康、食品安全等偽科學謠言主導；第二階段（2020-2022）圍繞宏大敘事、國家政策和公共衛生展開；第三階段（2023-2025）無限擬真。

2.傳播形態的“渠道革命”：謠言傳播經歷了從“長文本與弱關係鏈”（門戶、微博）、到“圖文與強關係鏈”（社交圈層、信息流平台），再到“音視頻與算法裂變”（短視頻平台），直至“智能化與跨模態原生造假”（aigc）的深刻轉變。

3.ai謠言的“概率真相”挑戰：ai技術極大地降低了虛假信息的生產門檻，實現了低成本、規模化、高仿真的生產，使謠言進入了“概率真相”時期。挑戰從判斷“內容真假”升級為“內容來源可信度”和“技術手段鑒偽”的系統性難題。

4.公眾認知與信任的瓦解：在ai時代，高度擬真的內容打破了公眾“眼見為實”的傳統認知邊界，加劇了公眾對“真相”本身的焦慮和麻木，可能導致“後真相”傾向的蔓延。

5.公眾的認知惰性與情緒驅動：調研顯示，93%的受訪者屬於認知閉合高需求群體，傾向於尋求明確答案。同時，公眾普遍存在認知惰性，容易被ai謠言的場景化、細節化、情感化框架驅動，傾向於根據情緒而非理性核實來判斷真假。

6.健康類謠言辨識力最薄弱：在所有謠言類型中，公眾對健康類謠言的判別能力表現最弱，有55.63%的受訪者得分偏低，這主要歸因於健康謠言常以專業術語和偽科學邏輯偽裝，迷惑性強。

7.闢謠技術的三階段躍遷：闢謠手段經歷了從1.0“人工核驗”、到2.0“算法識別應用與工具賦能”，再到3.0“ai驅動的實時識別與閉環治理”的技術躍遷。ai驅動的智能查證工具（如較真ai）能將查證效率提升90%。

8.治理生態的協同化轉型：治理模式已從早期的各平台獨立探索，發展成為由官方權威機構統籌（如中國互聯網聯合闢謠平台2018年上線）、平台承擔主體責任、公眾積极參与的多元協同治理生態。

9.闢謠的量化效能與社會價值：闢謠工作的成效已得到量化評估。在疫情期間，相關闢謠內容使社會恐慌情緒降低了 36.5%，有效對沖阻斷謠言傳播達54.5%，輿論對於闢謠治理行為的整體認可度達到了69.3%。

10.“預闢謠”策略的高效性：政策類謠言因高關聯公眾切身利益且可證偽，尤其適合“預闢謠”。數據顯示，公眾已對政策類謠言養成尋求官方渠道核實的習慣（如92%的受訪者不相信政策類詐騙傳聞），體現出較高的免疫力。

本章以十年為鏡，照見網絡謠言生態的變與不變。近十年來，謠言形態已從考驗理性的圖文形式，升級為欺騙感官和情感的多模態形式，驅動力也由情緒化的散播轉向由商業目的和盈利導向。

2.1 十年謠言分期與時代烙印

過去十年間，網絡謠言的表現形態、傳播媒介與社會影響經歷了顯著的階段性演變。這些變化不僅反映了信息技術的迭代升級，更折射出社會發展的脈絡、公眾關注的焦點，以及重大事件的時代印記。本節將2015-2025這十年間的謠言生態劃分為三個階段，並展開系統分析。

2.1.1 第一階段（2015-2019）：常識啟蒙與生活謠言的高發時期

2015年至2019年，伴隨移動互聯網的全面普及和社交媒體的快速興起，謠言處於“常識啟蒙與生活焦慮”密集期。

這一階段的謠言產生在基於公眾信息爆炸但公眾科學素養尚未完全跟上的背景下，具有明顯的“小切口、高頻次、強關聯”的特點，主要圍繞個體切身利益，涉及食品安全、健康養生的謠言佔據主導地位。期間，社會關注點集中於物質生活水平提升後的質量與安全問題，對食品工業、化學添加劑等產生普遍性不信任，為偽科學和養生謠言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謠言主要通過圖文、長輩群分享的“震驚體”文章傳播，傳播速度快但溯源相對容易。闢謠工作更多聚焦於普及基礎的食品科學、生物學、化學和醫學常識，是一場在信息領域進行基礎科學普及的“啟蒙運動”。

2.1.2第二階段（2020-2022）：重大公共事件與社會焦點的視頻化蔓延 

2020年至2022年，全球範圍的重大公共衛生事件徹底改變了信息生態格局，謠言的側重點也從“個人生活”轉向了“宏大敘事”與“社會公共議題”。這一時期的謠言圍繞重大公共事件展開，與國家政策、公眾健康和國際關係等形成了緊密的捆綁。

內容上，醫療健康、疾病預防、藥物有效性等成為謠言的爆發點，對公眾的生命安全和心理健康造成直接威脅。

形態上，隨着短視頻平台的興起與普及，音視頻和實時影像的結合成為謠言形態的主流。與單純的文字相比，視頻類謠言具有直觀性、感染力強和視覺衝擊力強的特點，因此更具可信度和說服力。這種多媒體碎片化的謠言形態，通常表現為未經核實或惡意剪輯的視頻，搭配捕風捉影的文字，兼具情緒感染力和破壞性。

這一階段謠言的傳播速度和破壞力達到頂峰，本質是對不確定性和焦慮情緒的利用，體現出社會在應對突發、系統性危機時，信息治理面臨著嚴峻挑戰。與此同時，多方協作闢謠機制也進入了高速發展和強化階段。

2.1.3第三階段（2023-2025）：ai融合下的內容多元化與鑒偽挑戰

進入2023年，隨着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成熟與推廣應用，信息環境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技術賦能與內容無限擬真”的全新階段。謠言焦點開始分散化，回歸到經濟、民生、娛樂等多元領域。更重要的是，ai技術開始介入內容生產，提高了虛假信息的鑒別難度。

ai工具使得謠言製造者能夠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批量生成具有煽動性的虛假文章、網絡媒體帖子，造成信息污染。從形式上看，ai不僅能編造“新政策”、“內部通知”，還可以通過換臉、聲音克隆等技術，偽造名人、官員、當事人的音視頻，導致“眼見不一定為實”。 

這一階段的挑戰從“內容真假”的判斷，升級為“內容來源可信度”和“技術手段鑒偽”的系統性難題，標誌着信息生態進入了“概率真相”時期，要求社會必須發展出與ai生成能力相匹配的鑒偽技術和信息素養。未來的闢謠工作將是信息技術、信息生態、公眾素養三重維度的立體戰。

2.2謠言生產與傳播生命周期解析

近十年來，隨着互聯網技術和產品的發展，信息生態發生快速變化，這一過程中，謠言的生產與傳播也隨之經歷了相應演變。我們觀察到，謠言形態已從考驗理性的圖文形式，升級為欺騙感官和情感的多模態形式，驅動力也由情緒化的散播轉為商業目的和盈利導向，生產方式從個體手工化轉向了產業化和規模化。

2.2.1謠言形態與手法的迭代升級

技術的每一次升級，都是謠言形態進化的契機。起初，謠言的主要形式是散點式網帖、社交對話類短消息，這種信息通常結構鬆散，容易加工或添油加醋，初始傳播發生在熟人圈層，一旦轉出圈層就會迅速擴散。很快，進入到信息流產品時代，圖文資訊類虛假信息增多，很多內容試圖通過製造知識壁壘、模仿科普文章來迷惑讀者，圖文形式的謠言要求讀者具有較高的閱讀耐性，傳播範圍和速度雖然相對有限，但一旦命中讀者痛點或者製造出巨大焦慮，就會成為熱點。

進入2020年後，短視頻、直播等多媒體碎片化形式成為謠言傳播的主流，謠言通過視覺和聽覺的衝擊，能夠瞬間吸引觀眾的注意力，謠言傳播速度和影響力都大大增強。這種轉變也引發了受眾在信息處理上的根本性變化，從“先求證再分享”轉向“先感知再共鳴”。

為對抗平台的謠言識別能力，謠言的敘事策略也變得更加專業化和隱蔽。越來越多的“三偽”謠言開始出現，即偽權威、偽邏輯和偽科學。“偽權威”策略通常通過偽裝成專家或權威人物來增加信息的可信度；“偽邏輯”則通過編織虛假的因果關係和推理，使謠言看似合情合理；而“偽科學”則通過假裝科學的方式，增加謠言的權威性與迷惑性，這些策略極大增強了謠言的傳播效果和誤導性。

近年來，aigc技術極大地降低了虛假信息的生產門檻，謠言的製造成本接近零。造謠者可以藉助大型語言模型產品，自動生成大量看似可信但無可靠信源的文本，利用ai製作的深度偽造視頻（deepfake）和音頻，則能夠惟妙惟肖地模仿他人聲音，極易導致公眾誤判。通過對謠言文本及其傳播效果的大數據分析，謠言生產者還能實現定製化生產。

2.2.2謠言生產動機的演化

早期的謠言，其動機多為非理性的社會恐慌、情緒宣洩或信息誤解，許多是由“信以為真”的受害者無意傳播，或是由個體非系統性的惡意驅動。這一時期的謠言生產，主要依賴於個體的情緒或非理性的社會應激。

隨着網絡內容的曝光和流量成為可變現的重要指標，謠言的生成動機經歷了根本性的轉變，逐漸從零散的個體化的情緒宣洩轉向商業目的驅動。在流量為王的時代，大量的營銷號應運而生，作為“流量經濟”的直接參与者，他們通過製造有爭議、煽動性強的內容來獲取大量關注，進而通過廣告、打賞或引導銷售等手段實現盈利。

進入 ai 時代（2023-2025） 後，經濟利益驅動更加突出。在2025年7月發布的《擁抱概率真相——ai時代謠言套路拆解與防禦指南》中¹，對ai 虛假信息傳播動機的分析發現，經濟利益佔比高達 71%，這標誌着虛假信息已形成明顯的產業化趨勢。

例如，2025 年的“華山醫院前院長張明遠客死他鄉”謠言，便清晰地展示了這種工業化、流量變現的生產邏輯。經過官方調查發現，造謠者成立工作室，控制500 余個自媒體賬號，利用 ai 軟件自動生成並改寫不實帖文，通過編造“泰斗院長客死他國”的悲情敘事來消費公眾的民族情緒與同情心，形成“素材採集—ai 改寫—賬號分發”的工業化造謠全鏈條，最終通過吸粉引流實現牟利。

這一演化趨勢提示，隨着技術的普及和商業模式的成熟，謠言生產已從偶發性轉向規模化，其核心驅動力是利潤，這也使得信息治理面臨更嚴峻的挑戰。

2.2.3謠言生命周期解析

謠言的生命周期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初生階段、擴散階段、巔峰階段和衰退階段。許多謠言能夠在短時間內達到巔峰並迅速衰退，但也有些謠言會周期性地反覆出現，不斷經歷生命周期的各個階段。

2.2.4“常青樹”謠言與“曇花一現”謠言

“常青樹”謠言和“曇花一現”謠言分別代表了不同類型的謠言傳播現象。“常青樹”謠言的強大生命力源於其內容的普遍適用性和迷惑性、對情感的高度觸發以及能夠適應社會背景變化的彈性；而“曇花一現”謠言則依賴於突發事件的爆發、快速傳播載體的支持以及短暫的傳播周期。

“常青樹”謠言的生產機制：“常青樹”謠言的核心特徵在於其內容具有極強的普遍適用性和迷惑性。這些謠言通常涉及公眾關心的基礎問題或存在廣泛焦慮的領域，如健康、食品安全、社會秩序等，因此無論在哪個社會環境或時間節點，它都能夠被輕鬆地帶入公眾討論。例如，“某地出現xk5病毒”這一謠言，從2018年到2025年，不定期能死灰復燃，正是擊中了公眾對健康的焦慮，且健康科普內容認知門檻較高，謠言迷惑性強。所以“常青樹”謠言能夠反覆爆發，和它的高度“彈性”密切相關，這類謠言常常能夠穿透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適應人類認知的“盲區”，始終保持一定的生命力。

“曇花一現”謠言的生產機制：“曇花一現”的謠言通常是由社會中的某個突發事件引發的，事件的突發性為謠言提供了傳播的“導火索”。這些事件往往是社會熱點、明星八卦、天災人禍等，事件本身已經足夠引起公眾的高度關注，而謠言則藉此情境迅速放大。例如，2025年1月份西藏日喀則地震中ai合成的“小男孩被埋”現場不實信息，正是利用了人們對天災帶來的安全焦慮。曇花一現謠言的生命周期通常很短，主要原因在於其本身內容的缺乏深度與支撐。一旦謠言的源頭得到澄清或者事件平息，公眾的注意力就會迅速轉移，導致這些謠言失去傳播的動力。

2.3 2016～2025歷年最熱謠言

通過騰訊新聞較真平台謠言數據庫、歷年謠言榜單收集的數據，本報告整理了2016～2025歷年熱度最高的謠言，明細見下方表格：

表2.1 2016~2015歷年熱度最高謠言一覽表

過去十年間在網絡上引起廣泛關注的典型謠言，實際上呈現出一條相對清晰的演變路線。不同階段的謠言在題材、傳播手法和受眾觸發點上差異明顯，由此也能推斷出其背後的動機與技術支撐逐步發生了改變。這些變化與本報告提出的“三段式”演化框架大體吻合。

早期謠言多集中在食品、保健和基礎醫療等日常領域，例如“塑料紫菜”“菠菜豆腐會導致結石”。這類內容之所以傳播迅速，是因為直接觸碰到公眾最脆弱的風險感知點。它們不依賴複雜製作手段，也不需要大規模組織，只要與“生活安全”相關，便能藉助用戶“寧可信其有”的心理弱點迅速擴散。

進入短視頻主導的信息環境後，謠言的表現形式開始出現顯著轉變。以“婆婆送兒媳出嫁”為代表的擺拍劇情大量湧現，敘事衝突被刻意放大，文案配合情緒導向，令視頻在外觀上接近新聞事件。這類內容的製作方向更依賴平台推薦機制，傳播動因也隨之從“警示式恐慌”轉向“情緒驅動的流量變現”。情緒被算法放大後，虛構場景獲得了近似真實事件的擴散能力。

近幾年，aigc的加入使謠言問題更為棘手，造謠者能夠以極低成本製作逼真圖像與文本。2025年的“某超一線男星澳門豪賭輸光10億”事件便展示了這一趨勢，該事件經調查為一名網民使用ai智慧生成功能，輸入社會熱點詞製作，純屬ai偽造。由於造假幾乎無需門檻，而辨識需要專業驗證，謠言的破壞力與闢謠成本之間出現了明顯的不平衡，治理難度進一步上升。

媒介技術迭代重構了謠言的傳播機制，渠道從基於強信任的社交圈層，迅速迭代至以視覺內容和算法分發為核心的短視頻平台。傳播機制的變化，也讓公眾對謠言的心態和行為模式經歷了顯著的變化。

3.1謠言傳播的“渠道革命”：從文本到短視頻與算法裂變

自2015年以來，隨着移動互聯網的飛速發展和媒介技術的變革，網絡謠言的傳播經歷了深刻的“渠道革命”。謠言的傳播渠道從傳統的文本主導平台，迅速迭代至以視覺內容和算法分發為核心的新興媒體，重構了謠言的擴散方式和社會影響。

3.1.1門戶網站與社交媒體初期：文本與弱關係鏈的擴散

在早期，網絡謠言的主要傳播渠道包括網絡論壇、門戶網站以及微博等平台。這些平台的核心特徵在於“弱關係”的捆綁，信息傳播模式具有廣播驅動的特點，即信息源經過某一賬號廣播發送到大量受眾，形成“一對多”的擴散模式。

在傳播形態上，早期的謠言多以文本或圖文結合的形式為主。然而，虛假信息傳播網絡具有獨特的結構特徵，例如具有長穿透直徑傳播模式，信息傳播鏈條會更趨向於增加結構的複雜性而不是擴大廣播形式，常伴隨着多級“一對一”形式的信息傳播。2例如，2017年的一則“中國3女子赴韓整容被限制離境”謠言最初是以營銷號發布的段子形式在微博上迅速傳播的。

3.1.2圈層化與即時性：基於強關係傳播網絡的擴散

社交媒體的興起和持續發展，使得信息傳播環境呈現出圈層化與即時性的特徵。 基於現實人際關係搭起來的網絡中的強關係鏈，變成網絡謠言滋生的理想通道。

強信任：熟人之間形成了相對封閉的圈子和私密性高的傳播環境。信任讓信息像帶了“身份驗證”。在家庭群、同事群、老同學群里，消息往往伴隨人情壓力一起出現。信息一旦被丟進來，它的可信度會自動往上跳，原本來源模糊的內容，在這種熟悉感的加持下像是突然“轉正”了一樣。

高傳播率：基於這種強信任的傳播讓謠言傳播到達率與擴散率的提高。特別是重大公共事件發生時，一些未核實的養生提示或食品安全提醒會因關切心理在親友間流轉，使個體在無意中承擔擴散節點的角色。圈層內部的輿論壓力也會抑制反向表達，使得謹慎判斷空間被壓縮，謠言更容易被默認接受。

糾偏難度高：熟人圈層中的謠言常以“視頻/圖片+文字”的組合形式出現，信息更具衝擊力，加上來自熟人的推送，使受眾產生明顯的現場感，從而提升虛假內容的說服力度。由於這類傳播多發生在半封閉的私密環境中，外部糾偏較難進入，闢謠難度因此提高。 

3.1.3短視頻與算法推薦平台的崛起

短視頻平台的出現，把信息傳播方式推向“短、快、強刺激”的方向。視頻即時新聞往往幾十秒就講完，節奏緊、門檻低，用戶隨手一刷就能看到大量內容。短視頻謠言藉助畫面和聲音，很容易讓人覺得“看見即真實”。2018 年“快遞員快遞被偷雨中暴哭”的謠言，就是依託“文字＋視頻”這種組合方式擴散的。

平台靠算法推薦把內容送到用戶眼前。算法根據每個人的興趣、停留時長、互動習慣不斷篩選信息，效率高，但虛假內容也會因此被推得更快。人被精準分類後，就更容易陷進固定信息圈，久而久之形成“信息繭房”，謠言在其中來回滾動，越滾越牢。監管部門也提出過，要調整流量分配方式，避免簡單把點贊、轉發等數字當成唯一的推薦依據。

短視頻平台另一類集中暴露的問題是擺拍造假。虛構情節、捏造涉民生故事、對官方信息斷章取義，都在整治範圍里。很多造假視頻靠誇張衝突的橋段、套用熱點話題、模糊細節或硬剪輯來吸引注意，再配上煽動情緒的文案，目的就是引流和騙取同情。

3.1.4裂變式、精準化、多元化：aigc帶來的傳播挑戰

 3.2公眾角色與心態變遷

隨着傳播渠道的演變和信息環境的複雜化，在過去大約十年中，公眾對謠言的心態和行為模式經歷了顯著的變化，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3.2.1第一階段（2015-2019）：生活焦慮在前，信息判斷在後

這一時期，隨着移動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全面普及，公眾對謠言的態度和行為主要受到生活焦慮和熟人社交圈的強信任驅動。

謠言內容多圍繞食品安全、養生偏方、疾病恐懼等主題展開，切向個體的基本風險感，情緒反應往往先於理性判斷。對生活質量和健康隱患的擔憂，使公眾在接觸此類信息時更容易產生同調反應。

不少人轉發內容的理由很簡單：不確定，但“轉一下也不虧”。辨別真偽的意識沒特別建立起來。熟人鏈路形成的“天然信任”降低了甄別閾值。朋友圈、家族群、固定的熟人社交圈成為主要傳播場景。其中，中老年群體的傳播動機常帶有明確的利他傾向，在健康議題上尤其明顯，使謠言更容易獲得擴散機會。

3.2.2第二階段（2020-2022）：重大公共事件下的“信息饑渴”與被動求證

新型冠狀病毒出現後，謠言傳播主題和前面幾年完全不同。人們開始緊盯和社會運轉、公共秩序相關的消息。恐慌情緒一上來，再加上早期權威信息更新不夠快，那種“缺信息”的焦躁感在網絡上隨處可見。

這一時期的分享行為明顯更謹慎。很多人不願意貿然轉發，寧願等官方通告。與此同時，對“官方可信”的依賴又提高了。因為缺乏專業判斷能力，人們更容易認準專家的聲音。這也給造謠者提供空間，假借專家名義的偽裝內容開始出現，例如以某位院士的口吻發布所謂“防護建議”，讓外形看上去像真實通知。

謠言常常會把內容改成“本地發生”的樣子。一個地點、一條街道、一個大致時間，一點點局部化處理後，就更容易被接受。疫情傳播的不確定性，讓人們對“附近”相關的消息更願意抱着“萬一是真的呢”的態度。

3.2.3第三階段（2023-2025）：ai偽造帶來“眼見為實”的認知挑戰

 ai 技術在內容生成里的介入，正在讓信息場的整體質地發生偏移。圖像、聲音、敘事這些原本依賴直覺就能判斷的大致邊界，開始變得有些搖晃。許多內容的來源並不清晰，真假判斷也難以在第一時間完成，公眾在接觸信息時需要額外的思考成本，而這種額外的負擔在日常環境里往往不會被明確意識到，只是靜悄悄地削弱了原本穩定的判斷方式。

圖像類內容的問題更突出一些。過去，人們看到照片或視頻，基本會把它當作“事實的延伸”。現在這一點已無法保證。跨模態生成讓圖像與聲音的組合呈現出“過於自然”的效果，直觀經驗和真實性之間的對應關係逐漸斷裂，視覺證據的地位開始下沉。

短視頻的主導地位進一步推動了這種變化。信息經過剪輯，敘述結構被提前搭好，受眾更多處在接收者的位置。核實行為需要時間，而眼前的內容已經足夠完整，足夠易理解，於是查證被推後甚至被擱置。ai 生成的虛假內容往往專門針對這種狀態進行設計，通過情緒密度較高的敘事方式，讓觀者在感受上先一步被捲入。

在這樣的環境下，也並非沒有反向動作。有些用戶開始嘗試重建判斷路徑，不再只看呈現結果，而是回溯來源、對比邏輯、查看是否存在表達上的漏洞。有的人開始使用技術工具輔助驗證，起初只為確認一兩條消息，後來變成一種新的使用習慣。

 3.3應對謠言的人群畫像

騰訊新聞較真平台聯合騰訊研究院2025年發布的一份調研問卷，揭示了當今哪些人群更容易被謠言影響，以及受到哪些謠言的影響。

問卷選取了 1181 名中國網民作為樣本，通過設計 12 道題目用於測試網民的謠言辨識能力，這些題目涵蓋了 政策類、健康類、偽科學類和社會熱點類四種主要的謠言類型。除了辨識能力測試之外，問卷還深入考察了網民在面對不同類型信息時的信息應對模式（例如“主動查證”或“相信並擴散”），並重點分析了認知閉合需求、陰謀論信念和真相冷漠等三種心理特質對網民謠言易感性的驅動作用。

為了量化網民在不同類型謠言上的辨識水平，報告基於 12 道測試題的結果，採用了分層劃分的方式：“高分段”指的是在特定謠言類別中，受訪者每類都答對了兩題及以上；而 “低分段”則指在特定謠言類別中，受訪者每類只答對了一題及以下。 

3.3.1 謠言辨識能力：網民對健康類謠言判別能力最薄弱

在1181名受訪者中，87.56%的人答對了半數以上的題目，整體謠言辨識能力較強。四類謠言中，政策類和社會熱點類的識別最突出，分別有83.83%和84.08%的受訪者處於高分段；偽科學類次之，有66.89%取得較高分；健康類表現最弱，55.63%的受訪者得分偏低，主要由於健康謠言常以專業術語和科普邏輯偽裝，迷惑性較強。

從性別來看，男性在熱點類謠言中表現更穩健，在高分段佔比更高，而女性群體則易出現誤判或信謠傾向。在健康類中，男性在高分段（尤其滿分）中佔比高出女性2.7個百分點，顯示其在健康信息辨識上略勝一籌。偽科學類方面，男性高分略多但零分者也多，女性整體更均衡。政策類謠言的差別不顯著。

在年齡層面，偽科學類和社會熱點類得分差異不顯著，但健康類與政策類存在顯著差異：未成年人健康類得分高、政策類得分低，反映其缺乏社會經驗與政策理解力。

學歷方面，政策類謠言得分與學歷顯著相關，學歷越高，整體辨識力越強。健康、偽科學、社會熱點類則差異不大。學科背景僅對健康類得分存在顯著影響，其餘類別影響有限。

3.2.2 信息應對模式：半數網民會主動查證是否謠言

調研顯示，網民的信息應對模式可以分為四類：近半數（47%）屬於“主動查證”型，是主流群體；“相信但不擴散”佔29%；“不關心”佔15%；“相信並擴散”佔比最小，為9%。

具體到不同信息類型：

健康類信息：呈現“高素養”與“高風險”並存的特點。47%的受訪者會使用ai工具等主動查證，體現了良好的信息素養。但同時，有18%的人會未經核實就主動向身邊人分享，14%的人會直接根據信息採取行動（如補充營養），這兩類人群成為謠言擴散和實踐的重要節點。

社會熱點類信息：超過半數（52%）的網民採取“默默關注並等待官方回應”的謹慎觀望態度，35%會主動搜索驗證。但有6%的網民易受情緒驅動，相信並參與聲討，助長謠言擴散。

政策類信息：大多數（58%）會主動查找官方賬號核實，顯示出對權威信源的依賴。但仍有17%的人會因“偽權威”或“稀缺利益”誘導而直接行動，存在“行動優先、驗證滯後”的風險。

偽科學類信息：近半數（49%）會向專業人士求證，但亦有6%的人會直接相信並轉發至家庭群，使熟人網絡成為謠言傳播的溫床。

3.3.3 心理特質驅動：人群對“認知閉合高需求”是謠言治理的挑戰

報告重點分析了三種心理特質對謠言易感性的影響：

認知閉合是個體的認知特質，簡單來講，就是相比混亂與不確定，更傾向於給問題尋找一個明確答案。高認知閉合側重自上而下綜合既有信息，在生成與檢驗假設過程中採用啟發式思維達找尋答案；低認知閉合偏好自下而上分析新訊息，在推斷與驗證結論期間採取分析式思維驗證答案。⁵

陰謀論通過量表中的問題舉例更容易理解，比如你是否經常有這樣的想法，“世界上有許多非常重要的事情發生，但是公眾對此並不知情”，抑或是“秘密組織可以操控人們的心理，所以人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生活正在被他人控制”等等。

真相冷漠則指個體對事實真相的缺乏興趣、無動於衷或迴避態度，即便信息存在矛盾、模糊或虛假，也不積極追求澄清和驗證。其核心是“對真相的不關心”，區別於誤信，是認知或動機上的退縮。

其中認知閉合包含15道題目，陰謀論包含12道題目，真相冷漠包含18道題目，每個指標均採用李克特五級量表進行測量。調研結論如下： 

相關性分析顯示，認知閉合需求、陰謀論信念和真相冷漠三者之間存在弱正相關關係，共同構成了一種易於接受和傳播謠言的認知心理模式。

本章節將回顧從2015年到2025年，中國網絡謠言治理生態在主體協同和技術應用方面所經歷的重大演進，探討闢謠工作如何，逐步邁向多元主體協同共治的系統化、智能化階段。

4.1闢謠主體的多元化：從各方獨立探索，到多方共同參與的協同治理生態

十年來，網絡謠言治理已經從早期各方獨立探索，發展成為“監管+平台+社會”多方力量共同參與的協同治理生態。這種多元化協作模式對於構建清朗的網絡環境至關重要。

4.1.1早期探索與積累（以騰訊新聞較真平台為例）

2015年11月，騰訊新聞較真平台成立，作為國內致力於專業事實查證的平台，標誌着早期互聯網公司在闢謠領域的專業化探索。在平台發展初期，其核心能力建設主要體現在專家智庫的構建和產品矩陣的初步形成。

專家體系：較真平台致力於打造全網闢謠內容輸出的智庫，通過彙集各領域專業人士進行專業查證。為較真平台提供智力支持的專業人士和機構數量持續增長，到2017年已超過300位，到2018年超過500個，到2019年超過1000個，到2020年超過1200個。

產品矩陣：較真平台也致力於打造闢謠內容和產品矩陣，如較真新媒體賬號、較真h5和闢謠小程序、闢謠榜單、研究報告等等。

4.1.2多主體協同治理生態的構建

隨着網絡謠言治理的需求不斷深化，闢謠生態逐漸演變為“監管+平台+社會”多方力量共同協作參與。

4.2闢謠手段的技術躍遷

在十年間，闢謠手段經歷了從依賴人工查證向大數據輔助、再到人工智能驅動的“技術躍遷”，以應對網絡信息傳播速度快、形式多樣、內容逼真等挑戰。

4.2.1  人工核驗（1.0時代）：早期以專家解讀、圖文闢謠為主

在闢謠事業的早期階段，核心依賴專業的人工查證，主要通過專家資源的專業性和權威性來對抗謠言。

專業事實查證：騰訊新聞較真平台從設立伊始就專註於對信息進行專業事實查證。闢謠內容均需經過嚴格把關。

內容形態：早期闢謠內容主要以專家解讀、圖文形式的闢謠文章為主。例如，針對食品安全、醫療健康等專業性強但缺乏來龍去脈的消息，都有該領域的專業查證人員進行查證。

4.2.2   工具賦能（2.0時代）：多種產品形態呈現，引入算法識別能力

隨着互聯網信息量的爆炸式增長，闢謠工作開始引入技術工具，利用大數據的力量來增強傳播效率和覆蓋範圍。

4.2.3   智能進化（3.0時代）：ai技術驅動的實時識別與閉環治理

隨着人工智能（ai）和深度學習技術的發展，闢謠工作正邁向智能化階段，治理思路正從傳統的“截洪流”轉向“堵水源”。ai技術的廣泛應用，大幅提升了闢謠和謠言治理的效率。

4.3闢謠效能評估：嘗試用量化數據評估不同闢謠策略的效果

為科學衡量闢謠工作對社會產生的積極作用和正向價值，評估不同闢謠策略的效果，研究機構和 平台開始引入量化數據和指標模型。2021年，騰訊新聞較真平台聯合騰訊數字輿情部、高校聯合出品了兩項研究《2020年網絡謠言治理分析報告》和《後疫情時代網絡謠言治理社會價值研究報告》。 研究中構建了“闢謠社會價值評估模型”，做了這方面的嘗試。該模型旨在通過分析傳播大數據，定量評估闢謠工作在多個維度上的積極作用。

4.3.1闢謠社會價值評估模型的構建

該模型由四個核心一級指標構成，用於評估闢謠對“傳真相”（傳播真相）、“斷謠言”（阻斷謠言）、“穩民心”（穩定民情）、“強治理”（加強治理）等方面的效果：

4.3.2量化數據對闢謠效能的驗證

通過對實際案例應用該模型，可以獲得不同闢謠策略的量化效果評估。

對社會恐慌情緒的平復：在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傳播期間，闢謠內容有效地降低了36.5%的社會恐慌情緒。特別是針對疫情擴散類謠言（如“新冠恐怖後遺症”），闢謠後情緒恢復力顯著，負面情緒下降率往往接近5成。

謠言阻斷效果：在疫情期間，闢謠內容有效對沖阻斷謠言傳播達54.5%。部分案例中及時性闢謠對網絡謠言傳播熱度下降率甚至超過90%。對於“反覆出現型”謠言，通過中台機制自動反應，其謠言阻斷力價值表現突出。

公眾態度轉變（對治理行為的認可）：在評估中，“治理響應力”指標包含了網民對闢謠和治理本身的正面評價。總體來看，在疫情期間，輿論對於闢謠治理行為的整體認可度達到了69.3%，這反映了多主體協同治理模式和技術賦能的策略贏得了民眾的信任。

4.3.3闢謠的有效性：以政策類謠言為例

預闢謠（pre-debunking）是一種將治理關口前移的做法：通過主動、及時發布權威信息，減少“證據曖昧”，從源頭壓縮虛假信息的生存空間。政策類謠言因緊貼民眾切身利益、且多涉及可被迅速證偽的事實，天然更易被預闢謠、也更容易讓公眾形成“免疫”。

這既因為公眾在涉及社保、補貼、重要政策調整等高利害議題時，對官方權威的依賴與戒心更強；也因為政策謠言常圍繞具體、可預期的話題展開，具有可預測性與“相似舊案”效應——即便不完全契合現有闢謠，過往經驗也會觸發防備心理。

長期以來，權威機構與平台通過含“反詐”在內的多種機制密集傳遞闢謠信息，持續、結構化地強化了這類“預闢謠”效應。 

騰訊新聞較真平台在2025年和2017年進行的兩次問卷調查中，明確發現了這一點。

例如，針對“掃碼可領‘五險一金補貼’”的政策傳聞，高達92%的受訪者明確表示“不相信”，另有6%的人會選擇通過政府網站核實政策。而針對“醫保個人賬戶將全面取消，有專人上門激活醫保碼”的說法，也有88%的受訪者直接選擇不相信，11%表示會通過權威平台核實信息，僅有1%的受訪者對此表示“半信半疑”，無人相信其真實性。

而2017年時情況則有較大不同，針對“中國將啟用常旅護照，歐韓澳新141國家免簽”這一說法，當時有多達26.3%的受訪者認為“應該是真的，現在中國人出國游的越來越多，肯定很多國家都想出台一些措施來吸引中國人去”，還有4.5%的人明確表示“是真的，在旅遊類的公眾號上看到過。”

數據對比表明，權威機構和互聯網平台長期以來針對政策類謠言的闢謠，產生了一定效果，許多公眾在涉及公共事務的可證偽的事實信息上，已經充分接收了闢謠信息，乃至養成了尋求官方渠道核實信息的習慣（騰訊較真與騰訊研究院2025年問卷顯示，當看到可疑政策信息時，58%的人會主動查找官方賬號核實），從而對政策類謠言具有較高的免疫力。 

在信息爆炸的數字洪流中，資訊的獲取變得空前便利，但這同時也帶來了新的挑戰：社會對真相的共識和信任度正在經受考驗。隨着人工智能應用技術的普及，虛假信息的製造門檻被大幅降低，造謠主體能夠輕鬆利用ai技術批量、持續地生產出高度擬真的內容，包括難以分辨的多模態信息。這種生產模式的轉變，使得闢謠工作從傳統的“應對偶發”轉向“抵禦洪流”。

面對虛假信息在傳播速度上的天然“先發優勢”以及在私域和跨平台渠道中的隱蔽性，傳統的“事後補救”式事實核查已難以跟上節奏，並且容易導致公眾和機構出現“闢謠疲勞”。本章將系統分析當前真相傳播所面臨的五大挑戰，並提出立足於技術創新、信息生態和公眾素養三大維度的應對策略，即構建下一代“主動免疫”闢謠體系，以期提升社會的認知韌性，有效重建對專業信息源的信任。

5.1真相傳播的五大未來挑戰

數字技術的飛速發展，將人類帶入了一個史無前例的信息富足時代。然而，信息的極大豐富並未帶來真相的普遍清晰，反而催生了更為嚴峻的信任危機。當前，我們正面臨五個相互交織的挑戰，它們涉及社會信任、認知韌性與倫理底線，共同阻礙着真相的有效傳播。

5.1.1挑戰一：aigc內容的規模化衝擊

隨着人工智能應用的普及，造謠主體能夠輕鬆利用ai技術生產高度擬真、表達流暢的虛假信息。過去，虛假信息多為個案式創作，依賴人工編撰，缺乏持續產出能力，傳播範圍受限於人力與渠道。而現在，隨着技術的成熟，“指令輸入-內容生成-多平台分發”的操作閉環已經形成，逐漸支持常態化產出。這意味着，闢謠工作的定位已從“應對偶發虛假信息”轉向“抵禦源源不斷的虛假信息洪流”，強度和難度攀升。

從人工“手搓”造假到藉助機器批量造假的跨越，本質上是一場信息防禦力量與攻擊力量之間的博弈。aigc的低成本與高效性降低了內容生產門檻，讓幾乎所有個人與組織都能在無需大量資源投入的前提下，參與內容創作。惡意行為者可以利用這些技術，建立起龐大的、由ai驅動的“內容農場”（content farm），持續、批量地炮製具有特定傾向的敘事。

5.1.2挑戰二：多模態內容的鑒別難關

如果說aigc的規模化挑戰了信息的數量，那麼多模態內容，尤其是深度偽造（deepfake）則挑戰了內容的本質真實性。相較於純文本信息，圖像、音頻、視頻憑藉沉浸式感官體驗，天然具備更強的說服力與傳播穿透力。人類大腦對聽覺和視覺信息的處理存在信任傾向，當內容具有極高逼真度時，認知負擔會使得用戶傾向於迅速接受其真實性。

ai生成的內容質量已達人類創作水平，¹⁰顯著提升了虛假信息的偽裝能力。¹¹隨着生成對抗網絡（gans）和擴散模型（diffusionmodels）的成熟，高質量的deepfake音視頻已能做到“肉眼不可辨別”。在實際應用中，我們已觀察到利用ai技術偽造名人的肖像和聲音進行虛假銷售的案例，精準收割了識別能力較弱的群體。儘管元數據分析、指紋追蹤、隱式水印等闢謠手段在突飛猛進，但這些技術往往滯後於生成技術的迭代，存在一個持續追趕的“技術代差”。¹²

5.1.3挑戰三：事實核查的“時間差”困境

在以秒計的社交媒體傳播生態中，虛假信息具有天然的“先發優勢”。研究指出，虛假信息的傳播速度比真相快六倍，且傳播深度更廣。¹³傳謠與闢謠之間存在“時間差”，真相澄清往往陷入“事後補救”的被動局面。

尤其在重大突發事件的信息真空期，未經核實的謠言往往迅速填補了公眾對確定性的渴望，引發次生災害和社會恐慌。典型的“搶鹽事件”因此頻發，傳言稱食鹽可以防輻射，所以核泄漏、地震等重大災害時常引起全國範圍的“搶鹽潮”，造成社會資源浪費、物價波動，甚至爆發衝突。

官方媒體和闢謠機構需要在短時間內完成信源核實、線索分析、交叉驗證等流程，即使最終闢謠成功，謠言對公眾形成的“第一印象”和情感衝擊也難以完全消除。如何進行高危信息預測性識別、建立跨機構的即時信息共享與預核查機制，儘可能縮小時間窗口是真相傳播面臨的巨大挑戰。

5.1.4挑戰四：跨平台與私域傳播的隱蔽性

虛假信息的蔓延渠道正在“去中心化”，即從開放的“公共廣場”遷移到隱蔽的“私域”。信息的來源不再透明，傳播路徑更加複雜，且被有意定向到特定的用戶群體中，進一步加劇了真相傳播的困境。

信息在跨平台傳播的過程中，可靠性難以驗證。尤其當虛假信息出自未經認證的用戶之手，或者由自動化系統生成時，最初來源更是不易追溯。而且在不同平台上，信息的呈現形式可能會有所改變。而私域傳播往往依賴於相對封閉的社交圈子，用戶之間存在較高的信任度，沒有平台算法的干預，信息流通更加自由。研究指出，健康領域的虛假信息通過私域傳播在特定社區中迅速蔓延，並且難以通過傳統的事實核查方法進行有效阻止，影響了公眾的健康決策。¹⁴實際上，用戶作為第一道防線，能夠有效應對跨平台、社群化、隱蔽性的傳播挑戰。在維護公共安全的同時，用戶隱私也值得關注。

5.1.5挑戰五：用戶認知惰性與闢謠疲勞

在信息爆炸的環境中，人們普遍存在“認知惰性”（cognitive laziness），傾向於接受那些無需耗費認知資源、能提供即時情緒價值或符合其既有世界觀的內容。相較於真相的複雜性和審慎性，謠言往往簡略、煽動、充滿確定性，因此更容易被接受和傳播。

同時，由於虛假信息的傳播速度和規模越來越大，許多組織和個人已經無暇顧及每一條謠言。這種疲勞現象不僅體現在公眾的態度上，也體現在媒體和事實核查機構的工作上，“闢謠疲勞”（debunking fatigue）正在蔓延。當用戶持續被海量的“真相”與“闢謠”信息轟炸時，他們可能產生麻木、懷疑甚至對所有信息源的不信任感，轉而進入一種“我只相信我想相信的”的認知繭房。

真相傳播的未來不僅是技術攻關，更是社會教育和媒體素養的提升。我們需要從“告訴人們什麼是錯的”轉向“教會人們如何思考”，通過更具人文溫度、情感共鳴與通俗表達的闢謠，喚醒公眾的批判性思維，逐步重建對專業信源的信任。

5.2面向未來的應對策略體系

面對日益升級的虛假信息挑戰，亟需構建一套立足於技術創新、信息生態和公眾素養三大維度的應對策略體系，從而實現從“事後闢謠”向“事前預警”的轉變。

5.2.1搭建智能闢謠系統

應對海量信息洪流，效率是核心挑戰。未來的應對體系必須以技術創新和ai賦能為先導，搭建起高效的智能預警系統。該系統應具備對海量信息的實時監測、特徵提取和風險評分能力，利用自然語言處理和傳播路徑分析等技術，自動識別並標記高風險、高傳播性的可疑內容。這將大幅提升初篩效率，使得稀缺的人工核查資源能夠集中到真正需要專業判斷的焦點內容上。

針對deepfake和視聽謠言這類多模態信息的挑戰，技術研發的重點在於構建跨媒體的事實核查屏障。這包括圖像識別、聲紋比對、視頻內容溯源等ai工具的深度應用。例如，可以利用區塊鏈技術追蹤數字內容的原始發布者和修改記錄，引入ai生成內容水印作為鑒別依據。通過降低非文本信息、尤其是多模態內容的鑒別難度，技術創新為“事前預警”提供了速度和廣度的基礎。

5.2.2構建全鏈路信息信任生態

單靠技術無法解決信任問題，應對虛假信息需要構建一個全鏈路、多方參與的信息信任生態。

一方面要提升核查結論的權威性。這要求擴大合作網絡，不僅限於媒體和技術公司，更要涵蓋公共衛生、金融科技、氣候變化、國際關係等專業領域的權威機構和學者。通過聯合發布核查報告、建立共享數據庫等方式，確保闢謠信息具備專業深度和公信力，打破信息繭房。

另一方面可以優化舉報和反饋流程，將公眾轉化為信息生態的第一道防線。建立用戶友好的報告機制，並利用眾包的力量，有效覆蓋私域信息和長尾內容。這些隱蔽的傳播渠道往往是虛假信息滋生的溫床，傳統的監測難以觸達。通過激勵機制和透明的反饋系統，可以將普通用戶從信息的被動接收者，轉變為信息核查網絡的有效延伸。

5.2.3推廣媒介素養教育

技術和生態是治標之策，推廣媒介素養教育是治本之基，意在從根本上提升公眾的“信息免疫力”。

推廣對象需具備針對性。考慮到不同群體的認知特點和信息接觸習慣，教育內容應定製化和趣味化。例如，針對青少年群體，開發短視頻、漫畫或互動遊戲；針對老年群體，設計易於理解、操作簡便的指南。定製化的形式有助於有效克服公眾面對枯燥教育內容時的認知惰性。

教育內容應從澄清事實延伸到方法論普及，即“授人以漁”。教育不應僅告知公眾什麼是謠言，更要教育大眾如何判斷信息真偽，培養批判性思維。通過在教育體系中嵌入信息辨別能力，社會整體對虛假信息的抵抗力才能獲得長久提升。

回望2015—2025的十年，是中國網絡信息生態高速演化的十年，也是虛假信息開始萌芽、擴散並不斷變化的十年。從生活類謠言到公共事件謠言，再到ai驅動、多模態、工業化虛假內容的出現，謠言治理的難度與複雜性前所未有地攀升，也驅動着闢謠體系持續升級、跨界協作不斷深化。

面對這一全新的信息生態治理挑戰，我們不僅看到了闢謠方法、技術和主體的日漸完善和多元，更是深刻感受到了治理體系的成熟與社會認知的進步。在這一過程中，騰訊新聞較真平台，也從最初的人工查證，到構建闢謠產品矩陣，再到引入大模型能力、推動人機協同，不斷持續探索技術向善在信息治理中的實踐路徑。

然而，隨着aigc帶來的無限擬真性，用戶識別虛假內容的難度加大、謠言跨平台傳播的隱蔽性增強，使得闢謠不再只是識別不實信息，更是成為守護社會信任、提升認知韌性與維護公共理性的一項系統性工程。

在真假信息交鋒愈發激烈的背景下，我們唯有持續迭代、開放協作，才能在變動的時代中守住真相的邊界，為整個社會築起更加堅固的認知防線，讓真相更快到達，讓謠言無處藏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