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是富家小姐，卻為國赴死，最後連墓碑都沒有
朱楓出生在浙江鎮海一個富裕家庭，吃穿都不缺，她從小讀書，十六歲考進女子師範學校，十八歲時拍了張照片，留著短髮，穿著校服，顯得很有精神，後來她自己改名為“朱楓”，不是為了好聽，而是想表達自己不怕吃苦、不認命的態度。
她二十歲嫁了人，丈夫在東北兵工廠做技術員，她就成了四個孩子的後媽，沒過幾年，丈夫得了霍亂去世，家裡留下六個孩子要她照顧，她沒有哭鬧也沒求人幫忙，自己撐起這個家，白天在學校教書，晚上織布做衣服，慢慢把孩子們都養大，有張一九三四年拍的照片，她穿一件藍布旗袍，眼神顯得疲憊，但一點不軟弱。
抗日戰爭爆發後，她立即走上街頭表演戲劇、演唱歌曲，宣傳抗日主張，空襲過後，她衝進廢墟救助傷員，將他們送往醫院，在此期間，她結識了同樣從事宣傳工作的朱曉光，兩人誌趣相投，於1938年結為夫妻，此後她的生活變得更加忙碌，也面臨更多危險。
武漢的一家書店快要倒閉了，她把家裡能賣的東西都賣了，首飾也都捐了出去，只留下一隻玉鐲子，湊齊了五百塊銀元，這筆錢讓書店活了下來，也讓她引起了組織的注意，後來她生下兒子朱明，一九四零年她去金華幫忙組建台灣抗日義勇隊，又捐出八百法幣購買藥品，到了一九四八年，組織派她去香港負責與台灣方面聯絡，因為她懂外語又有經驗，是最合適的人選。
1949年底，她假装去看女儿，偷偷跑去台湾，任务是和蔡孝乾、吴石接头传递情报，走之前给丈夫寄了张照片，背面写着“她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给梅留念”，“梅”是她丈夫的小名，这话听起来简单，其实挺沉重的。
1950年1月，蔡孝乾叛变后被抓，保密局的人对她进行审讯，用尽各种手段，但她始终没有开口，即便动用刑具也没有让她屈服，到了6月10日，她和吴石、聂曦、陈宝仓一起在台北马场町被枪决，年仅45岁，死后遗体被丢弃在乱坟岗，没人知道她葬在哪里，连一块刻有名字的墓碑也没有留下。
時光一晃過去六十年，大陸這邊偶爾提起她的事，卻沒人認真尋找她的下落，直到2009年，她的子女通過台灣朋友幫忙，在“匪諜墓區”找到了她的遺骨，2010年12月9號那天，女兒朱曉楓和兒子朱明一起把母親的骨灰帶回寧波，機場外面下著小雨，兩百多人站在那裡等候，骨灰盒落地的時候，姐弟倆蹲在地上哭個不停。
現在還能看到三張她在監獄裡拍的照片，一張是她戴著手銬站著，一張是頭髮散亂但頭抬得高高的，還有一張是和另外三位烈士並排站在一起，臉上一點慌亂的神情都沒有，這些照片不是為了證明她有多麼英勇，而是讓人看到一個母親在最後時刻仍然保持著尊嚴的樣子，她沒有喊口號，也沒有寫下遺書，只是靜靜地站在那裡，像是在等待著什麼，又像是已經明白了一切。
她不是戲裡那種喊口號就往前衝的人，只是一個普通人，她會累也會怕，但該做的事從來沒有躲開過，改名字、賣東西、帶孩子、跑前線、坐牢、被殺，每一步都是她自己選的，沒人逼她這麼做，也不是為了當英雄，可能只是覺得這些事總得有人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