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早春，華盛頓波托馬克河畔的冷風呼嘯，吹散了矽谷持續數年的某種倫理幻覺。 2026年2月24日，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思（Pete Hegseth）向Anthropic執行長達裡奧·阿莫代（Dario Amodei）設定了一個「最後通牒」：在週五下午5點01分之前，Anthropic必須同意解除對其大語言模型Claude在軍事網絡上的安全限制，接受美軍將該技術用於「所有合法用途」的統一條款，否則將被列為「供應鏈風險」強制終止合作或援引冷戰時期的《國防生產法》強制改寫代碼。
2026年2月28日，Anthropic表示無法接受美國國防部的要求，並表示後者的威脅「不會改變我們的立場」。視覺中國圖
2月26日，Anthropic發布聲明，再次強調公司憑良心無法簽署一份可能將其技術用於無人類幹預的致命自主武器或大規模監控的協議。談判破裂的餘波迅速發酵，其強度超越了科技界的普遍預期。 2月27日下午，美國總統川普直接要求所有聯邦機構「立即停止」使用Anthropic的技術，並設定了為期半年的淘汰過渡期。五角大廈隨即將這家估值數千億美元的明星獨角獸列為「供應鏈風險」。在X平台上，赫格塞思的表態毫不留情，指責Anthropic的立場與美國原則不相容，並宣稱「美國的戰士絕不會受制於大型科技公司的意識形態衝動」。
作為美國頂級技術精英與最高軍事指揮系統中樞的一次正面碰撞，這場衝突揭示了龐大的軍工遊說複合體如何將人工智慧重塑為戰爭機器的運算核心，同時也戳破了私營科技企業試圖對國家暴力機器行使「道德否決權」的政治天真。當聯邦政府的行政棒落下，一個由算力、資本和國防預算共同驅動的新型軍事工業複合體正悄悄接管科技的未來。
一、算法參戰的限度
2026年初，美軍在針對委內瑞拉時任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Nicholas Maduro）的行動中對加拉加斯多個地點實施了戰略打擊。有美媒爆料，Anthropic的Claude模型在這次行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行動結束後，Anthropic試圖釐清其模型在涉及致命打擊的場景中具體的呼叫路徑，但軍方與Palantir對特定的使用細節保持了緘默。
科技公司與軍方合作的深層矛盾在於安全護欄的控制權歸屬。 Anthropic試圖建立一種可追溯的連帶責任機制，主張任何政府使用都必須遵守其既定的「使用政策」。五角大廈的邏輯則截然不同。在軍方的運作體系中，只要行為符合美國憲法與武裝衝突法，「所有合法用途」便天然具備正當性。要求戰地指揮官在執行包含大量不可預見變數的軍事行動前，接受一家企業技術委員會的道德審查，在五角大廈看來是對軍事決策權與國家主權的嚴重侵蝕。赫格塞思在2月27日的貼文中表示：“服務條款永遠不能凌駕於戰場上美軍的安全、戰備狀態與生命之上。他們的真實目的昭然若揭：企圖攫取對美軍作戰決策的否決權。這是不可接受的。”
軍方對絕對控制權的執念建立在現代戰爭形態演變的迫切需求之上。隨著「聯合全域指揮與控制」（JADC2）架構的推進，美軍正試圖將陸、海、空、天、網的所有感測器與火力單元編織成一張即時回應的網路。傳統的觀察-判斷-決策-行動（OODA）循環正面臨從以小時計向以秒計的極限壓縮。
在這樣的戰場環境下，人工智慧的定位早已跳出後勤或行政輔助的範疇。前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高級顧問迪恩·鮑爾（Dean Ball）觀察到，國防部內部一致認為，軍方對科技的使用受限於法律而非企業規範。五角大廈需要的是能夠無縫嵌入殺傷鏈、快速處理多模態情報並產生戰術計畫的「矽基參謀」。 Claude之所以一度成為機密網路中唯一運作的前沿模型，正是在於其卓越的態勢感知與邏輯推理能力。前空軍將領、五角大廈聯合人工智慧中心創始主任傑克·沙納漢（Jack Shanahan）透露，Claude已在整個政府體系中得到應用，包括涉密場景。 「國防部長辦公室（MSS）就在使用Claude，你找不到任何一個在軍方應用範圍更廣、深度更深的系統。如果禁用Claude，首先受損的就是國防部長辦公室。」此外，Claude還深度參與國際戰略競爭，甚至不惜犧牲公司潛在利益。
然而，模型本身設定的攔截機制如今已成為軍方無法承受的不確定風險。 2025年，洛克希德·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就發起了「人工智慧搏擊俱樂部」（AI Fight Club），在受控的政府建模環境中讓來自不同新創公司的演算法進行實戰化對抗，用以篩選真正具備殺傷效率且不受道德冗餘代碼拖累的系統。
在軍方的極限施壓下，Anthropic並不是沒有嘗試自我修正。就在被傳喚至五角大廈的同一時期，該公司發布了第三版《負責任的擴展政策》（RSP 3.0），悄然廢除了2023年立下的“一旦安全措施無法保障便單方面暫停大模型訓練”的誓言。首席科學官傑瑞德·卡普蘭（Jared Kaplan）將這一轉變解釋為在行業中無序競爭下的現實選擇。在無法阻擋整體風險攀升的情況下，Anthropic只能集中精力應對最邊緣、最致命的威脅。
當Anthropic最終選擇守住「不受限自主打擊」和「大規模監控」這兩條底線時，等待它的是一整套制裁工具。 「供應鏈風險」的認定切斷了該公司與龐大聯邦承包商網絡的聯繫；川普總統的全面禁用令則徹底摧毀了其在政府級市場（To G）的商業預估。秉持安全原教旨主義的科技公司，在國家暴力的排他性要求面前，迅速解甲歸田。
二、矽谷政治光譜的叛離與回歸
要理解五角大廈為何能對矽谷頂級企業施加如此快速且致命的打擊，必須將視線拉回到科技誕生地自身的政治演變。五角大廈的強硬很大程度上獲得了矽谷內部一股正在崛起的新興統治力量的默許甚至助推。
長期以來，存在著一種關於矽谷的敘事迷思：它是一個由反建制的極客、提倡多元化的進步主義者和主張全球貿易的自由派建立的烏托邦，天然抵抗政府的強力幹預。然而，這種敘事被歷史學家剝離外衣後，揭露的是對聯邦資金的高度依賴。從二戰期間賓州大學受陸軍資助研發ENIAC計算機，到冷戰時期DARPA（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主導建立作為互聯網前身的ARPANET，再到NASA和空軍合約催生仙童半導體與集成電路產業，矽谷的基石是由國家安全需求和政府預算構築的。甚至如今那些高喊「解散政府」的科技菁英，其商業帝國的發展也離不開行政力量的哺育。例如，馬斯克的特斯拉在2009年獲得了4.65億美元能源部低利率貸款。
然而，隨著全球化帶來龐大的市場紅利，「代碼改變世界」的數位烏托邦理念在90年代後漸漸取代了早期的科技國家主義。科技企業開始標榜自身的獨立性，谷歌提出“不作惡”，Facebook強調“連接世界”，一種試圖超越民族國家邊界的全球主義價值觀成為主流。
但這種平衡在近幾年被徹底打破。彼得·蒂爾（Peter Thiel）、埃隆·馬斯克以及由他們衍生出的“PayPal黑幫”，正領導著一場聲勢浩大的技術右翼運動。他們將矽谷從早期的科技烏托邦主義，強行拽入了一種被稱為「技術加速主義」（e/acc）的現實邏輯。
在蒂爾的政治哲學中，技術擴張具有近乎宗教神學的重要性。他將主張人工智慧監管、談論末日風險的聲音通通視作阻礙美國社會進步、導致體制停滯的「敵基督」表現。這種思想透過巨額的政治獻金轉化為現實的政治力量。 2024年大選及後續的政治運作中，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 PAC）投入數億美元，精準打擊那些試圖在州立層面推動人工智慧安全立法的政治人物，紐約州民主黨眾議員亞歷克斯·博雷斯（Alex Bores）因推動要求人工智慧公司公開安全措施的法案而成為眾矢之的。
這種思潮的變遷伴隨著矽谷內部企業文化的嬗變。那些書呆子在電腦前默默開發軟體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過去強調性別平等、重視多元性（DEI）的極客文化正被一種極具攻擊性的「科技兄弟會」（Tech Bro）霸權男性文化所剝離。艾米麗·張（Emily Chang）在《兄托邦》（Brotopia）中談論了矽谷女性員工的困境。 「想在矽谷混出名堂，你得是個『兄弟』。如果你想要獲得公司投資，或者想要得到你苦心經營的晉升，重要的不僅僅是你的想法和成果，還有你下班後參與的各種活動。你需要和男性投資人一起泡熱水澡，需要和那些動手動腳的老闆們一起參加下班後的痛苦聚會；這裡的文化充斥著低俗和骯髒。
Anthropic所堅持的倫理邊界不僅讓五角大廈感到厭煩，在矽谷新貴眼中同樣是長衫難去的孔乙己。馬斯克將Twitter重塑為「反覺醒」堡壘、Meta宣布終止部分DEI計畫的背景下，崇尚社會達爾文主義、深信力量與效率的技術狂妄派擁有了更多話語權。加速主義者將阿莫代主張的防範機制視為一種可能導緻美國在科技競爭中落敗的「自我閹割」。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表示：“任何放緩人工智能的行為都會付出生命代價。因人工智能被阻止而本可避免的死亡，就是一種謀殺。”
當國防部要求不受限制的使用權時，洛克希德·馬丁、安杜里爾（Anduril）、Palantir以及新近靠攏軍方的xAI，迅速組成了利益契合的同盟。 Palantir的成功路徑為這種新聯盟提供了最直觀的應用模板。這家以預測性反恐起家的公司，始終將其核心產品Gotham和Foundry與歐美軍事及情報機構深度綁定。在俄烏衝突中，Palantir的AIP平台直接承接了烏克蘭防務系統的演算法中樞。透過融合衛星、無人機與開源數據，其係統能夠即時鎖定俄軍的高價值目標，並將指令分發給無人機蜂群系統。 Palantir沒有陷入是否應該允許人工智慧開火的倫理內耗，而是直接派遣工程師深嵌戰場，用演算法縮短決策週期。
當地時間2026年2月25日，美國加州舊金山，Anthropic公司總部外觀。視覺中國圖
相較之下，Anthropic基於民用邏輯衍生出的道德潔癖，在此刻的華盛頓與重塑後的矽谷顯得格格不入。儘管Anthropic的主要競爭對手OpenAI和Google的大量員工都在公開信和其他論壇上表示支持阿莫代的立場，但越來越多的矽谷人已經拋棄了它在和平時期偽裝的普世主義外衣，重新確認了其作為美國科技霸權附庸的真實身份。 OpenAI執行長山姆·奧特曼（Sam Altman）一方面在節目中公開聲援Anthropic，表示「儘管我和Anthropic有很多分歧，但總體上我信任他們，而且我認為他們確實重視安全」；但幾乎與此同時，他又在X平台連續發布三條相同帖文，宣布OpenAI已與美國五角大廈達成協議，將其模型部署至機密網絡之中。
根據《財星》雜誌查閱的會議紀錄及與會人士透露，奧特曼在隨後一次全員大會上進一步向員工說明，公司正與五角大廈推進更深層的人工智慧模式與工具合作。作為安撫內部疑慮的重要安排，他表示，美方願意在合約中寫入OpenAI提出的若干與Anthropic要求相似的“紅線”，包括：不得用於大規模國內監控；不得用於指揮自主武器系統；不得用於高風險自動化決策。然而，來自彭博社的報導同時指出，這些限制並未明確排除人工智慧被用於完全自主武器系統的可能性。
OpenAI曾經也是被視為矽谷良心的非營利組織，早期曾明確禁止其技術進入軍事用途場景，但自2024年起公司已逐步放寬相關限制，其最新宗旨表述中亦悄然刪去了“安全”一詞，僅保留“造福全人類”的更為寬泛願景。此前，奧特曼曾警告，美國正在「低估」其他國家人工智慧的複雜程度，指出來自其他模型的競爭影響了OpenAI的開源權重發布。他雖支持部分紅線（如禁止大規模監控），但強調美國必須領導並傳播“美國價值觀”，暗示倫理不能阻礙這一目標。當Anthropic仍試圖以規範敘事維持道德高地時，矽谷的競爭者們卻已在國家安全、大國科技競爭與商業現實之間完成了更為務實的姿態調整。
三、星際之門、戰爭之門與資本之門
思想的右轉為政策的松綁清除了障礙，而真正的驅動引擎則是萬億美元級別的防務與基礎建設預算。川普開啟第二任期後，圍繞著人工智慧的國家機器動員展現出了堪比冷戰時期核武軍備競賽的驚人強度。
這種動員的最高形態體現在被稱為「史上最大人工智慧基礎設施計畫」的「星際之門」（Stargate）計畫上。 2025年1月，白宮聯合OpenAI、軟銀與甲骨文等企業，計畫投入5,000億美元，興建多達20個超大型資料中心。在聯邦政府層面，為了保障這些「吞電巨獸」的運行，行政命令不惜繞過繁瑣的環保審查，透過緊急聲明調配水資源與電網負荷，甚至計劃放寬對小型核反應器（SMR）的監管，以期為智算中心提供獨立能源。
「星際之門」不只是一個基礎建設項目，它是一次推動「去風險化」、虹吸全球科技人才、佔據產業鏈絕對制高點的地緣政治戰。然而，將如此龐大的社會資源與資本傾注於前沿算力，必須為其尋找能夠變現的超級買單方。在現有的商業應用面臨利潤轉化瓶頸的情況下，軍方順理成章地成為了最重要的客戶。
在國會兩院的推動下，2026財年國防授權法案批准了超過50億美元用於無人機、人工智慧與量子運算等投資。國際無人駕駛系統協會（AUVSI）等強大的遊說團體在國會山莊積極奔走，向立法者渲染外部軍事威脅，成功將國防預算的重點從傳統的大型複雜武器系統，轉向具有極高消耗性、由人工智慧驅動的廉價無人平台。
這些政策為矽谷帶來了一場財富狂歡。國防承包商宣稱，只有海量的智慧無人機和深度嵌套的分析系統，才能應付不斷升級的國家安全挑戰。在採購標準上，法案甚至建議將輕型無人機視為「消耗品」進行快速採買，大幅簡化了審批流程。安德森‧霍洛維茲（a16z）、創辦人基金（Founders Fund）等創投巨鱷紛紛將籌碼押注在軍工新創企業上。隨著行政命令解除各種限制，這些公司的估值與股價迎來了爆發性成長。
然而，資本為了逐利所推動的軍備膨脹，正在掩蓋技術不成熟所帶來的致命隱患。國防部的採購清單上雖然填滿了無人設備與人工智慧許可，但相應的作戰指南、倫理約束機制以及人類操作員的訓練標準並未同步建立。當數以萬計缺乏統籌規範的自主系統湧入軍隊建制，發生系統性誤判或指揮鏈斷裂的風險將呈指數級上升。
這種風險的外顯，同樣反映在因人工智慧基建狂熱而受損的普通公民身上。在維吉尼亞州、田納西州等地，資料中心消耗了大量的水力發電資源，由此產生的巨額基礎建設成本被變相攤銷至普通用戶的能源帳單中，引發民怨沸騰。但面對由矽谷資本與聯邦政府所建構的龐大機器，州際層面的抵制往往在行政幹預與超級PAC的選舉壓制下蒼白無力。戰爭牟利者與基建巨擘已經形成了堅實的利益閉環，在這個閉環內，資本的增殖需要戰爭，而戰爭需要不受限制的演算法。
四、人工智慧的「紅色十月」時刻
冷戰尾聲的1990年，由肖恩康納利（Sean Connery）主演的電影《獵殺紅色十月》（The Hunt for Red October）在美國上映。片中，蘇聯新型核潛艇「紅十月號」艦長雷米斯試圖向西方投誠，追擊的「科諾瓦洛夫號」艇長卻犯下致命錯誤：為獲得戰術優勢，他下令關閉本方魚雷的安全裝置。結果，當魚雷偏離目標後，它們會依照預設程序轉而搜尋最近的大型聲學訊號。由於安全約束被解除，魚雷不再“適合其用途”，最終回頭摧毀了發射它們的潛艇。
如果說常規戰場上無人機蜂群的智能化只是改變了戰術執行的效率，那麼人工智慧向軍事領域特定深水區的滲透則實實在在地觸碰到了大國戰略穩定的底線。其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具毀滅風險的，是人工智慧向核指揮、控制與通訊（NC3）系統的擴散。
當地時間2026年3月2日，伊朗德黑蘭，一處地點遭襲後升起濃煙。視覺中國圖
就在川普剛下令全面封鎖Claude的幾小時後，美以聯合發起代號「史詩怒火」（Operation Epic Fury）的軍事行動，對伊朗發動大規模空襲。而就在行動中，美國中央司令部（CENTCOM）在情報環節中整合了Claude。更炸裂的消息來自昨天CNBC的獨家專訪。阿莫代親口證實：Anthropic已為軍方打造“定製版Claude”，其能力據稱領先民用Opus-4.6一至兩代，可能逼近Opus-5.5水平，具備較強的作戰規劃、戰略推理、實時信息綜合乃至潛在的自主武器指揮能力。
儘管大眾對人工智慧軍用能力的理解仍明顯滯後，中文互聯網亦不乏妖魔化、獵奇化的陰謀敘事，但從Palantir Technologies與Anthropic的深度整合來看，Claude已經能在戰場中高效輔助美軍從海量數據中快速清理情報並輔助鏈謀推演，一旦置於高度自動化的可行性系統中，已被輕聲一擊美國戰略司令部司令安東尼·科頓（Anthony Cotton）指出，人工智慧提供的強大數據分析能力能夠賦予決策者在時間壓迫下的威懾優勢。
隨著美國國防部將前沿人工智慧模型融入國家安全的核心，我們正步入一個堪比「紅色十月」的時刻。美國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NGA）的前首席人工智能官馬克·蒙塞爾（Mark Munsell）坦言：「我們面臨的最大風險是在模型投入使用前缺乏與任務相匹配的複雜評估框架。若要避免’科諾瓦洛夫’號的命運，就必須轉向以適用性為核心的嚴格評測，並認識到，在國家安全領域，高質量本身就是唯一的安全評測，並認識到，在國家安全領域，高質量本身就是唯一的嚴格評測，並認識到，在國家安全領域，高質量
在關於Anthropic的爭論中，阿莫代對不可預見後果的擔憂並非杞人憂天。目前尚缺乏成熟、可量化的大模型「黑箱」風險評估標準，一旦其被用於高通量、高敏感的資訊處理場景，固有的數據偏差與演算法幻覺隨時可能在關鍵節點放大。同時，在追求OODA循環極限速度的概念驅動下，美軍正在涉核情報、預警與決策層面試驗性引入人工智慧：透過機器學習處理通訊截獲、衛星成像等開源與機密數據，智慧系統被寄望於自動識別隱藏式飛彈發射井、解析潛艦機動模式，甚至預測核彈頭飛行軌跡。
不僅如此，人工智慧加持的數位孿生技術與類比推演系統正在重構殺傷鏈的生成方式。新一代運載平台，如即將量產的B-21「突襲者」隱形轟炸機及在此基礎上升級的F-35、F-16機隊，不僅配備了智能化的航電與電子戰系統，甚至具備了在極高自主化狀態下執行複雜突防任務的能力。
美國國防部內部的高級官員薩拉·米內羅（Sarah Mineiro）等人一再強調，人工智慧只能用於分析而絕不能越界參與核武的實際部署，必須堅持「人在迴路」的最高原則。但智庫安全專家保羅·斯戈爾熱（Paul Scharre）給出了更冰冷的預判：人工智慧不具備處理零容忍錯誤和判斷極端新穎危機環境的能力。在高速對抗的電磁環境中，由於態勢訊息的極度碎片化和傳遞的高延遲，處於「迴路中」的人類指揮官將越來越無法獨立核實人工智慧過濾後呈現的戰場態勢。最終，當人類的大腦處理速度被演算法的運行幀率遠遠甩開時，「人在迴路」將退化為一種提供合法性背書的橡皮圖章。只要對算力優勢的盲目迷信依然是國家戰略的基石，技術進一步侵蝕核門檻的趨勢就無法逆轉。
這正是五角大廈對任何外部約束手段保持零容忍的原因。在五角大廈的終極推演中，這不僅是一場技術效率的比拼，更關乎在零和博弈下國家生存機器的絕對主導權。當系統性危機的陰影迫近，任何不願將自身命運全部交託於國家戰略車輪的商業實體，無論是出於理念信仰還是公關考量，都將遭到無情的碾壓。
結論：交出鑰匙的新世界
五角大廈那個週五的下午終將被歷史銘記為一個分水嶺時刻。
達裡奧·阿莫代的拒絕與Anthropic此後遭遇的行政封鎖，徹底證明了在數位時代，無論企業積累了多麼龐大的技術財富和數據資產，一旦剝離了國家意志的默許，其抗擊打能力異常脆弱。矽谷試圖以企業內部的「憲章」或「原則」來框定前沿技術全球應用邊界的嘗試，宣告了徹底的破產。
當地時間2025年1月23日，瑞士達沃斯，Anthropic執行長達裡奧·阿莫代。
隨著以馬斯克、蒂爾為代表的技術右翼掌握了科技產業的意識形態解釋權，並與主導巨額預算的軍工複合體無縫合流，一條更為冷酷的敘事主線已經確立：為了在與外部競爭對手的技術冷戰中取得全勝，防範性監管被視為罪惡，而加速監管則是唯一被允許的奔跑姿態。
科技本身不再是中立的生產力工具。從「星際之門」拔地而起的巨型機房，到俄烏戰場上受命於Palantir演算法的無人飛機群，再到被強制整合進入美軍機密網絡的各類語言模型，人工智慧已被確認為21世紀國家暴力的核心構件。
在這條單行道上，傳統的法律規範、公民社會的抗議，甚至連科技發明者自身的恐慌，都無法建構有效的煞車系統。核子軍控時代建立在物理核查之上的「恐怖平衡」正面臨無法監管、隨時可透過程式碼更新自我異化的演算法戰爭的嚴峻挑戰。
當國家暴力結構全面接管了最頂尖運算能力的支配權，我們所進入的，將是一個由冰冷邏輯、戰爭預算和極限算力主宰的陌生紀元。 「矽谷最後的良心」倒下了，而留給未來的問題是：在拔掉了最後一個安全插銷後，龐大的演算法機器將把人類的戰車駛向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