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初冬，嘉陵江畔的晨霧尚未散去，北碚織布總廠的老幹部樓里傳來清脆的掃帚聲。樓道盡頭，五十出頭的趙雪芳正熟練地撣落門前的灰塵。鄰居忍不住勸她歇一歇，她擺擺手：“地干淨，人心也舒坦。”她的語氣平靜得像窗外的薄霧，誰能想到，三年後，她的大女兒朱琳將成為新中國第三任國務院總理李鵬的妻子。
趙雪芳出身書香世家，17歲便考入滬江大學醫學院，因戰亂輟學。命運幾經輾轉，她隨丈夫朱紀恂來到山城，紮根紡織廠，過的是再普通不過的職工生活。可就在這幢不起眼的筒子樓裡，她把十個孩子扶上了各自不同的跑道。有人笑說，這是“十箭齊發”的豪壯陣勢，趙雪芳卻只淡淡一句：“娃兒們能自食其力，就夠了。”
時間推到1957年元旦夜，千里之外白雪覆城的吉林市燈火通明。聯歡會舞池中央，23歲的朱琳穿著一襲月白色旗袍，站在明亮的吊燈下為蘇聯專家連續翻譯市長張文海夾帶典故的講話。人群中，豐滿發電廠副總工程師李鵬一身深灰色西裝，目光卻牢牢追隨著這位“口吐蓮花”的女孩。舞曲響起，他把酒杯遞給她：“能否賞光跳一曲？”朱琳微笑示意先敬專家，李鵬輕聲回答：“那是當然。”一句地道的俄語讓在場老外頻頻點頭，這也是兩位年輕人緣分的開端。
戀情發展並非一帆風順。 1960年春，李鵬托蘇聯專家帶信示好，朱琳收下了卻遲遲不回。朋友看不過去，敲打她：“人家都伸出手了，你還端著？”朱琳才在“五一”長假坐上開往豐滿的長途車。那一面之後，話說開了，兩顆心落定。 1958年7月，他們在長春簡朴成婚，伴娘伴郎都是電廠和翻譯處的同事，禮堂裡只有幾束野百合，卻也溫馨。
朱琳離家遠嫁，趙雪芳沒掉淚，只叮囑一句：“記得常寫信報平安。”老母親心裡清楚，大女兒肩上扛著的不只是一個家的幸福，還將伴隨一個政治家的步伐。後來李鵬的仕途步步高升，直至1987年4月出任國務院代總理，外界的聚光燈驟然打到朱家。有人勸趙雪芳搬進市里新蓋的干部住宅，她搖頭道：“住慣了這裡，換了樓反倒睡不著。”
不久，她把九個子女逐個叫到身邊，語氣認真：“從今天起，你們記住，姐姐有姐姐的路，不該把私人關係攪進公家事。”一句話，說得屋裡鴉雀無聲。朱志德想開口，最終作罷。幾個月後，廠裡要提拔他當北碚區物價局副局長，上級暗示可請大姐幫忙跑個手續，他婉拒：“憑本事吃飯，家教不能丟。”
這些子女的履歷各不相同，卻都寫著同樣的底色——自立。朱霽清在華南師大埋頭心理學研究，翻檢一沓沓學生問卷，也沒想過憑“總理家屬”申報經費；朱霽霞甘願留在康巴高原做農業推廣，冬天睡炕、夏日搭帳篷；朱霽虹先是普通工人，靠自學拿下工程師證書；朱霽明漂泊新疆二十餘年，才調回四川音樂學院；朱志杰和朱彬，一個紡紗，一個織布，流水線旁一站就是一整班。
有意思的是，朱家姐妹明明散落天南海北，逢年過節卻總能收到母親手寫的長信。寥寥數頁，既有囑咐，也有嚴格的自我約束，開頭常是“勿忘吃苦二字”，末尾必加一句“切勿因小事麻煩大姐”。久而久之，“不給朱家添麻煩”成了全家默認的底線。
再說朱紀恂。 1946年，他攜家從上海赴渝，從洋紗廠技術主任一路做到廠長。抗美援朝期間，他連夜趕製軍被軍服，工人們說“朱廠長扛得動一間廠”。然而因1958年那頂“右派”帽子，他被下放車間掃地十多年。禍不單行，子女高考政審頻頻“卡殼”，朱霽虹的北大錄取通知書也因此作廢。趙雪芳沒去哭鬧，只讓孩子們繼續努力，“知識是自己的，別人拿不走”。
1976年冬天，撥亂反正的春風才為這位老人吹散寒霜，他被選為省政協委員。上任那天，他仍穿舊粗呢中山裝，說話帶著重慶腔：“我老胳膊老腿，能做多少算多少。”1989年秋，82歲的他因肝病住進北碚區人民醫院。有人提議轉到解放軍三○二醫院，他擺手：“鋪張浪費不合適。”同年12月，老人安詳離世，遺體告別式不到二十分鐘結束，輓聯只有六字——“一生清白，兩袖清風”。
喪禮上，李鵬和朱琳遠在北京，託人送來花圈和唁電，沒有專機接送，沒有警車開道。有媒體想蹭熱度採訪，被婉拒。趙雪芳說：“都是普通百姓，別折騰。”她把禮金全部退回，同事們暗自感嘆：“這家人還真是不一樣。”
进入九十年代，朱琳屡次因公务返渝。母亲的那套两室一厅依旧陈设陈旧，木窗框被雨打得斑驳。朱琳提出翻修，老人摇头：“我住得舒心，你操什么心。”弟妹们偶尔半开玩笑：“大姐，给我们提提建议行不？”朱琳笑说：“按妈的意思，能自己解决就别找外援。”一句话，引得大夥哄笑，却都默契地点头。
1994年，朱志德的麵粉廠迎來技術改造，需要貸款。銀行行長暗示：“要不要請李總理批個字？”朱志德回道：“我一個小廠，國家大事多著呢。”最終他靠改進生產線、擠壓成本、拓展渠道，用利潤滾動發展。三年後，廠裡年產值翻了六倍，這才讓母親放心地點頭：“硬氣！”
值得一提的是，朱家的後輩同樣繼承了這條無形家規。朱霽霞的兒子朱永，大學畢業後分配到阿壩州農業站，工作清苦。親戚勸他去北京“找姨夫說句話”，小伙子擺擺手：“外公外婆的話，我們都記在心上。”幾句輕描淡寫，卻把家風傳了下來。
有人問趙雪芳，究竟用什麼方法教出十個如此“省心”的孩子？她想了會兒，只說三個字：“守本分。”日常裡，她在總廠裡拿一份普通離休金，遇上老伙計生日，還會自己炸幾塊藕盒帶去。鄰居偶爾問她女婿近況，她總岔開：“國家大事，咱外行。”
晚年時光，她堅持每天清掃樓道，也種了兩盆海棠。見孩子們常來勸她搬去北京，她半開玩笑：“首都房子金貴，媽住不起。”眾人知道，這份拒絕裡有她固執的驕傲：不依權勢，不增負擔。直到2005年去世，她仍睡在原先那張舊木床上，床板中間磨出一道淺淺的弧線，像她一生的軌跡——從上海到重慶，從醫學生到紡織女工，從平民妻子到總理岳母，卻始終不改初心。
如今翻閱朱家的老相冊，能看到1950年代的黑白合影：十個眉眼相似的孩子依次站在父母身旁，衣著普通，神情卻透著倔強。照片背後，趙雪芳工整地寫著：“自強不息，寧靜致遠。”這句話，或許就是她對後輩最珍貴的禮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