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樟柯影片的理論素養,促進紀錄片的發展,還有了新的可能性探索


賈樟柯導演在其訪談中經常談到優秀的導演和作品對其產生的影響,他還談到北京電影學院“蘇聯式”電影劇本寫作對其產生的影響,這種劇本具有很強的可讀性。較強的文字功底和理論學習共同促進了賈樟柯的紀錄片。

賈樟柯與電影的結緣是在許西觀看了陳凱歌的《黃土地》,這是他考北京電影學院的動力,但他真正的是從組成青年實驗電影小組開始的。

賈樟柯多次對顧崢和王宏偉發起拍電影的邀請,一次觀摩會後,他說:“不能讓這幫人搞了,咱得弄點實在的東西,得發言,得拍東西了”,這個念頭很快就得到了王宏偉的回應。

他們當時想了“大生產”、“前進”等詞,但最後還是決定了以“青年”、“實驗”、“電影”三個詞來命名他們的小組,青年是因為他們是一群有衝動的年輕人,“實驗”是他們要填補熒幕世界的另一面,電影是他們自我表達、和世界對話的方式。

青年實驗電影小組第一個拍攝的就是紀錄片,該紀錄片由賈樟柯導演,顧崢副導演,王宏偉製片,朱炯攝影的。

1994年5月26日他們拍下了《有一天,在北京》,影片是一個初次嘗試,他們將攝影機對準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沒有故事,就是一次發現和紀錄,但該片為後來的《小山回家》做了準備。

此外,青年實驗電影小組還拍攝了《嘟嘟》,並與北京師範大學第二屆大學生電影節和香港獨立短片節結緣,後因畢業等客觀原因小組解散。但青年實驗電影小組的成立無疑是賈樟柯的一次宣言,決定了他要拍什麼樣的電影。

“新紀錄運動”的萌芽是1991年6月,著名紀錄片導演時間創辦了中國“第一個”紀錄片群體——“結構·浪潮·青年·電影實驗小組”。

1991年12月,該小組在北京廣播學院組織了“北京新紀錄片研討會”,會上放映了吳文光的《流浪北京》、《天安門》和康建寧的《沙與海》,並展開了相應討論,該會議對段錦川、蔣樾、溫普林等紀錄片導演都意義非凡。

賈樟柯的青年實驗電影小組與時間的“結構·浪潮·青年·電影實驗小組”在詞彙和語義上的大量重疊絕非偶然,二者都體現出新的青年對電影藝術進行實驗的挑戰。

賈樟柯的影像還受到以特呂弗、戈達爾為代表的法國新浪潮電影運動的影響,在對賈樟柯的資料整理和收集中,我發現賈樟柯、趙濤與“新浪潮電影之母”阿涅斯·瓦爾達有良好的私交,阿涅斯·瓦爾達也是一位極具實驗意識的導演,她的《臉龐·村莊》便是對攝影機、藝術、紀錄片身份的審視。

我在研究中提出了一個問題:賈樟柯與新紀錄運動是否存在關聯?提出問題的原因是新紀錄運動發生是在上世紀90年代的北京,90年代是其發展的輝煌時期,而這一時期賈樟柯正好在北京求學,在時間和地點上可能存在關聯。

此外,在中國導演的代際劃分中,賈樟柯被歸類為第六代導演,同為第六代導演的張元是新紀錄運動的重要發起者之一,賈樟柯的影像風格與第六代在整體上具有相同點。

我認為賈樟柯與新紀錄運動之間存在“獨立精神”的共性,第六代導演的作品很多被稱為“地下電影”,“地下電影”概念也被歸類到中國的實驗電影中。

新紀錄運動源於對電視節目的新樣態的有益探索,是對官方和民間、體制內和體制外、主流意識形態和獨立意識形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國家話語和個人話語等觀念的一次大討論。

當然王遲學者已經指出不應該將這些觀點假設為絕對的二元對立關係,其實在呂新雨老師的論述中也不是絕對的矛盾面,而是大體上呈現出這個特徵,可見,新紀錄運動的風格與第六代導演作品呈現出的獨立精神是一致的,賈樟柯也並非例外。

我還未找到資料證明二者之間確有關聯,但90年代確實是紀錄片發展的重要時間段,在此期間賈樟柯懵懂的學生作品也剛好體現出一種實驗意識。

賈樟柯導演在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主修電影理論,這一時期的學習為他後來的打下了紮實的基礎。他在訪談中也多次提及意大利新現實主義、布列松等對他產生的重要影響。

他在系統學習了蘇聯蒙太奇學派和巴贊、克拉考爾的現實主義理論之後,才明白哪種理論更適合自己的電影,如我提到的,他的實驗意識的彰顯絕不是對傳統的推翻,而是對新的可能性的探索。

對於新的可能性的探索,我針對格里爾遜的紀錄片理論進行論述。

格里爾遜在《紀錄片的首要原則》一文對紀錄片應當符合的原則進行的論述中,我們能夠發現其對紀錄片這一概念的定義和範圍界定是具有包容性、開放性和發展性的,契合了事物總是在不斷發展的事實和定論。

他首先表明“紀錄片這個名詞言不及義,不過,讓它沿用下去吧”。

我理解為,言不及義是因為紀錄片首先包含把一切攝自自然素材的影片都歸入紀錄片的範疇,這是紀錄片首要遵循的原則,但從格里爾遜的論述中,我們又能看到“所以,我建議,對低層次範圍的影片稍加評述之後,紀錄片這個稱謂,只留給高層次範疇的影片使用”。

這樣一種對紀錄片進行更深層意義上的區分,可見,紀錄片囊括的內容和形式十分寬泛,但更應該提煉為在內容和形式上對影片主題或思想作出深刻闡述的一類影片,它們或許更能代表紀錄片作為一種藝術,如何體現它自身獨特的語言表達,以及其身上肩負的藝術使命。

格里爾遜的紀錄電影在強調真人真事、天生的演員和自然場景之上,更注重影片要具有思想和精神上的深度,在形式上的探索要在遵循這一前提下進行,在自然素材的基礎上對電影時間、空間和運動的創造性的處理是關鍵所在。

其次,他始終認為紀錄片應該囊括更多內容和形式上的摸索:“我想,我們應該意識到,還有別的戲劇形式,或者,更確切地說,還有別的影片形式,不只是他所選擇的那種形式”,“這最終的創造意圖,有多種方法可供使用”。

這種包容性對賈樟柯紀錄片進行界定有深刻意義,賈樟柯紀錄片難以歸類的困惑歸結於他自由的紀錄片觀念,在這種自由的觀念支配下他不斷進行著各種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