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間,靠演出活著的這波人,是怎麼度過的?


原標題|疫時舞台:戲劇人在戲劇中

2021年7月31日,中國最優秀的民營戲劇團體之一、北京央華戲劇在演出群里通知:

「各位老師:

因疫情突發突變,長沙站演出演員和觀眾都面臨極大風險,我們不得不忍痛暫取消7月底8月初的6場演出。

但很多劇組同事都已經按照如夢全年演出規劃今年的工作和生活,現決定按長沙演出的一半場次預支每位演員的演出費。後續如在今明兩年內以各種形式對長沙站進行補充演出,補充演出場次演出費會按照場次把這筆費用扣除;如今明兩年內不能實現對長沙站的布場演出,這筆費用即作為補貼發放給各位演員。 」

早在幾天前的7月28日,北京保利劇院管理演出有限公司和央華戲劇聯合發布了《關於長沙站,<如夢之夢>演出取消的公告》,宣布取消七月三十、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的長沙站《如夢之夢》的演出,「請各位長沙已購票觀眾,按照原購票渠道退票」。

對央華而言,一個月的演出停了,就意味著這個月演出收入沒了,而這個月的所有人力成本都在照常支出。

這不是個例。

——這些看上去稍顯悲壯的細節,是舞台藝術自誕生以來極少遇到的歷史性挑戰的縮影。而這一挑戰,一年前來過一次,如今復來。

疫情的陰影與光

2021年6月底,百老匯劇院在歇業一年多後重新對外開放。百老匯聯盟成員、演員、諸多經典劇目在時隔四百多天後陸續登台——剛剛試圖從2020年3月百老匯劇院關停現場走出的導演和戲劇人們,做了非常多的嘗試。西蒙·史蒂芬斯改編了何塞·薩拉馬戈的經典作品《失明》,它有一個標誌性的開頭,車流中的男人突然間就失明了。 「鞏膜呈白色,像瓷器一樣結實……」隨之而來的是整個社會的流行病。

「但現在這到底,是屬於誰的夢呢。

「司機打開車裡的燈,敲了敲身邊的鐵欄桿。司機:醒醒了,到北京了。大家拿一下身份證,挨個下車刷一下。」

幾乎在同一時間,《凡人之夢》在北京歌德學院首演,中國青年戲劇人陳思安也交出了一份答卷。在首演的當晚,舞台螢幕上的車流、寵物、機器,開啟了這個群像故事。一連七場夢接連而來,在燕郊買房的夫婦、失守的小女孩、變成蝸牛的女人,他們各有各的緊張和道理,也各自忍受著時代的壓力和困惑,進而各自承擔和享受著自己的命運與暫停。此劇緣起於陳思安在2020年8月開啟的京津冀「跨城生活」人群進行調研,她的實地走訪無疑為劇作平添了幾分真實。

伴隨著《戲劇新生活》、阿那亞戲劇節的火熱,2021年上半年快要結束時,戲劇行業終於重振。這期間,海外和港台的戲劇與演職人員無法進入,國內自主創作和改編的劇也隨之復甦。加之,青年孵化計劃在此現場中越積越大, 火熱的場面早已超乎以往。北京文化藝術基金「培源·青年戲劇人才培養及劇目孵化平台」不是其中唯一的一例,但或許是支持力度最大的一例。 2021年3月26日,鼓樓西劇場也啟動「1+1青年導演戲劇製造計劃」,丁一滕、何雨繁、李響、邵斯凡等八位戲劇人受邀加盟。

由培源孵化,由奕朵文化和簡單劇團出品製作的《瘋狂粉絲》,6月初在大麥超劇場首演,反響熱烈。不料,7月底、8月初,變異病毒Delta被帶到中國,國內17個省市出現相關病例。全國的演出也陸續宣告暫停。耗時半年光景打造的《瘋狂粉絲》,不得不延宕,此前所憂慮的不確定性因素再次出現,所有關於演出狀況、觀眾狀況、上座率的考慮又要重新開始計量。

2020年至今,在新冠疫情及其連鎖效應的影響下,全球的劇場幾乎全面停擺,大量的劇場難以維繫,甚至有些上百年的劇場面臨倒閉的風險。

疫時代的中國戲劇生態也是喧囂與危機並存。 2019年底、2020年初,疫情暴發。由於中國應對得當,疫情隨即得到控制,2020年6月已率先實現清零。那「前途未卜」的半年,中國的劇場也面對著國際同行的困境——只不過有些國家的同行困境來得更久而已,演出檔期憑空蒸發、排演計劃亂了陣腳、自由戲劇人失業無薪、中小公司資金短缺。

中國的劇場和劇團,尤其是佔比大約10%的民營部分,面臨著一次重要的考驗。在疫情的影響下,國內劇場階段性關閉,後來開放了也是大面積限流,民營的戲劇生態受到了很大挑戰。

在大多數民營戲劇人看來,30%上座率、50%上座率的情況下,商業劇目的演出幾乎無法進行,營收幾乎無法覆蓋自己的成本。只有等到上座率提高到75%甚至以上,營收才能抵消成本,並可能還有一定的結餘,劇團才能夠很好地生存下來。 「經過幾個月的恢復,劇場已經可以開放75%的座位,部分戲劇節和劇院也開始正常立項和演出。但經過過去半年的波盪,大部分的製作仍然相對謹慎。」陳思安在2020年9月時對《北京紀事》說。

北京央華戲劇憑藉紮實的功底,在去歲的疫情中挺了過來。 2020年疫情尚未結束時,央華就投入了新的創作之中。劇場一開放,央華就拿出了新的作品《雷雨》和《雷雨·後》,開始戲劇的市場運轉。

2020年7月,恰逢紀念戲劇大師曹禺誕辰110週年,剛剛迎來劇場開放的央華戲劇,聯手北京保利、戲劇東城、北京師範大學中國話劇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基地,集結諸多舞台之星演繹曹禺先生及其衣缽傳人、編劇萬方女士的經典戲劇片段,發起了旨在「用自己的職業關注自己的人生」的「戲劇人在戲劇中」特別活動。那場活動,線上觀看六千萬人,線下保利劇院現場四百人。

2021年4月,央華戲劇開啟了最新版本的明星劇目《如夢之夢》九城巡演。 「正常情況下,每個行業都是構成當下社會發展和社會活動的一個環節,如果這個環節和整體的社會發展和社會活動相互補充,且是有益的,它就有存在的價值,否則它本來就沒有存在的價值。」王可然如是說道。

2021版的《如夢之夢》邀請了許晴、肖戰、馮憲珍、黃璐、孔維、張亮等演員參與。 4月23日,《如夢之夢》從武漢出發,開始了九城巡演。巡演至長沙,《如夢之夢》緩作暫停,七月底、八月初,變異病毒Delta被帶到中國,國內17個省市出現相關病例。 《如夢之夢》長達八個小時,此前在北京保利劇院首演時,劇院進行了大改造,開闢了環繞劇場,原有的1500個座位保留了一半。

但不是每家民營戲劇都有央華的資金積澱和觀眾基礎。依附於民營小劇場的部分戲劇人被甩出了正常的軌道,陷入生活和創作的困境。北京西區劇場、武漢紅椅劇場就此徹底關停,或者停止戲劇的運作。據製作人高彥觀察,青年戲劇人大約流失了三分之一,戲劇人張杭也默認了這個觀察。但在他看來,很多戲劇人本來就是以兼職的方式參與,很難統計整個行業的數據。

即使疫情不發生,國內小劇場和獨立戲劇人的處境也頗為艱難,尤其是盈利相當微薄。張杭算了一筆帳:一個80座的小劇場,一天演出的場租大約是2500元,演出票價按100元算,滿場的情況下扣除場租零餘剩5000元有餘,這個費用很勉強才能抵扣各項費用,但都是按人情費的額度支付的,完全沒法支持導演、劇作家、演員、舞美等方面的開銷。正常情況下,一場戲要在小劇場演20場才能勉強回收成本。

相較而言,國內的商業劇團和小劇場要自主承擔疫情所導致的後果。但國際同行們往往沒有這麼大的壓力。在原有的財政支持、社會基金,以及內部系統的共同配合下,英美劇院常常能夠更好地存活下來,當然也有部分例外。

據張杭介紹,美國百老匯劇院聯盟成員,其收入僅有30%是票房收入,其餘都是社會和政府的資助。在美國特有的免費政策的加持下,社會資助的進入並不影響劇院本身獨立的創作和演出。也就是說英國劇院的抗風險能力很強,而與此同時,他們也經歷了三四倍於中國的劇院停擺關閉期。儘管如此,仍有大量的戲劇從業者在呼籲社會關注和支持,比如巴德菲舍爾中心(Fisher Center at Bard)藝術總監基甸·萊斯特(Giden Lester) 就在疫情暴發初期說,「我們需要以大規模投資詩歌和悲劇的,回應世界的恐怖、生命的奇妙和脆弱,代替我們以藝術為主導的,高速的、千篇一律的、季節性的發展方式。」而與之相比,中國戲劇人的呼聲鮮少有如此之大的聲量。

一味叫戲劇的疫時「藥」

2020年9月13日,數十位戲劇人和上百位觀眾聚集在元典美術館,共同創造了一個素樸的戲劇現場。 2020年,聲囂劇讀節(Sound and Fury)邀約了多位編劇圍繞同一個主題來寫作。主題也是時新的,「當下與迴響」,疫情及其震盪成為每一位編劇共同面對的問題。

舞台在美術館大廳內部用象徵性的空白搭建而成,少數劇目騰挪來了帷幕和投影儀。每當演出開始,光都會消失,然後從演員的口中手中再次發出。

「藍色變成了最受歡迎的顏色,因為那是防護服的顏色,是氧氣瓶的顏色。」這句話出自陳思安編劇的《藥》的劉洋之口,他是愛滋病患者,困在武漢家中,他的抗艾藥物也快要耗盡。劉洋很怕父母和社區知道自己是愛滋病患者,他知道告訴他們之後,就在他們心中埋下了定時炸彈。他又離不開抗艾藥物,獲取它的唯一途徑是定點醫院。要拿到藥,需要市疾控中心的建檔,需要層層證明,需要父母和社區的確認。面對這一切,弟弟觸目驚心地指出:病毒毫無差別地製造「挑撥離間」,讓我們無情地「對抗」彼此。這才是病毒最大的原罪。隨著對話的深入,弟弟劉洋和姐姐劉璐在房間裡,各自暴露了自己的傷疤。姐姐的介入,讓弟弟不得不面對當下和過往的歷史的溝壑。可以說,「《藥》是疫情下的生活狀態的一個縮影」。

從2012年到2020年,8年時間的戲劇工作實踐,陳思安說自己逐漸打開了自己的認識和經驗。 2019年,陳思安曾參加英國皇家宮廷劇院與愛丁堡國際戲劇節聯合舉辦的氣候危機國際編劇駐地計劃,她當時蒙了,為什麼氣候變化能砸中她。這個經歷讓她意識到,宏大問題,與她有關。這次疫情,她用戲劇,給出了一味「藥」。

用戲劇關注「疫情」現實的,不僅僅有陳思安。

張杭對戲劇的未來抱有一種理想主義的態度。早在南京大學時,他去聽戲劇影視班的課,呂效平老師感召力很強,點燃他對戲劇的興趣。大概是2017年的時候,張杭才堅定自己的戲劇寫作路徑,在這之前他一直在打擦邊球,寫詩歌、寫劇評。在2020年聲囂上演的《喀戎Chiron 生活實驗室》是張杭應邀所寫的作品。

在寫作《喀戎Chiron 生活實驗室》之前,張杭對它的原型,一個位於北京高校密集區域的青年社群實驗空間進行了實地的調研。該空間集住宿、講座、沙龍、課程為一體,到關停的大約八年時間,它吸納了程式設計師、歌手、學者、律師、設計師、自由撰稿人等不同身份的人。每逢週五六日,一大批青年人聚集在這裡,做讀書會,攢講座,搞藝術展,常常有大牌充當主講人。

在張杭看來,近幾年間,一些這樣的社群空間越來越難辦、越來越窘迫。疫情對其採訪的原型造成了致命的打擊,這是和短租生態和半地下活動生態聯繫在一起的。以這種方式存在的空間,是不能夠忍受長達半年的停擺的。這樣的空間在環境的壓力下,不得不對其早期對於社會議題和社會實踐的關注不斷進行策略性調整,又沒有找到持續可行的運營模式,結果可想而知。

一直以來,張杭對民間的社會實踐和文藝世界的困境都很關注。 《喀戎Chiron 生活實驗室》中生活實驗室的失敗,只是整個民間社會實踐的失敗的一個小縮影。喀戎,是水仙女菲呂拉與提坦克洛諾斯的兒子,宙斯的兄弟,一個半人馬。在希臘神話中,喀戎具有很強的自我犧牲精神,被徒子赫拉克勒斯誤傷後,以己身替代了受刑的普羅米修斯,後升入太空,化為人馬座。 「就整個劇本來講,喀戎的象徵性及對他選擇自我犧牲的反思,是我主要表達的東西,」張杭表示,「喀戎(凱龍)的占星學含義是隱蔽的傷痛,可能就是被後世文明遮蔽的部分,喀戎又是眾神的導師,因而也有從傷痛走向啟迪的意思。」當知識(普羅米修斯)運用於大眾,古早的啟蒙者(喀戎)就從人們視野中消失。

聲囂,這樣一個以編劇為核心的組織,在某種意義上,扮演的正是喀戎的角色。 2021年是聲囂創辦的第三年。從業以來,張杭見證了很多從業者,零敲碎打,做一陣子就不做了。這種情況在近二十年都是一直在發生的,在疫情期間尤甚。 「中國絕大多數小劇場的積累,不足以應對現實。」

「創辦聲囂的想法比較簡單,當時我想創建一個以青年劇作家為主體的戲劇節。」陳思安對《北京紀事》說,「在國內,劇作家始終處於戲劇工業的下游。一方面,很多人認為市場缺少好的原創劇本,缺少編劇培養渠道;另一方面,屬於青年劇作家的開放、自由和寬容的創作平台又不夠多。創辦聲囂,是希望能夠展示劇作家的創作能量和樣貌,以此來撬動一點今時今日的業態。」

二度暫停的演出與重啟的戲劇思考

「20場之後,劇團才能夠盈利。時間上的推遲和延宕,對於演出行業來說,會增加大量的時間成本。演出,不像水果餐桌這些東西,它是無形的產品,這個產品消費的是觀眾的時間,但能對觀眾的時間造成影響的也是時間。」簡單劇團高彥告訴《北京紀事》。

2021年8月,《瘋狂粉絲》剛首演兩個月後暫停演出。 《瘋狂粉絲》的籌備期很長,疫情期間的不確定因素很多,主創和製作人輕易不敢將其推上日程。選擇《瘋狂粉絲》的原因很明確,在高彥看來,《瘋狂粉絲》的故事性很強,情節較多,演員限定在三人,整體集中又激盪,可以說是一個可行性很強、很商業的劇。

這不是簡單劇團第一次遭遇暫停,上一次發生在2020年2月和3月。在暫停之前,簡單劇團與香港綠葉劇團聯合製作的《孤兒2.0》已在國內巡演了近百場。疫情發生後,綠葉劇團不得不回撤,而簡單劇團原有的計劃悉數中斷和延宕。

在疫情期間,高彥身邊的戲劇朋友開始轉行做微商、賣保險、考公務員。戲劇人開始失去獨立創作的立場,或者過度依賴文化藝術基金,高彥外在內在都很著急。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文化創意創業管理專業畢業後,高彥一直從事戲劇工作,他在2014年、2015年在天津大劇院做戲劇策展工作,廣納當時主流與先鋒的戲劇創作,至今仍是他引以為傲的事。高彥投奔戲劇的時間不算晚, 他自認為經歷了中國青年戲劇的小高潮,2010年前後,他日夜鑽進劇院劇場看戲,如痴如醉,從此走向了戲劇不歸路。

今天,高彥不得不面對來自家庭的壓力,房貸、教育、生活,每一項都要負擔得起,都在爭奪理想事業的土壤。用高彥的話來講,戲劇事業無法匹配家庭幸福度的需求。 「年齡在增長,家庭在成長,父母在衰老,有家有業的戲劇人又如何用沒有增長的薪水承擔起如此艱鉅的人生呢?」

為青年戲劇人不憚言說的資金和困境,中國最優秀的戲劇製作人之一王可然也不得不面對。從2015年到2019年,中國話劇市場的增長幾乎處於停滯的狀態,戲劇場次一直穩定在1萬多場,票房收入在7億到8億之間略有上漲。 「中國的戲劇脆弱而艱難,極小眾。在一個經濟繁榮的時代,小眾就意味著脆弱。要知道,中國戲劇曾經受到了來自各方面的傷害,這麼極小眾的觀眾市場曾經也不在了。但是不在了,並不意味著沒有這個市場。」王可然表示。

2020年全國劇院停演期間,王可然依然將製作更好的作品放在了首要位置——在做好安保的情況下,完成了央華年度大戲《雷雨》、《雷雨·後》的製作;央華戲劇還聯手劉愷威工作室發起了對疫區湖北弱勢群體的捐助。

在王可然看來,戲劇,不僅僅是舞台藝術,「戲劇人在戲劇中」,他「用自己的職業關注自己的人生」。自2008年至今,王可然率領央華團隊製作了數十部話劇,《陪我看電視》《寶島一村》《暗戀桃花源》《如夢之夢》《冬之旅》《情書》《猶太城》……回首這十餘年的歷程,王可然以為,堅持下來的動力是用戲劇、舞台和觀眾的靈魂對話,幫助他們獲得溫暖與愛。

《如夢之夢》在2021年的全國巡演,依然上演著十年來「一票難求」的傳奇——只是,收上來的票房,因為再度疫情,得退回到需要等待的觀眾手裡。 《如夢之夢》講述的是「五號病人」的旋轉人生,他瀕臨死亡,又返回往事之中,陷溺於一場場轉圜的夢中。 「有沒有誰,看見過我的臉?……旁邊另外那個人永遠不見了,或者像一個人從一個車禍中站起來,發現沒事,拍拍自己,就從此走開了,去過一個全新的生命。」

在高彥看來,對於民營戲劇市場來說,《如夢之夢》在跨十年的成功恐怕難以複製。在高彥的規劃中,簡單劇團要走向一條群眾喜聞樂見的道路。現實題材、故事性,這是高彥選擇戲劇的標準所在。 「像我們這些小的製作公司,目前需要做一些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戲,以前比較追求的探索性的劇可能要稍微稍微放放。」

疫情敦促所有舞台藝術從業者再度深入思考這門藝術本身——在疫情面前,王可然所強調的愛與真,變得格外重要。 「得真是在表達對他人的關切」。張杭表達了同樣的想法,「我們真正面對的一個問題還是要走出來,走出個人經驗,走向時下的現實空間,去了解、去思考、去實踐。要不然當某種未來到達我們,我們將毫無準備,自己的寫作也無法應付那樣的現實。」

與觀眾靈魂的共榮,這是王可然數十年戲劇生涯提煉出來的經驗之詞,「中國的戲劇觀眾沉睡在無限廣闊的市場裡,沉睡在無限廣闊的社會裡,沉睡在無限廣闊的城市裡。他們不是不需要戲劇,而是沒有感知到戲劇對於他們的生命的關心,戲劇的意義,戲劇的能量。我們要去努力地做到它、做出來這個方向。」

2021年7月31日,央華戲劇創始人王可然回憶著「一年前的今天」,北京保利劇院舉行的「戲劇人在戲劇中」之「用自己的職業關注自己的人生」紀念曹禺誕辰110週年特別行動。 「一年,一起體會無常,一起共赴劇場,一起歡笑一起共度時艱。劇場和我們(劇組+觀眾=我們)同在,就如數千年時光,戲劇一直體驗著塵世間,一直刻印著塵世間。一年前的今天我們相信疫災終會過去……一年後的今天,我們依然相信!願我們愛護好彼此,劇場見。」

文丨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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