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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草書是如何發展起來的?這些條件缺一不可


公元 960 年,後周任都點檢趙匡胤在出兵討伐北漢聯軍的途中,發動了「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因其發跡在宋州,故稱國號為「宋」,建都於汴梁(今河南開封),史稱北宋。趙匡胤就是「宋太祖」。北宋滅亡後,宋高宗趙構在臨安(今浙江杭州)建立了南宋。

兩宋歷時將近 320 年,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轉型時期。這一時期,經濟、政治的變化帶來了宋代文化高度的發展,國家的繁榮和統一對經濟的發展也帶來了有利的條件。與此同時,宋代的文學藝術,也在這種相對穩定和諧的大環境中風起雲湧的發展著。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中的書法藝術,形成了與唐代並駕齊驅的兩座書法史的高峰,書法史的發展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藝術來源於生活,書法家作為藝術創作的主體,也是生活在真真實實的社會當中的,閉門造車的行為產生不了動人的藝術。所以一個朝代的經濟、政治、文化、思潮等,無不潛移默化的影響著藝術實踐的主體。北宋草書的發展,是各種因素契合的結果。首先是帝王的提倡,特別是宋太宗對草書的喜愛,引導了北宋初期的草書熱現象,也奠定了北宋草書的風格基調。政治制度對草書直接或者間接的影響著,而經濟的發展則為書法家盡情揮毫提供了物質的保障。另有,北宋儒釋道三教合一,學術思潮潛移默化的滲入到書法的審美和創作中。宋代的書法家更重視書法的抒情性,在正體發展不振以及古法中絕的背景下下,這些書家的注意力不約而同的都轉向了行草書。

一、宋太宗的推重及政治、經濟的保證

1.宋太宗對草書的推重

北宋一共有九位皇帝,一祖八宗。在宋初的宋太祖時期就開始大力倡行右文政策,「藝祖皇帝(即宋太祖)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宋太祖重用文人,在這樣以文治國的局面中,藝術隨之繁榮發展。宋代的帝王和王公大臣都很喜歡書法,尤其喜歡草書。朝野上下無不受到這種審美趨向和意志的影響。

《書史會要》中著錄善書法的皇帝有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共八位皇帝,善草書的有宋太宗和宋徽宗,並且都有草書作品傳世。皇家宗室中善書法的有十三位宗室,其中善草書的有冀王惟吉、欽聖憲肅皇后、趙仲忽、趙令穰、趙子澄,共五位。無論皇帝還是宗室成員,對書法的喜愛是不變的。

宋太宗應該是當之無愧的北宋最喜愛草書的皇帝,這在很多文獻中都有記載,如《書史會要》雲:「真造八法,草入三味,行書無對,飛白入神。評著又謂行草可逼盛唐,但短於風韻耳。嚐出御府所藏曆代真跡,命侍書王著臨搨刻版禁中,世謂之《淳化閣帖》是也。」1從傳世的宋太宗的草書作品來看,其草書水平的確高超。陶宗儀是明代人,對宋朝太宗的評價雖然有一些譽美的成分在內,但是還是比較客觀。

宋太宗本人不僅親自進行草書的書法創作,而且大量的購置以行草書為主的歷代書跡,《宋朝事實類苑》記載:「(宋太宗)上聽政之暇,搜訪鐘王之跡,以資閱玩焉。御毫飛動,神機妙思,出奇軌制。」所搜得鍾繇、王羲之的書跡,命以王著為代表的翰林待詔等大臣經過甄選之後,摹刻在棗木板上,一共十卷,這就是《淳化閣帖》。然《閣帖》的修著也是宋太宗「粉飾治具」的方法,而且的錯誤很多、流傳不廣,但是篳路藍縷的重要作用卻是極重要的,隨後其他刻帖翻刻成風。這是書法史上第一次如此大規模的對書法學習範本進行普及,而且是以帝王意志為標準。《閣帖》中收錄了四百一十件作品,其中王羲之、王獻之的作品共二百二十二件,以二王的行草書為主。作為刻帖主流書體的行草書,藉著刻帖的東風大行其道。從這種宋初「草書熱」的角度上來看,宋太宗的作用不言而喻。《淳化閣帖》中草書的甄選代表著皇帝的意志,皇帝學習二王一系的草書,對二王的推崇到了一種無以復加的程度,之後的尚韻書風正是這種推崇的餘緒,有宋一代的書風就在這種崇王的思想籠罩之下。

不僅是通過提供學習書法的範本來普及草書,帝王在一些場合中,也不失時機的使用草書。宋太宗用草書寫就作品賜給將領,一方面可以用書法來粉飾太平,另一方面得到賜書的臣屬看來,這是一件沾染皇恩雨露的榮譽之事。另外,也應當會留意到太宗所使用的書體,以此為契機來窺探皇帝所好。上行下效,大臣們也會在潛移默化之中留意學習草書。

不僅是賜書,就連宋代的錢幣也要親自用草書來寫。 「淳化元寶」,即宋太宗在位的淳化年間鑄造,是鑄的第二版錢幣,一共分為三種,各用楷書、行書、草書寫就。楷書寫的典雅大氣,行書飄逸流暢,草書雄健爽利。這種「三體書錢幣」在中國錢幣歷史上是第一次。到了至道年間,宋太宗又用「三體書」御書了「至道元寶」。「淳化元寶」、「至道元寶」這種由皇帝親自書寫錢文的鑄幣,被稱為「御書錢」,宋太宗也開了用草書寫錢幣的先河,「前世錢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皇帝始以宸翰為之。即成以賜近臣。」1這種「御書錢」在宋代鑄造量很大,流通範圍較廣。宋太宗用草書書寫,無形之中提高了草書的地位,引領了名學習草書的熱潮。

這種由統治意識引領的草書風尚,影響了或者直接干預了時人對草書的學習。不管是親身實踐、收藏名跡,還是命令大臣修著《淳化閣帖》,宋太宗在北宋草書熱的現象中起了舉足輕重的重要作用。宋太宗喜歡草書,在很大的程度上引領了社會風氣。太宗以後,歷代皇帝均有涉獵書法,善草書者也不乏其數。雖然帝王提倡書法有一定的政治、社會功用目的,翕然嚮往的學習者有一部分是把此當做晉身仕途的方法,但是也引領了書法不斷髮展。

2.政治對草書發展的影響

對於書法的倡導,帝王不僅是親身實踐,而且不辭餘力的從各個方面倡導。宋代的科舉制度和銓選制度與唐代相比有了不少的變化,對於書法的影響也有所改變。

書學在唐代是取仕的內容之一,但是到了宋代,雖一度承襲著唐代的制度,但是後來只是曇花一現,其後廢止。李慧斌先生在《宋代制度層面的書法史研究》中考證,宋代「書判拔萃」制度在宋仁宗朝廢止,「書判」制度在宋神宗朝廢止。即如果要進入仕途的話,已經不需要「楷法遒美」這樣的條件。洪邁在《容齋隨筆》中,將這一現象分析的很清楚:「唐銓選人之法有四:一曰身,謂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凡試判登科謂之入等,甚拙者謂之藍縷,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即授官。既以書為藝,故唐人無不工楷法……非若今人握筆據案,只署一字亦可。」1洪邁是宋朝人,文中的「今人」即宋人。洪邁所說的「只署一字即可」,雖然有誇張之嫌,但是也反映了時人不善書的現象,這種現象以及產生的原因都是與唐人相比較。唐朝人以身言書判取仕,所以不管是否能進入仕途,對書法的學習是必不可少的。而宋代沒有了這種制度的制約,正體逐漸不被重視,反而會引導者人們的注意力轉向草書。

在這種情況下,一些有識之士就提出了創辦書學校的想法。在崇寧三年(1104 年),書學校正式成立。對書學生的要求與唐代也不盡相同:

書學生,習篆、隸、草三體,明《說文》、《字說》、《爾雅》、《博雅》、《方言》、兼《論語》、《孟子》義,願佔大經者聽。篆以古文、大小二篆為法,隸以二王、歐、虞、顏、柳真行為法,草以章草、張芝九體為法。

這裡的「《說文》、《字說》、《爾雅》、《博雅》、《方言》、《論語》、《孟子》」均為文化課所學內容。而技法中的「隸」,並不是現在的「隸書」,而是以「二王、歐、虞、顏、柳真行為法」的楷書,兼學行書。與前代所不同的是,在技法學習加入了「草書」,範本是以張芝為代表的章草書。草書在宋之前的書學校中都不被重視,在宋代成為書學校的技法學習內容之一,使得草書的地位得到了提高,為以後草書的繁榮打下了基礎。

3.經濟保證

經濟為北宋草書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在提到宋代的時候,人們往往用「積貧積弱」這四個字來形容,其實是有些片面的。宋朝在唐朝的基礎上繼續發展,經濟發展的程度與唐朝相比更是不相上下。宋代的農業發展水平超過隋唐;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的其中三項:指南針、印刷術、火藥在宋代有了極大的發展;「商行」組織較唐代不斷增加,產生了世界上第一張紙幣「交子」;「租佃契約關係」在宋代普遍盛行……如此種種現象表明,宋代經濟並非「積弱」。鄧廣銘先生指出:「兩宋時期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黃仁宇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國大歷史》中提到:「公元 960 年宋代興起,中國好像進入了現代,一種物質文化由此展開。貨幣之流通,較前普及。火藥之發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針,天文時鐘,鼓風爐,水力紡織機,船隻使用不漏水艙壁等,都於宋代出現。」2總的來說,宋代的經濟畢竟在向前發展,百姓安居樂業,這種繁榮一直持續到宋徽宗朝。

不同於五代十國的紛亂局面,我們不難發現大宋王朝有其強大的一面。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為文學藝術的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以及發展的溫床,衣食住行有了保障,人們才有更多的精力投身到藝術的欣賞和創作當中,這樣就引領了宋代的藝術的空前發展。同樣,宋代特有的經濟特徵這也會影響宋代書法的的風格特徵,書法也會在這樣變化萬千中產生不同以往的嶄新面貌。書法作為一種抒情達性的藝術,若要用一種書體與當下的生活來想稱,那麼非草書莫屬。

二、北宋學術思潮的影響

從書法中可以找到中國哲學的思想,相應的,在特定的朝代中,學術潮流也勢必會對書法產生直接或者潛移默化的影響,左右著書法創作和欣賞的主體的思想傾向,並對書法作品的式樣進行調節。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中國傳統哲學和中國傳統藝術的一種自然而然的契合。北宋的哲學思想,也毫不例外的對北宋草書的創作注入了新的靈感和元素。如果深層次的去探究北宋草書變化痕跡的話,學術潮流的影響是一個關鍵。

正如書法由唐代書法重在法度向宋代推崇自抒心性的轉變一樣,在學術潮流上,宋代思想文化潮流雖然會受到唐代思想潮流的影響,但是每一個朝代都會在自己朝代時風的影響下,產生出屬於自己朝代的思想潮流,深深烙印上了自己朝代的精神意識。對舊有思想的打破和超越,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更難能可貴。

1.禪宗思想的影響

佛教和道家思想相融合,產生了禪宗思想。禪宗精神就是不凝滯於物,從而達到一種物我兩忘的境界。在宋代,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平民百姓,從文化到思想,從政治到藝術,禪悅之風極其盛行,禪僧文士化、文人禪學化現象逐漸增多。由於禪宗追求一種精神的解放追求任性的自然流露,這與宋代文人士大夫的思想不謀而合。從書法上來看,禪悅之風是書法藝術的一個重要的精神支柱,就草書而言,由於參入了「直指人心、明心見性」的禪宗思想,北宋草書一改唐代草書對書法「正統」的推崇,而轉向「意足我自足」這種張揚個性的發揚。

禪宗的思維方式潛移默化的滲入到書法家的創作思想之中,北宋的草書家黃庭堅,首先嚐試著把禪宗思想融入到草書創作,並且在評述書法的過程中,把主張「心既是佛」的禪宗思想與書法藝術完美的契合。《山谷題跋》中多條論書語句,無不閃爍著禪宗思想:「餘嘗評書,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至如右軍書,如涅槃經說伊字具三眼也。此事要須人自體會得,不可見立論便興諍也。」可見,黃庭堅論書中的 「字中有筆」、「小僧縛律」、「講僧參禪」、「散僧入聖」的這種以禪論書的傾向,都表現了禪宗對黃庭堅書學思想的滲透。「禪」主張「無我」,草書創作亦講究「欲作草書,必先釋智遺形,以至於超鴻蒙,混希夷,然後下筆。古人言『匆匆不暇草書』,有以也。」,即寫草書之前要把任何顧慮和一切干擾拋棄掉,進入一種忘我的精神狀態。黃庭堅的論書思想可以看做是宋代「以禪論書」的典型。

禪宗追求的頓悟、得妙於心、在黃庭堅的思想中根深蒂固,由此轉向書法中,研習書法也是提高人們內在修養的一個好的途徑,對心境的磨練,以至可以達到一種「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的一種禪宗境界。在北宋這種「禪宗思想」轉化到書法上的思潮,受到了北宋書家們的歡迎,和書家們審美趣味一拍即合。

2.儒家思想的影響

魏晉以後,儒、佛、道三家在長期的碰撞、交融過程中,在北宋的時候演更成為了三教合一的局面。其中在這三教交融的過程中,儒家經典受到重視,並且儒學一直佔有主體地位。由此建立起一個以儒家思想為核心,與佛教、道教相溶合的宋學,即宋代的新儒家學說。「宋學的基本特點是宋代的學人和士大夫不再信守漢唐時期的章句訓話之學及其師法、家法,而注重通過自己對儒家經典的理解直接探求、發揮義理,從而形成自己的理論學說和思想體系,所以宋學又被稱為義理之學。無論在治學方法、學術思路,還是在學風與學術氣象上,宋學都與傳統的漢學有很大區別。宋學之取代漢學,在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宋學家們廣泛吸取前人的智慧和理論成果,以探求義理、復興儒學為己任,從而使宋代思想文化領域煥發了勃勃生機。」,儒學到了宋代,儒士所關注的內容是義理之學,形成了儒家哲學的特殊形式,即理學,由邵雍、周敦頤始創,繼而由朱熹建立起了「致廣大而精微」的宋代新儒學派。宋代書法力圖從唐代書法高峰中另闢蹊徑,無不與這種新理學追求有心而發,疑古出新的風氣息息相關。

儒家思想雖然在歷朝歷代的具體內涵不盡相同,不過一直作為主流思想而存在。儒學思想一直提倡的「仁、義、禮、智、信」,在今天仍然是人們要遵守的道德規範,約定俗成深入人心。宋代的論書更重視「以人論書」,與儒家思想中對「仁」、「德」的推崇相契合。儒家思想中傳統的綱常倫理等一些道德層面的標準,影響著書家的藝術思維。

三、北宋之前草書的積澱

草書原本是因為書寫方便才出現的,在其後的發展過程中,由於其自身獨特的魅力,才逐漸由「草體」轉化成「草書藝術」。篆書、隸書、楷書這種正體往往看起來大小齊平、上下方整,這種整飭往往會給人帶來望而生畏的感覺。草書的點畫形態變化最為豐富,更能給人留下想象的空間。

在東漢時期出現了空前的「草書熱」現象。這種「技藝之細者」且被趙壹認為是「一無所用」的的草書,卻與當時與世人的喜好一拍即合,對草書的狂熱喜愛成為了一種普遍的現象,並且賦予了草書生生不息的頑強的生命力。就算是開放的當代人,也應該很難理解東漢人們那種不為功名的熱情到底是從何而來。

到了東漢後期,這種對於草書的熱情直接就引導了草書一體從實用向藝術方向發展的趨勢。並直接促使了草書從東漢末轉向魏晉蓬勃發展,首先表現在章草以《急就章》這種字書的樣式被固定下來,無論是點畫還是字形結構,都成了固定的樣式。其次表現在今草的發展步入了一個廣闊的舞臺。雖然在張懷瓘的《書斷》中曾認為:「草之書,字字區別,張芝變為今草,如流水速,撥茅連茹,上下牽連,或借上字之下而為下字之上,奇形離合,數意兼包,若懸猿飲澗之象,鉤鎖連環之狀,神化自若,變態不窮。」張懷瓘所說的張芝把草書變為「今草」,並且「上下牽連,或借上字之下而為下字之上」。這種論斷也是沿襲張懷瓘「張芝創今草」一說。「張芝創今草」一說難免有些武斷,因為依照目前已經出土的考古資料來看,在漢魏時期還沒有今草產生。再者任何書體的出現都不可能是一個人的功勞,張芝可能對今草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不能以偏概全而不顧文字的發展規律。所以「張芝創今草」一說是不可信的。

對於今草具體是何時產生、怎麼樣產生,無論是古代還是現當代學者,都有很多討論和商榷,在其中又不斷牽扯出新的問題。張恆奎先生博士論文《草書體流變研究》一文中,對草書書體及其風格流變做了翔實嚴謹的考證,可以說是草書研究中比較能夠還原歷史事實的文章。今草什麼時候產生和成熟的,這個問題還有待進一步考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根據現有的資料來看,在西晉時期今草已經初步具有了一定的水平,從而為東晉時期今草的成熟和基本定型奠定了基礎。

王羲之、王獻之重要的貢獻是完成了一場新體書法的革命。從流傳到今天的傳為王羲之的草書作品來看,王羲之對草書的貢獻可以說是為今草的確立奠定了一個基本的標準和規範。從整篇章法上來看,打破了章草字字獨立、不相連屬的樣式,字與字之間的牽絲連帶增加,上下貫通。從單字來看,點畫較之於章草更加簡化,使轉靈活多變,書寫性增強。總的來說,王羲之創立的草書書體已經完全不同於章草的面貌,草書的態勢隨著筆勢的變化也變得靈活起來,這成為後世草書的標準,也為狂草的龍飛鳳舞奠定了基礎。王獻之在其父王羲之的基礎上,天才一般的對王羲之創立的今草標準進行「破體」的改造,字與字之間更加連綿,點畫更為隨意和更為狂放不羈,個性更為明顯。

草書到了唐代,一如大唐盛世恢弘的氣勢一般,以張旭、懷素為代表的狂草成就是草書發展史上的一座高峰,他們的狂草更向著自由和寫意發展,無拘無束。然而在張旭、懷素之前,唐代早期的草書風格,則是籠罩在王羲之書風之下。最主要的原因是唐太宗在位期間,大力的推崇王羲之的書法,並親自撰寫了《王羲之傳論》:「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就這樣,王羲之「楷模」的地位被確立起來,舉國盛行的是具有「中和美」的王羲之草書風格。

這樣,草書自初唐到中唐,一直是王羲之的書風為最高的審美標準。相比之下,張旭、懷素狂草的自由爛漫,與王羲之的「不激不厲」相比較,就顯得與國家所標榜的「中和美」格格不入。「狂草」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應該是屬於今草的一種形態,是一種較二王今草一系更為連綿、更為狂放的一種今草樣式,是書家對今草進行藝術發揮的一個極致。董逌《廣川書跋·張長史草書》中對張旭創作草書時的癲狂狀態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故凡於書,一寓之酒,當沉時,不入死生優懼,時振譬大呼,以發其都怒不平之氣。至頭抵墨中,淋漓牆壁,至於雲煙出沒,忽乎滿前,醒後自視,以為神弄,初不知也。今考其筆跡所寄,殆真得是哉!夫神定者天馳,氣全者才放,致一於中而化形自出者,此天機所開而不得留者也。故遇感斯應,一發而不可改,有不知其為書也。蓋神者先受之而志乎書者,則自繼乎經營之跡矣。他日有復請,其書已失,豈知縣解一盡而萬物形可復更求其至邪?」「顛張醉素」所代表的狂草,是唐代草書,甚至是草書發展史上的高峰。狂草雖狂,然而卻是在字法、筆法的基礎上來抒情達性。由此可見,「狂草」主要是指書家在寫草書時候一種癲狂的狀態,並不是單獨的一種書體。

從藝術的發展上來看,雖然是對這種風氣的一種新的突破和大膽的嘗試,不過對於封建禮教而言,這種「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的狂草風格卻有些近似於「野狐禪」,被認為是「出法度之外」。這樣,勢必會招來一些衛道夫的聲討抱有懷疑態度的,他所推崇的,是晉人草書的蕭散,晉人草書的妙處,是在法度之內的恰到好處,而張旭、懷素這樣的狂草,不被趙孟堅看做為草書的正統。

其中的「晉人格轍」,就代表了唐代以後對晉代草書的看法。後人眼中的「晉人格轍」,應該主要是指意王羲之為代表的晉人書法作品風格。正如《王羲之傳論》中唐太宗所標榜的那樣。鍾繇的楷書楷法尚未完備,「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王獻之的字雖然有王羲之書風的神韻,可是獻之的字又太新巧,「觀其字勢疏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2而王羲之書法的風格既有著魏晉風度的蕭散簡遠,又在規矩之中。這種「晉人格轍」的確立是一種「盡善盡美」的理想標準,符合傳統教化,符合「天地秩序、天地之和」的禮樂制度。就這樣,王書就成為了一種典範式的理想化書法符號,屬於優美的、中和的型別,千載傳承。

北宋草書的繁榮離不開宋之前草書發展的積澱,無論是草書的筆法、字形還是章法,北宋書家沿著草書發展的歷史進行了繼承和創新。一派是以米芾、薛紹彭為代表,他們主張草書要以二王為法則,反對學習張旭、懷素等唐人狂草書法。風格上大致追求魏晉草書的平淡和韻致。另外一派則以張旭、懷素、楊凝式為師法物件,醉心於酣暢淋漓的大草書風,但是學習的同時,對這種風格進行了變化,張旭、懷素書風中過分癲狂的情緒,被北宋文人式的淡遠所取代。

另外,本文在行文的過程中主要沿用了宋人書論中對「草書」概念的指向,專指書法藝術上所說的「今草」。與章草相比較,「今草」省略了章草具有隸意的捺畫,打破了章草字字獨立的章法佈局,字與字之間上下呼應、筆斷意連,字群成為一個整體,而不是以單字為單元。「今草」的可識性進一步降低,但是也有一定的書寫規範。「狂草」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應該是屬於「今草」的一種形態,是一種較「二王今草」更為連綿、狂放的一種今草樣式,是書家對今草進行藝術發揮的一個極致。本文在行文中為了突出書家草書的純藝術化,沿用「狂草」這一概念,只是作為一種現象來進行研究,並不代表把「今草」、「狂草」視為對等的兩個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