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經濟諾獎得主戴維·卡德:替哈佛打官司,發現最低工資真相


文/陳永偉

幾年前,哈佛大學捲入了一場官司。一批亞裔學生指控哈佛,在招生當中存在歧視行為,因而要求哈佛進行賠償。歧視這個問題,在美國是一個十分嚴重的政治問題,因此面對指控,哈佛大學也不敢怠慢。為了論證自己在招生中並沒有存在著對特定族裔的歧視,哈佛校方專門邀請了經濟學家撰寫了報告,作為呈堂證供。

我們知道,哈佛本來就是經濟學重鎮。那麼,能在哈佛的訴訟當中出任經濟學專家的究竟是何方神聖呢?令人意外的是,他並不是某位哈佛的校內職員,而是來自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戴維·卡德(David Card)教授。

卡德1956年出生於加拿大,1978年在加拿大皇后大學獲得學士學位,1983年獲得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學位,畢業後就進入了芝加哥大學任教。此後,他先後輾轉於普林斯頓、哥倫比亞、哈佛等頂尖學府,並最終「落戶」伯克利,隨後執教至今。

卡德的研究集中在勞動經濟學領域,其研究興趣包括最低工資、教育回報、移民,以及不平等等。

在卡德所有的論文中,最有名的一篇可能是1994年和克魯格共同發表的《最低工資與就業》。眾所周知,最低工資是經濟學中爭議很大的一個政策問題。儘管公眾普遍認為,最低工資法是保障職工就業條件的一項法律,但很多經濟學家卻對此大有異議。例如,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就一直斥最低工資法為惡法,其邏輯也十分直接:當政府出台了法律,保障了員工的最低工資時,企業僱傭員工的時候就會面臨更多的猶豫。這樣一來,整個勞動力市場上的就業需求就會下降,而這會使得勞動力市場上的失業出現大幅度的增加。當然,無論是支持最低工資也好,反對最低工資也好,經濟學家的觀點也好,更多都是一種理論的推演,而實證的證據則相對缺乏。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原因就在於,對一個政策進行評估就是比較難的事情。從理論上看,要考慮一個政策的影響,就要對有了政策,以及沒有政策的「反事實」狀態進行一個比較。但在政策已經實施了之後,「反事實」就已經不可見了,因此要進行類似的比較也就不可能。那麼,怎麼處理這個困境呢?一個思路就是所謂的「倍差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這個方法的思路十分類似於自然科學中的實驗,具體來說,它假設在現實當中有兩組觀察對象:一組是接受了政策的控制組,而另一組則是沒有接受政策的對照組。在進行政策之前,兩個組在表現上有所差別,而在政策引入後,這種差別將會變化。從統計上看,這個差別的變化就是政策的效應。早在19世紀,公共衛生學家就把這個思路用來分析倫敦的霍亂問題。而卡德等人則借用了這個思路,對最低工資的影響進行了分析。

具體來說,卡德和克魯格選擇了最低工資法發生變化的加州快餐店作為控制組,而最低工資未發生變化的亞利桑那州、佛羅裡達州、喬治亞州、新墨西哥州以及達拉斯市作為對照組。通過構建工資與就業水平的倍差法模型的比較。他得到了兩個結論: ( 1 )該政策不僅提高了加州低收入群體的收入, 還提高了該州原本工資超過最低工資工人收入; ( 2 ) 加州大部分的低工資人群的就業情況也沒有受到影響。這意味著,最低工資法並沒有像很多經濟學家預測的那樣降低工作人群的福利,而是有助於勞工福利提升的。

這一篇論文一經發表,就在學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這種影響不僅是理論上的,更多是方法上的。在此之後,卡德和他的合作者利用這些方法對很多勞動經濟學問題進行了研究。在他們的推動下,包括「倍差法」在內的因果推斷方法開始登堂入室,成為了經濟學界的主流方法。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卡德的很多研究都是和艾倫·克魯格一起完成的。遺憾的是,就在前幾年,克魯格已經因為自殺而身故。如果他還在,或許應該和卡德一起分享2021年的諾獎。

編輯宋美璐校對賈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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